“家没有了，庙没有了！”

即使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再次提起1985年的百万大裁军，时任68军某师政治部主任的吴明录，仍旧难以平静。他几度哽咽，连一句话都说不完整，摘下眼镜偷偷抹掉眼泪，充满了惋惜与不舍。

“百万大裁军，当时我们没有准备，68军的军史还没有写完，番号就被撤销了”，这样残酷的现实实在让人难以接受。第68军是一支功勋卓著的部队，但在当时它依然成为了被裁撤的对象。

1985年6月4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伸出右手食指轻轻晃动一下，做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由精简过后的410万人，再裁军100万！

这样大规模的裁军活动，在世界军事史上实属罕见，这意味着从军长到战士，几乎每个人都面临着进、退、去、留的问题。大裁军虽然在情感上有些难以接受，但为了发展经济、精兵强军，从国家发展的全局出发，理智上却必须坚决执行。

然而在当时，除了情感上的不舍，有很多部队领导还有不满甚至是不服，制造了相当大的阻力。得知情况后，邓小平同志言辞强硬的指出，“头头不通调头头”，谁要成为阻碍裁军工作的绊脚石，那就索性把他搬开。

为什么邓小平坚持要推行百万大裁军计划？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又是如何克服阻力顺利进行的呢？

军队“消肿”一直是邓小平极为关切的问题。1985年6月4日，邓小平裁军一百万的重大决策正式对外公布，100万中国军人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这个重大决策让正处于冷战中的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尽管冷战即将结束，但世界仍然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中，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提出的百万大裁军计划，顿时成为各国舆论的焦点。

中国虽然并不是北约或者华约成员国，但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同样面临着诸多来自外部的军事威胁。因而，中国不得不维持大规模的军队，以防范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国内对于大规模裁减军队员额，一直存在着质疑的声音。

该不该大裁军，会不会削减军队的战斗力？邓小平同志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为什么我们下这么大决心要军队减少一百万，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加必要”。

在他看来，“消肿”始终是我们军队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肿，就表现在我们指导战争的能力不高。邓小平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虚胖子非但打不了仗，真打起仗来就是跑也跑不赢。不论从节省开支考虑，还是从提高军队素质出发，都必须消肿。即使战争到来，不消肿也很难应对。

实质上，军队臃肿问题，邓小平早在1975年就提出了。此后，在军队治理方面，先后在1978年、1980年和1982年三次实施了裁减员额的消肿行动。解放军进行过数次精简，1982年现役军人减为423.8万人，但这个数字，仍然相当于美军的两倍。所有人都明白，军队还需要一次大手术，才能彻底的脱胎换骨、气象更新，但具体要裁减多少呢？这又是一个新的难题。

1984年9月30号，就在参加国庆35周年阅兵式的前一天，80岁的邓小平同志，仍然在为中国的大规模裁军方案进行着思考。当时在总参谋部军务部任职的毛凤鸣，亲身参与了裁军方案的制定。

这一天，毛凤鸣接到一个电话，让他立即将制定好的裁军方案送到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的办公室。当时，通过在部队内广泛征求意见，形成了裁军30万、50万和70万的三种方案，大多认为裁军50万最为合适，因而对这一方案做了最详细的表述。然而，当裁军整编方案经由杨尚昆副主席送到邓小平手中，得到的回应却是，裁军力度仍然太小。

在邓小平同志看来，经过中西方的长期对抗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国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步伐。当时中国一年的军费大概在200亿，在今天看来绝对数额不算太大，但实际上已经占到了国家财政支出的15%左右。

军队必须精简，而且是大动干戈、大刀阔斧，为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建设，为了促使军队顺应时代潮流，邓小平决定尽可能彻底的解决军队的臃肿问题。

现有的裁军方案让邓小平感到并不满意，于是国庆35周年阅兵式结束后仅仅1个月，在邓小平授意下，由大军区、军兵种、三总部等军政首长参加的军委座谈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大家共同来讨论研究怎样“消肿”的问题。

正是在这次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对军队进行一次大手术，他提出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裁军目标——100万。

100万的裁军数量令人吃惊，这将意味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将有四分之一的军队人员，要脱下军装、离开军营。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变革，由决策制定到实际施行，面临着巨大的阻力，要实施这一重大决定并非易事。

裁军指标如何实行，主要裁减哪些部队，这些极其复杂而又敏感的话题，触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对于新一轮裁军工作可能遇到的阻力，邓公早有预料，绰号“钢铁公司”的邓小平始终雷厉风行、坚定不移。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何正文将军，作为分管军务动员工作的总部首长，自始至终组织并参与了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被誉为百万裁军的“主刀人”。

兵贵精而不在多，这是古今中外的军事家共同的治军之道。然而，精兵之道，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没有哪位统帅不赞成“精兵”，但真的执行起来，往往又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精简整编的具体组织和落实工作的重担，落在了何正文身上，在几次裁军“大手术”中，何正文都扮演着“主刀医生”的角色。

在整编过程中，大凡涉及被撤、并、降、减的单位，由于直接牵扯到各自大小利益，不可能心悦诚服、一路绿灯。多么尖锐的意见，多么尖刻的语言，何正文都得听、都得看，而且还要有极大的耐心、诚心、热心去做这些单位和这些人的工作。可以想见，这是多么费力而不讨好的工作，在推进过程中会面临多少阻力。

那段时间，何正文副总整天夹着一个大皮包，里面装着各种涉及到编制、精简、统计等方面的文件。不管走到哪里，他都成了让人又敬又畏的人物。说敬，是因为这件事最难办、最棘手、又最得罪人，谁都知道他肩上的担子很重；说畏，是由于他有一把党中央和军委的“尚方宝剑”，他现在的工作只有减法，看准了就是一个字——砍！

在所有的问题中，“头头”的问题是最集中、最突出，也最棘手的。邓小平在1984年11月1日的座谈会上，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的肿，又主要在高层”，与其说是精“兵”不如说是精“官”，揭开了当时军队高层年龄老化的敏感问题。

这些戎马一生、战功赫赫的强兵悍将，确实给大裁军造成了不小的阻力。对于新一轮裁军，邓小平的目标十分明确，这次裁军的最主要对象就是当时的解放军三总部和各大军区、军兵种的机关单位。按照邓小平的想法，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总部机关要带头。然而三总部的裁军工作进行的并不顺利。三总部的许多下属单位，都是由参加革命工作很多年的老红军担任领导，对部队有着很深的感情。

裁军工作停滞不前，负责此事的何正文本就感觉十分为难，这下更是愁眉不展。邓小平在听闻裁军行动进程不顺后，在电话里只说了这样几个字，“头头不通调头头”，只要把绊脚石搬开了，后续自然会容易许多。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句话，但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军队的“消肿”问题，邓小平表现出了坚定不移的强硬姿态，以非同寻常的气魄推动着中国军队的精兵强军，裁军工作得以继续推进。

除了三总部裁军引发的风波，军区合并在当时也引起了震荡。特别是在西南军区，究竟是成都并昆明，还是昆明入成都，枝枝节节最终节外又生枝，直到今天还被人津津乐道。酝酿已久的保留昆明军区、撤销成都军区的方案，在两区撤并定点的最后关头，改变为撤销昆明军区、保留成都军区，来了个“急转弯”，有人将其称为“成昆之变”。

1985年春节前夕，昆明军区机关和部队，到处喜气洋洋，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专程到云南看望部队，向指战员祝贺春节，祝贺对越作战的胜利。胡耀邦等领导同志深入前线，亲切看望参战官兵，充分肯定作战的胜利和昆明军区部队全面的建设成绩。视察期间，胡耀邦还为昆明军区挥毫题词：“国威军威看西南”。

当时，机关中就已经有保留昆明军区的传闻。一些同志认为：

第一，在11个大军区中，昆明军区是唯一还在打仗的大单位。几年来南疆硝烟不断，军区处于战略前方、攻守一线。这是保留昆明军区最充分的理由。

第二，昆明军区主要由原第二野战军主力第四、第五兵团组成，传承着二野的血脉，邓小平是二野的老政委。

第三，胡耀邦为军区题词，可能是保留昆明军区的前兆。

是年4月，全军各大单位参谋长会议在京召开。一番争论之后，主张把军区机关设在昆明的意见占了上风。随着情况的逐渐明朗，昆明军区开始了接收成都军区机关同志的准备。几乎所有人都认定，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时任昆明军区军务部部长的郭发仁回忆道，“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昆明机场，办公室主任李永富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有没有什么变化，我兴奋地说没有变化”。相比于昆明军区的喜悦心情，成都军区的与会人员却是一片黯然，心情十分的沉重。为并入昆明军区计划做准备，成都军区要求每个人都填写了未来计划的表格，给出了离休、退休、转业、调离和上学5种去向。

到1985年5月底，眼看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就要召开，军区合并的方案也即将宣布，就在这时，意外的变故突然发生了。1985年6月3日，随同领导再次来到北京开会的郭发仁，偶然得到了一个消息。中午吃饭的间隙，何其宗副总长告知他，你们主要领导也不坚持保留了。对于何其宗透露的“不坚持了”四个字，郭发仁意识到了什么，但他并不敢去多想，只能静静地等待结果。“睡觉起来以后，谢振华政委就来了，他头一句话就说，‘定了，变了’”。一切陡然生变，已经决定下来，昆明军区最终要并入成都军区。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这还要从刚刚隐退的何正文讲起。作为曾经的裁军工作“主刀人”，他对于百万大裁军的进程依旧十分

成都军区和昆明军区的合并方案突然逆转，昆明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带着将被撤并的消息飞回了昆明。大家都没讲什么话，谢振华政委下了飞机以后差点摔倒。被裁的这一年，昆明军区还担负着作战任务，这一突然变故让所有人始料未及。让这些戎马一生的老兵更加难以接受的是，昆明军区还与邓小平同志有着紧密的关联。昆明军区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第五兵团，即刘邓大军的主力部队。

这样的军区被合并，从感情上的确难以接受，但邓小平决心已定，就如部下所形容形容的那样，邓小平讲话，就像打出去的子弹，非执行不可。站在更高的决策高度上，邓小平同志没有顾虑这是自己的部队，而是考虑全党全军，根据形势需要，该裁哪一块就裁哪一块。听党指挥、服从大局才是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

裁军一百万，许多人的命运将就此改变。邓小平裁军的决心是雷霆万钧，关切的目光却也从未离开过这些默默远去的背影。

1985年6月14日上午，邓小平签署了一份影响到一百万军人命运的文件。这份文件中记录了这样的内容，保留北京、沈阳、济南、南京、广州、成都、兰州军区，撤并武汉、福州、昆明、乌鲁木齐军区。按照裁军100万的计划，将有近80万军队干部和随迁军属需要安置。

1984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座谈会，年届八旬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为百万大裁军定下了调子。他在会上发表的一番讲话，充分表明了对裁军问题的决心。他说，这是一个得罪人的事情，但我得罪得起！但他紧接着又提出要求，这一次就要搞彻底，得罪也就得罪这一次，不能老得罪。

邓小平要得罪的是在百万大裁军中即将离开部队的一大批干部。作为军队干部，军营是他们事业的沃土，也是他们热爱的家园，离开部队自然会有万般不舍。同时，他们的前途也是渺茫的未知的。

和战士的复员不同，军队干部转业，国家需要安排相应级别的工作。而能否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让60万军队干部顺利转业，不但关系到裁军任务的进程，还关系到这些军队干部以及他们家庭未来的生计。

三年之内需要安排近80万军队干部及随迁军属的工作，这样的庞大的数量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可以称得上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如何安置在当时退出军队的人，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邓小平给自己出了道不小的难题。

作为当时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在邓小平的身上不仅有着无坚不摧的意志，却也有着爱国爱民的温情。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知道，百万大裁军是时代的需要。而作为一位像关爱家人一样热爱着祖国和人民的耄耋老人，制定一项影响范围如此之大、涉及人数如此之多的政策，他的心中自然也不平静。

直到现在，当年主要负责转业干部安置的赵东宛，仍然记得邓小平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消肿’比较难的就是安置退下来的几十万干部”。作为一名从军数十载的老兵，邓小平对于军人的特点可谓了如指掌，对于他们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可能面对的困难，也是心中有数。作为顶层设计者，邓小平早有考虑要解决军队转业人员的专业技能问题。他强调，我们的军队要搞得生动活泼一些，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军地两用人才是配合裁军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

在军队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之下，军转干部安置工作终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种各样的军转培训也火热地开展起来。据统计，1985年至1987年间，全国共设立军转干部培训中心60余个，举办军转培训班一万余次，大部分转业干部都得到了妥善安置。许多军转干部在地方的各行各业里都寻找到了人生新的坐标。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也许不能分辨出他们的军人身份，但曾经的军旅生涯和从头来过的创业经历却让他们的人生绽放出格外夺目的光彩。

随着邓小平轻轻伸出一根手指，百万大裁军一声令下，先后有100万人脱下军装，这一支支战功卓著的队伍，这些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军人，面对陌生的生活，没有战场上死的壮烈和生的呐喊，只是一个个默默远去的背影。有人说这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震荡”、“全方位波动”，这样的阵痛是中国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军队素养所必须经历的。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军队干净、利落、稳妥地完成了这样一个伤筋动骨的大手术。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仍然无法知晓，邓小平在谋划百万大裁军时，他内心的复杂心情与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但我们却能清晰地感觉到，这位老人对于祖国和人民充满深情的拳拳赤子之心。当初节约资金、发展经济是实施百万大裁军的一项重要动因，而在经历过裁军的阵痛之后，中国经济的确迎来了高速发展的全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真正要发展，真正要现代化，也需要国家的经济发展作为支撑。

1985年夏天，当“中国军队裁员一百万”这样的大字标题和邓小平同志擎着一根食指的照片，出现在国内外各大媒体的头版上时，曾经举世震惊。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标志性画面，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和成长的精神烙印之一，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中体会到许多许多，比如那暴风雨前的心灵激荡，比如那壮士断腕的悲壮行容。当然，还有一位统帅人物的清醒果断和举重若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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