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4月28日晚上，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对意大利给出了“BBB-”的评级，这一评级仅次于“垃圾级”。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分别是标普、穆迪和惠誉。

惠誉对一个国家给出信用评级，实际上就是对该国偿还外币和本币债务能力的评价。比BBB-更低的评级是BB，而“+”、“-”只表示微调，就像老师给学生打“A”或“A-”的区别。

一旦一个国家被列入“垃圾”评级，则意味着其国际、国内偿债能力的丧失。这不仅会导致国家信用的贬损，更麻烦的是不再有外国机构敢购买该国国债，并促使资金逃离。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力援助，那么最终将导致国家经济崩溃。

在新冠疫情肆虐下，各国政府都亟需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施加影响，而增加政府债务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意大利政府很有可能将因为评级被下调而无法从债券市场募得资金。

比如2017年，惠誉将南非长期外币主权信用评级从BBB-下调至垃圾级的BB+，将长期本币信用评级也由BBB-下调至BB+。南非曾经是金砖四国之一，现在几乎没人再提这个概念了，南非经济遭遇滑铁卢。

2012年，惠誉给希腊打出了“C”的评级，这是垃圾级里边最垃圾的一档。实际上，这不是惠誉一家的评级，其他2家也给出了“垃圾”评级。这直接导致希腊失去了依靠自身发行债券渡过经济难关的可能，没有国际机构再敢买希腊国债。最后希腊是在欧盟的多轮救助、债务重组和中国援手之下才得以逐步走出危险区。

惠誉判断，今年意大利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将上升约20个百分点，至156%，而经济将在支出激增的同时下跌8%。惠誉认为意大利的现状将加剧人们对该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怀疑。这是它下调评级的公开理由。

可以预料，如果意大利的疫情继续发酵，那么离“垃圾级”只是时间的问题。曾经，欧元区国家救助一个希腊都十分费力，更别说未来可能要救助意大利了。

国际三大国际评级机构都是百年老店，其中标普的历史最悠久，创立于1860年；穆迪创立于1909年；惠誉创立于1913年。它们，都是美国公司。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 · 克鲁格曼就曾压抑不住愤怒，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抨击评级者》，他说评级机构是个貌似高尚且值得尊敬的行业，但却制造了大量的利益冲突。

比如2008年，标准普尔等评级机构开始热炒所谓中国国有大银行的债务和坏账问题，把其信用评级评得极低。结果，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一些国际金融巨头得以借此低价购进中国银行股份，从中大捞了一笔。

2004年，当布什总统表示要通过国际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时，穆迪当即表示将会降低中国债券的评级。

截至4月29日，意大利并不是欧洲国家中疫情最重的，西班牙的确诊患者比意大利多了3万多人；而如果以国债占GDP的比例为标准，那么日本早就应该是垃圾级了。日本国债达10.3万亿美元，占GDP的206%，超过意大利的156%。但标普给它的却是A+评级。

比如在2008年雷曼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前，评级机构给出的是A的评级。直到2008年9月15日雷曼申请破产保护后的第二天，评级机构才将它的评级降到了垃圾级。

评级可以操控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尤其对于债务规模庞大的国家，评级机构往往可以落井下石，阻断其融资渠道。

意大利会否因为评级被下调而走入更加艰难的境地，我们不得而知。但想必意大利政府一定感受到了风平浪静下的疾风甚雨，感受到了来自美国的暗暗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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