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修例风波引发的暴力行为持续了五个多月，而在止暴制乱的过程中，处处都可以见到香港警方谈判专家的身影。他们在面对数百名暴力分子时，向对方喊话游说，对制止暴力行为起到了关键和有效的作用。在八月初，一段警方谈判专家向暴徒喊话的视频走红网络，语气温柔、循循善诱而又有理有据的劝导方式，让众多网友都点赞称“太走心了”。

这位喊话的警官是香港沙田警区行动助理指挥官、谈判专家林景升总督察。他1996年加入香港警队，2001年加入警方谈判工作组，经过18年谈判组专业训练，出勤次数超过100次，参与过多起针对恐怖主义活动、挟持人质、企图自杀案件的谈判，在聆听和沟通方面十分有经验。在接受直新闻专访时，林景升表示，警方的谈判工作，最终目的是和平解决事件。他也和我们谈了谈这五个多月来的心路历程。

以下是采访文字实录：

记者：我们看到您作为谈判专家也出现在香港理工大学的现场，谈判专家在现场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和目的呢？

林景升：一般人会称呼我们为谈判专家，其实我们警察谈判组是一个团队，我们一向都是以团队为单位来做谈判工作。当有暴动发生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可以和平解决。警察每次都是希望能够和平解决的，只不过有些暴徒选择用十分暴力的方法，比如扔砖头、汽油弹，甚至弓箭，这些都是致命攻击性武器。所以警察在逼于无奈之下，用合适的武力，希望能够制止这些暴力行为。所以理工大学这个事情，我们希望有机会用和平的方法，让里面的人士出来接受我们的处理。和平解决事端是我们所希望的。

记者：您在马鞍山警署喊话那次给人印象很深刻，可以谈谈当时的经过吗？

林景升：说起谈判有很多种，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当时在马鞍山警署有一个喊话。其实警方的谈判和一般的谈判工作不太一样。在不同的情况下，需要尝试不同的方式。一般情况下，谈判工作是面对面、一对一的，一个说一个听，你来我往，这是一般的谈判方式。但是比如那次马鞍山警署喊话，是对很多人。首先我们是一个团队，作为整个智囊团、一起去想如何应对这件事，而我在其中的角色是负责喊话的那个。当时在警署外面有几百名示威者，里面什么人都有，年轻人居多。当时我在上面喊话，下面的警队同事会给我反馈，比如（示威者）大声叫，或是不叫，我们会留心有没有眼神的交流，同个别人士说话时对方会不会看着我们，他们的反应、身体语言等等，这些都是沟通的一部分。

说到理工大学的场景，当时就不是我去负责现场喊话了，谈判组在做背后的工作，其他同事也都有其他的行动工作，比如说劝喻他们离开等，也有数百上千人士因为我们的劝喻而和平离开理工大学。能和平解决是我们喜闻乐见的。

记者：您刚才说到谈判工作是以团队为单位进行的，如果您是作为喊话的那个，其他人的工作是如何分配的呢？

林景升：大家知道有部电视剧叫《谈判专家》，里面也有说到团队工作，每个人员有不同的角色，有负责喊话的，有的负责制定策略、做联络工作等，大家各司其职。说个人是“谈判专家”就过誉了，其实背后是我们谈判组一个团队一条心去处理相关事件的。

每次做谈判工作，就算一对一聊天，或是一对多，能够见到他们的反应的时候，其实谈判都是一个有听有说的工作，说完也要接收对方的讯息，包括用耳朵、用眼神，用感觉去接收。沟通很重要。我经常鼓励无论站在什么岗位，就算是反对的一方，多点聆听，例如警方劝喻他们的时候，多点聆听，为什么会有这个劝喻，劝喻的背后目的是什么，都是想和平解决这件事。就算呼吁对方投降的时候也都是为了对方好。都希望他能避免因为受到驱散、拘捕反抗时而受伤。希望他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记者：非法“占中”的时候警队也出动了很多谈判专家和对方谈判，有很明显的效果，这次修例风波中的谈判工作是不是明显地增加了难度？

林景升：这次我见到的是对方快速取用极端的暴力方式，暴力也升级得很激烈。2014年时候我们没见到对方用汽油弹、弓箭，也没见到对方大规模的挖砖扔砖等行为，我们也看不到有人射钢弹珠、淋腐蚀性液体，我们也见不到有人将易燃液体泼向市民，然后点火的行为。和2014年相比，这次我们觉得暴力升级很严重。在这个情况下未必有这么多机会能用到谈判的方式，也未必安全，对方在袭击的时候，未必能找到位置和对方谈。所以如果暴力人士放下武器，听我们讲，大家就都有机会能解决这个事情。

记者：除了谈判组的工作，您也是行动组助理指挥官，最近在行动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工作，面临的压力有哪些？

林景升：大家平时看我谈判工作做得多，其实我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行动工作。这件事之外，我们都会继续做这个警区的行动工作，例如打击罪案，比如黄赌毒活动，也都会协助维护社区治安。同修例风波有关的，我们也都会着手去打击暴力。两方面都要做，所以公事多了很多，很多警务人员都超时工作，面对的压力也递增了很多。

其实修例风波中，除了我有谈判工作的角色，其余比较多的时间我是做行动工作的，当中自己也要带队去处理一些事件。也都有两次，我带队拘捕了一些搞破坏、堵路和刑事毁坏的年轻人。抓了他们以后，我们做一些正常的取证步骤。

有几件事印象很深刻：第一件，是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在我们做完取证工作以后，他和当天我们一个很资深的值日官说，他说阿Sir，想不到你们警察这么有礼貌的。一方面给人感觉是“平反了”，第二方面我们都觉得很无奈，很唏嘘，为什么他们给人家洗了脑了呢？哪里出了问题了呢？警队有这么多年的良好记录，在这件事之前也有不同的民调，民众对警察的服务非常肯定。香港警察的礼貌和效率一向被人称赞，也很公平公正，我们也在想，究竟年轻人接受了什么资讯让他们如此相信。

第二件事，当拘捕处理完以后，也都是一个儿童，需要找他的父母来。他的父母眼睛很红，小朋友也低着头，好像很后悔。我当时自己的心也都很难受，何必呢？我们警察没办法，作为执法者，有人违法就要执法，但对他来说这件事会让他留下案底，影响他日后的前途。

记者：是多大年龄的孩子？

林景升：十几岁的中学生。

我的同事面临的有几类压力，首先是工作时间很长。有时身心都很疲倦，我自己觉得很骄傲，很引以为荣，同事的体力和心理素质都维持得很好。但另一方面，同事最担心和最大压力的是他们家人的安全。有的非法“起底”活动让家人小朋友都被起了底，这些对同事的压力很大，也是无形的。因为长期以来他们在前线战场为香港工作，但在后方又担心家人的安危，小朋友会不会被同学欺负？虽然这些日子我们暂时还没看到有大型事故发生，但心里压力是真切存在的。之前高等法院颁布的“禁制令”，都肯定了“起底”是一个违法、不被允许的行为，我也呼吁大家不要做这样的违法事情，为什么要做一个社会不认同、不允许的事（起底）呢？

记者：香港理工大学内目前还有一些暴力分子在和警方僵持，如果之后还产生暴力行为，警方方面有没有预案？

林景升：这个（暴力行为）会发生多久？我们无法估计，不过警方已经做好了应变的准备，当然我们希望有份策划、有份执行、有份煽动、有份渲染或者有份参与煽动的人可以停止他们的行为。当你选择停止、选择和平、选择为香港做建设，当你选择以合法和平的心态去表达任何的诉求的时候，这件事就结束了，就这么简单。从一个人开始，当每个人都能做另一个选择的时候，这件事就结束了。

记者：您18年谈判专家的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林景升：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第一次出动，就是18年前。到现在都记得，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经过训练，大家看电视知道训练很严格很密集，我当时觉得自己很厉害。第一次出动的时候，谈判专家出动的时候很特别，我们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发生事情，距离最近的那个谈判专家就会第一个到现场。刚刚好，我第一次出动的时候，我离事发现场最近，当时是一个企图自杀个案。现场的同事不知道我是“新牌仔”，总之你是谈判专家就交给你了，交了这个重任给我。

我当时脑海一片空白，怎么办？怎么做好？我看着那个企图自杀的人士，自己一片空白，张着嘴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看着我、我看着他，不知道对着看了多久，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叫我名字说：做得好。我心想哪里做得好了，我还什么也没做呢。这个人是我的师傅，师傅走了过去，开始和对方展开对话。然后我也过去协助他。没过多久这件事就处理好了。

为何印象深刻呢？首先师傅拍了拍我的肩膀表示鼓励，让我有信心，一路做到现在。现在我又做师傅的角色，见到一些新手谈判专家，但他们也没我当时这么“逊”，通常他们一上来都能做到的，都能开口和对方说话的。当他们做得好的时候我也经常鼓励他们，让他们可以更好地迎接新挑战。

这是我的一个小故事，应用到现在的环境、大气候来说，这些选择激烈抗争或者暴力的人士，背后可能都有一个故事，背后可能有对某些事情失望、或有看法的故事，其实有时就当给自己一个正面的机会，给自己一个明天，我们很多时候都可以扭转现状，明天会更好。所以我也希望在这喊一喊话，现在还在使用暴力的人士，立即停止，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扭转过去，让大家都有一个漂亮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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