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太史公司马迁所说“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而这一句话，正是对军事天才毛泽东的完美诠释。

抗战结束后，国共双方均将目光投向了冰天雪地的东北。毛泽东和蒋介石一致认为，要想取得未来国共内战的胜利，东北必须攻占。

正所谓“金边银角草肚皮”，历史上能够夺取的天下的政权，往往都是因为率先夺取了富庶的边陲之地，进而临一面而制群敌。秦、汉、唐控扼关中而一统天下，光武帝刘秀占河北而复兴汉室，其后蒙元起于朔方，满清起于东北，均能以异族而入主中原。

到了近代，国民政府也是如此。国民党以富庶的两广为根据，仅用数年时间便从南方一直杀到东北，完成国家形式上的统一。

而到了抗战之后，中国的地理态势却出现逆转——东北成了必争之地。首先，东北资源丰富、人口众多。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据东北，并在此地建立了大量工矿企业；其次，东北背靠苏联和朝鲜，共产党一旦领有东北，就会得到了一个安全的大后方。这是蒋介石绝不愿看到的。

然而蒋介石毕竟是当时整个国家的领导，抗战之后，全国还有很多地方等着他去接收，兵力捉襟见肘。而我党当时还是地方政权，因此可以放下包袱，让精锐全军北上。

在短时间内，我党便抽调华东、华北十万大军分别从陆路以及海路向东北进军。而解放东北的重任，最终还是落到了刚从苏联回来的林彪身上。毕竟无论是长征和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林彪都非常器重。林彪坐镇东北，统领百万大军，绝非偶然。

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当时占领东北的苏军虽然不会明面上支持我军在东北的发展，但是仍会在暗地里开绿灯。因此我军在东北发展很快，在南满和北满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和根据地。

面对这样的局势，蒋介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蒋介石在美军的帮助下，开始借助美国运输机以及海军舰船，将3个精锐军的兵力逐渐投放在东北。其总司令，正是在缅北立下大功的杜聿明。

去往东北的，都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精锐中的精锐。他们分别是中央军新1军、新6军、52军和71军，此外还有地方派系的60军、93军。前者全美式装备、美式训练，火力强大、训练有素。后两者虽然是杂牌军，但是战斗力不弱，在抗战中久经考验。

很显然，蒋介石想利用这些强大的部队，一举定乾坤，将我军赶出东北。

苏军撤退后，林彪抓住机会，很快便占领东北重镇四平和长春。听说我军攻占四平，坐镇锦州的熊式辉坐卧不安，于是他立即催促躺在病床上养病的杜聿明立即带领手下人马，向四平方向进发。第一次四平保卫战，就这样打响了。而这将是我军第一场大规模的城市防御战。

1946年4月7日，四平外围战役打响，国民党新1军一马当先，向四平发动猛攻。而林彪预料到国军会将主要精力放在四平上，因此抽调长春部队南下支援。几天内，我军主力云集于四平，总数达到8万多人。

四平为何会博取国共双方如此关注？这是因为四平虽然是一座新兴的小城，却是中长铁路和辽源至通化两条铁路的交汇点，成为沟通南满和北满的枢纽地代，也是东北粮油的集散地。

从地形条件看，四平所处的位置一马平川，基本无险可守，因此只能选择城市巷战。根据地形条件，林彪采取机动防御战术——少数部队防守要道，主力部队则随时机动，根据需要投入战斗。

虽然我军到处挖战壕、修地堡、布置火力点。但是由于经验的欠缺，四平保卫战却打得并不是很理想。

在火力配备上，我军最大缺点就是不懂组织交叉火力网，只懂得向前设计。在防御时，只顾眼前的敌人，却不顾两侧友邻部队。敌人蜂拥而来时，火力配备没有层次和纵深。在敌人接近时，指战员不懂进行统一射击，而是各自为战，要么开火早了，子弹很快打光了；要么过晚，敌人已经冲到了面前。

而负责主攻的新一军，则训练有素的多，他们善于步炮协同，战斗开始时，一定用美制重炮狂轰我军阵地。等炮火一打完，前方步兵已经冲到我方前沿100米的阵地上。步兵冲锋时，有机枪在侧面掩护，让我军无法反冲锋，发挥白刃战的优势。

有了新一军这个“老师”，我军可谓缴足了学费。随着我军在本溪的失利，杜聿明终于没有了后顾之忧，于是他派遣另倆支生力军——廖耀湘的新6军、陈明仁的71军包抄四平的两翼，逐渐将我军有限的兵力拉伸在第一线阵地。

到了5月16日，四平的外围阵地基本沦陷，四平已经不能死守下去了。从晚间8点30分开始，各支部队开始有序地撤离阵地。林彪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写道：

“中央、东北局：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处于被敌人切断的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

得到电报后，毛泽东难掩失望，毕竟国共还在谈判，四平的得失与否，是谈判重要的筹码。按照毛泽东的预想，是想将四平变为马德里、斯大林格勒。但是随着四平的失守，谈判局势会朝着与我不利的方向发展。

在四平战役中，我军遭遇了相当的损失，伤亡总计8000多人，部队元气损伤极大，都是久经考验的精兵和战斗骨干，这是难以挽回的损失。对此军史学家得出结论：

“城市防御战不是消灭敌人最有效的方法，四平保卫战是由于对时局估计的错误而形成的，以为守住了四平就能获得和平。这种作战按当时是不甚适宜的。”

林彪兵败四平，损失惨重，已经足够倒霉了。而自幼跟随他作战的民主联军作战科长王继芳的叛变，更让我军形势雪上加霜。熟悉我军内情的王继芳，叛逃时携带了我军大量机密文件。

一开始，杜聿明在是否追击我军方面游移不定，唯恐中了埋伏。然而王继芳所携带的情报表明，林彪的部队在四平之战后，许多部队减员半数以上并失去了战斗力。

因此杜聿明立即改变了以往的谨慎做法，而是命令新六军等机械化部队为先导，大胆分兵冒进，紧追不舍。在以往，国军面对我军，从来不敢分兵冒进、迂回穿插。而这一次，杜聿明对于消灭林彪，至少有了12分把握。

可以说，这段时期是我军在东北最艰难的时期，也是常胜将军林彪此生中最窘迫的一段时间。然而就在这危急时刻，蒋介石的到访沈阳，却意外将我军从危险的边缘拉回了一点。

蒋介石到东北，所有国军高级将领都要拜见，军事行动自然暂停。而我军趁此机会进行反攻，解放了鞍山和海城，并争取到海城60军184师的起义。蒋介石的到访和瞎指挥，打乱了杜聿明的部署。

然而即便如此，当时的军事形势依然严峻。林彪已经做好了哈尔滨失守，整个北满沦陷的准备。甚至林彪还打算和国民党打运动战，到辽南山区去打游击。

因此，林彪给毛泽东发出电报，希望以空间换时间让驻东北的我军赢得喘息和休养生息的时间。他明确要求毛泽东：

“彼集中力量攻打东北，我则应在华北、华中发动大攻势，迫其停战……由于东北根据地尚未真正建立，干部思想混乱、部队不充实和缺乏训练，我方的确以目前能争取到和平为利，以便制造更有利的条件对付国民党以后翻脸。故我们固然要基本上准备作战，但同时应力争和平，准备暂时的一定限度的让步……”

在笔者看来，林彪的建议并非没有道理。从军事的角度看，我军主力损失惨重，粮秣不济、士气低落，确实需要休整一下。林彪建议让步，也绝不是怯懦，不过是缓兵之计。

面对林彪的请求，毛泽东显露了他雄才大略、高瞻远瞩的一面。在回电中，他口气强硬地回绝了林彪的请求。毛泽东认为，国民党一切布置都是为了打。谈判破裂，全国必然大打，东北岂能独善其身？

因此，毛泽东坚定地认为，即使在四平损兵折将，但是依然要靠着这股部队与国民党精锐死磕。

据胡乔木后来回忆，毛泽东做出这个决定时，是经过长时间痛苦思考的结果。其思索的痛苦程度，甚至不亚于1950年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

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林彪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下达如此“不近人情”的命令呢？

首先，林彪考虑问题，往往是以一个将领，一个地方大员的角度看待问题。而毛泽东是政治家，首先考虑的是全局，是政治。

此时国共谈判还在进行，四平战役后，蒋介石在谈判中得寸进尺，要求中共退出察哈尔、热河、山东烟台、威海，东北的哈尔滨、安东、通化等城市。这些苛刻的条件，已经被毛泽东全盘拒绝。如果林彪在东北方面退让一步，只会让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更为猖狂。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军事首先要服从政治。即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另一方面，从军事的角度看，我军并非没有胜算。四平战役虽然失利，但国民党也付出了一万多人的伤亡。当时国民党占据了许多东北重要城市，却分散了兵力，机动兵力肯定会捉襟见肘。

最后，东北是天下之重心。如果丢了，放任国民党精锐入关，对全国解放形势会有毁灭性影响。

因此，敌军在人数上，未必就占多少优势。只要在北满发挥我军运动战的优势，一定能遏制住敌人北进的势头。

得到毛泽东的指令后，林彪打消了退守的念头。虽然他和毛泽东有些分歧，但不得不说，只要是执行命令，林彪永远都是不含糊的。

首先，为了配合林彪的反击，山东军区发动大规模攻势，歼灭3万多国民党军。蒋介石慌了手脚，将本将派往东北的两军派去了山东。

而杜聿明呢？他的战线越铺越大，但是兵力却得不到补充，很难像四平那样集中优势兵力决战。林彪在编练军队、清剿土匪的同时，发动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

在北满，林彪坚决抵御敌军的冒进；在南满，我军则深入敌后、主动出击，在敌人后方“大闹天宫”。

在北满，林彪发明了“硬拼战”，即不以十足把握攻击敌人冒进兵力，而是只有六七成把握就下决心打，狠狠地打。打的结果就是可能成为歼灭战，亦可能双方都损失惨重。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就需要有这种硬拼精神，拼掉敌人几颗棋子，让杜聿明投鼠忌器。

在四保临江的战斗中，我军多次用这种“硬拼战”，击溃、全歼敌人冒进兵力。经过多次失败，沉不住气的杜聿明亲自出马，攻打临江。但却始终奈何不了我军。茫茫的林海雪原，到处都是我军神出鬼没的身影，让国民党军闻风丧胆。

而在1947年3月8日，杜聿明从德惠返回长春时，与我由东向西挺进的部队相遇，差点就做了俘虏。回到长春后，惊魂未定的杜聿明发现长春城守军少得可怜，大部分兵力都派到松花江以北寻找共军主力去了。只要共军发动进攻，长春必然被攻破。

想到这里，吓出一身冷汗的杜聿明再没有之前的猖狂，只好接受事实，排兵布阵都要谨慎很多。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历时3个月，共歼灭公民党五个师，保卫了南满根据地、巩固了北满根据地，用“南拉北扯”改变了国民党“北守南攻”的战略。国民党机动力量，在我军打击下严重削弱，失去了主动进攻的能力，不得不停止扩张势头，龟缩于大城市之中。

如果林彪当时选择退让，恐怕很难让东北革命形势转危为安。在2年时间里，我军在北满开展土改和剿匪运动，建立了稳固的后方。而关内派往东北的2万名干部也不辱使命，很快便拉起一支百万人的大军，无论是质还是量，都远超国民党军。最终在辽沈战役中，47万蒋军灰飞烟灭。随后，第四野战军在猎猎红旗的指引下，以势不可挡的力量解放大半个中国，将战旗从冰天雪地的东北，一直插到了海南岛。

而这，我们也必须感谢毛泽东在四平战役后英明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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