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试验的保密可不是小事情啊，你邓大姐是老党员了，我从没对她讲过这事，她就不知道我们做在核试验。”

1964年10月的一天，在紫光阁的总理会议室，周恩来总理正在召开重要会议。突然，张爱萍起身说要告假，提前离开去参加外交部的一个活动。

就在张爱萍要离开之时，周总理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堵住了张爱萍的去路。

周总理面色和蔼，但言辞坚定，询问张爱萍离开时是否有夹带会议的文件。接着，周总理用手指指了指张爱萍的口袋，要求再检查一遍，看看里面有没有纸条。

直到张爱萍自己将全身上下的口兜全都掏了一遍，确定没有“夹带”时，周总理才如释重负，放了张爱萍离去。

张爱萍是贡献卓越的开国上将，周总理何以对他不放心？

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的基础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我们的重工业发展和国防事业的发展还很欠缺。当时，美国依仗有原子弹的军事实力，妄图长期压制中国。

在五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就曾面临过三次美国的直接核威胁：美国在朝鲜战争和两次台湾海峡危机中就多次威胁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当时，我们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和美国“掰手腕”，无奈之下只好选择忍耐。

为了应对美国的这种肆无忌惮的挑衅和威胁，中国政府下定决心要尽快自己研制出原子弹。

（张爱萍）

起初，苏联方面派出了专家援助我们的原子弹研制。可是，事情的发展却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

苏联政府于1960年7月反悔，提出了停止执行援助中国原子能工业及国防工业的协议，并撤走了当时全部的在华专家，终止原定一切设备材料的供应。

就这样，刚刚起步的国防原子工业暂时止步了。

不仅是技术上的原因，当时我们国家的经济条件也不容乐观。要知道，原子弹的研究每一天都在烧钱啊！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中央高层开始对于原子弹的研制产生了分歧。

一边，有同志认为我们应该坚持，迎难而上，有了原子弹就不用怕美国的威胁了。

另一边，几位负责经济工作的同志主张先把核试验先放一放，毕竟我们的经济状况连吃饱饭都有了问题，待经济情况好转了再搞也不迟。两边的意见都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各有各的道理。该怎么抉择的确是一个难题。

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刘少奇同志，听了两边的话刘少奇也陷入了纠结。既然争论不出什么结果，他决定就先派人去调查，把情况搞清楚了，再下结论也不迟。毛主席也同意了刘少奇的这个主张。

那么派谁去呢？陈毅和聂荣臻就把调查研究的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副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张爱萍。

（张爱萍）

张爱萍可是国防部的老同志了。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张爱萍就开始担任主管武器装备的解放军副总参长一职。

在1955年，张爱萍被任命参与制定我国的《国家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在那期间，他支持草拟了《关于十二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

早在那时候，他就提出了发展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武器的研制。

在这个紧要关头接到调查任务，张爱萍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在出发前，他特地先找到北京核武器研究所核科学家朱光亚，向朱光亚讨教原子弹的研究基础知识。

不仅如此，张爱萍还去图书馆找了大量关于原子能研究的书籍，提前了解了原子弹的基本知识和当时我国的研制进展情况。在出发前，他已经把自己变成了半个专家。

张爱萍还邀请了上大学时学物理的刘西尧，和他一起参加调查。当时的刘西尧刚被任命为国防科委副主任，听了张爱萍的请求后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调查的队伍。

张爱萍在二机部长刘杰的陪同下，走过了湖南、甘肃、青海等地，实地走访调查了核工业系统的铀矿山、水治场、浓缩铀场和核武器研究基地，进行了深入、系统、细致的调查研究。

张爱萍回到北京后，就立刻向聂荣臻作了报告。1961年11月，张爱萍和刘西尧一起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张爱萍在报告中写道：

“经过了前一段各个部门的不懈努力，我国的核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下一阶段中，只要国家进一步加强各个部门的组织协调，集中全国的力量，攻坚克难，并调集全国的资源设备，保证核试验的顺利展开，安排试验所需要的设备、原材料等，我国是有可能在1964年制成原子弹并切完成核试验试爆的。”

（毛主席会见张爱萍）

在这份报告中，张爱萍实事求是汇报了我国当时的核工业建设、原子弹研制进展的实际情况。

张爱萍的这份报告，对后来中共中央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张爱萍的工作加快了中国核事业的发展进程。

毛泽东在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后，最终确定了发展战略：既然核武器还不能用，就应该尽早试验。

经历了几番波折后，我国的核试验发展就直接进入了冲刺阶段。现实的情况已经不允许我们慢悠悠地走下去，我们只能全力冲刺！

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国际形势十分紧张。以超级强国自居的美国急于知道中国核试验的发展情况，蠢蠢欲动。

当时，美国政府在我国周边建立了多个监听站和测向站，还不停地用间谍卫星、高空侦察机等企图窃取我国的核试验情报。

（纪念张爱萍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为了防止被敌人获取机密，核试验的设计研究大楼和各种零部件生产试制厂、试验场、总装厂、综合实验场等等都选址在远离都市的西北戈壁滩等偏远地。这就意味着生活环境会十分的艰苦。

1963年春天，一批科学工作者即将到荒凉的大西北，展开核试验。

他们大多习惯了在舒适的大城市工作、生活，都是第一次去遥远的西部，对未来的生活环境充满了未知。

张爱萍很能理解大家的顾虑，对此特地召开了动员大会。

该怎么动员呢？

（刘少奇）

一上来，张爱萍引用了唐朝诗人王维的诗句“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引起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

整场演说慷慨激昂，张爱萍如是说：“要做事的就跟我走。戈壁滩上能做成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天苍苍野茫茫，到处青山埋忠骨，愿与跟我走的现在就签名。”

在多年后，很多听众回忆起这场动员演说，依旧觉得张爱萍将军的声音在耳边环绕。

在张爱萍的动员下，大家士气高涨。虽然大西北的环境艰苦，但是张爱萍和无数老一辈科学家们不畏困难，立誓要扎根在祖国那里。为了我国的核事业发展，甘愿隐姓埋名地奋斗。

（科学家在核试验基地）

就这样，我国核试验的先锋们出发了，一往无前地向未知发起挑战。

戈壁滩的环境恶劣，气候多变、昼夜温差很大。白天帐篷外的温度42度，棉帐篷内高达47度。当时防化兵要穿着几十斤重的防化服训练，每次训练完从防化服里倒出来的汗水就有好几斤重。

孔雀河的水质又苦又涩。刚一到那里，很多人都出现了腹泻的症状，不得已只能从两百多公里外运送泉水，才解决了基础的喝水问题。

科学家们克服了生活环境恶劣的问题，但那时候我们的核试验仪器也非常有限，也很麻烦。

（核试验科学家邓稼先）

当时为了进行核爆取样，需要有飞行高度达到8000米到10000米的飞机。可是，我们的伊尔-12飞机正常飞行高度只有6000米，根据之前的实际情况也造不出飞得更高的飞机了。

在科学家们的努力下，原来的飞机重新改装后，仅仅才能够飞8500米。改装后的飞机安全性还没经过测试，大家的心里都没底。

张爱萍了解情况后说，那好，我去坐坐那架飞机。上级知道后，坚决不允许张爱萍亲自上机试验，但是张爱萍一直坚持亲临一线。他真正把自己放在了普通一兵的位置，一切从工作出发，不摆什么架子。他说，这次飞下来，我心里才踏实了些。

（邓小平会见张爱萍）

有人计算过，从1960年第一枚导弹发射开始，只要张爱萍在前线盯着，就很少会有不成功。程开甲也说过，张爱萍主抓的项目，很少失败。因此有人会称他为“福将”，能撑得住局面。

他对于此的回答也很简单：“没有窍门。一是下去，二是过细。”张爱萍总是在重大行动一个月前就到位了，他亲临现场，对于每个细节都事必躬亲。

“东风-5号”发射前，检验部门说，油路上像是有个阴影。当时张爱萍就严肃地说：“这是要搞清楚的，否则出了事故，是要追究责任的。”

后来折腾了好几天才发现，原来是一根鞋带掉进去堵住了油路。鞋带是怎么进去的，接着查。原来是有个装配人员丢了鞋带。从那以后，张爱萍发话，以后进装配车间，统统都把鞋带解下来。这样的规定，据说到现在还在执行。

核试验进程中，周总理虽远在北京，但是一直心关心着在西部的情况。

周总理在中央专委会上研究“两弹结合”工程时，多次谈到组织原子弹的研制试验要“更细致、更周到、更妥善”，对技术攻关要“从难、从严、从实”，要“万无一失”等。

张爱萍和刘西尧在核试验基地指导工作的时候，一直不忘周总理的嘱咐。他们把周总理的殷切嘱托总结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示方针进行传达贯彻。这16个字后来也成为“两弹一星”研制试验的基本原则。

（张爱萍在北京给周总理送马兰）

在核试验前夕地紫光阁内，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关于核试验最后进程的重要会议。

会议期间，张爱萍因为当时还有个外事活动需要参加，突然起身向周总理告假。周总理连忙问道：“爱萍，你带核试验的文件了吗：”张爱萍确认了之后回答说：“没有带。”

周总理并不是怀疑张爱萍为人，只是担心纰漏。为了保险起见，他仍指着张爱萍的口袋说：“再搜一遍，看看里面有没有纸条。”

在看到张爱萍自己把口袋都检查了一遍后，周总理才真正放宽心：“核试验的保密可不是小事情啊，你邓大姐是老党员了，我从没对她讲过这事，她就不知道我们做在核试验。”

由此可见，中央对于这次核试验的重视程度是非常之至了。

张爱萍听取了天气汇报，确认天气环境适合引爆原子弹后，最终确定起爆时间为1964年10月16日15时。申请后，顺利获得了中央批准。张爱萍在核试验基地开会时，宣读了中央政府的指示。当时，所有的研究人员心中就一个目标：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10月16日清晨4：30点，张爱萍进入爆心，做最后的视察工作。

下午2时9分40秒，主控站操作人员按下原子弹起爆按钮。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轰”的一声，天空出现了一朵硕大的蘑菇云！

但是，在操控台观看爆炸过程的技术人员和张爱萍却没有高声呼喊起来。响是响了，但是他们还无法确定，这是普通的爆炸还是原子弹爆炸？

核试验引爆时，张爱萍是一直和周总理通着电话的。起爆之后，蘑菇云也升了起来，他向总理报告爆炸成功了。

周总理沉默了一会儿问：“能否确定是真的核爆炸？”张爱萍也回答不上来了。他赶紧问旁边的王淦昌，这是真的核爆炸还是普通的爆炸。王淦昌回答说：“从整个蘑菇云的高度，普通爆炸产生的能量来看一般的爆炸是产生不了这么大的。”再次确认后，向张爱萍报告说是真的核爆炸。

接着，张爱萍兴奋地转告周总理说：“是真的，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

（人民日报刊登原子弹爆炸成功）

爆炸两个小时后，张爱萍签发了一份经多方专家检测并认定的报告：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威力，大约相当于两万吨TNT当量以上。

原子弹的成功爆炸，标志着我国成为了继美、苏、英、法后，第五个有核国家，也让我国不再畏惧来自西方的核威胁。

这次原子弹能够成功爆炸，张爱萍功不可没。此时的张爱萍，是中国国防事业绝对的中流砥柱。

在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仅仅两年后，我们就实现了导弹和原子弹的“两弹结合”。导弹核武器的发射成功，意味着中国已经跻身世界核大国的行列。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枚氢弹在马兰核试验基地试验成功。

（东风二号导弹）

在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的32年后，中国政府宣布从1996年7月

30日起开始暂停核试验。

从1964年到1996年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在马兰试验基地进行了数十次的原子弹、氢弹等实验。经过了几代隐姓埋名的科学家的努力奋斗，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支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

张爱萍将军访美时，曾被一位不怀好意的美国将军提问：“你们中国政府一边在主张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一边又在不断地进行核试验，对此，你有什么解释？”

张爱萍从容不迫回答道：“中国有句老话叫‘以毒攻毒’。没有核武器，就消灭不了核武器。试想某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把核武器的目标对准了中国，中国政府能不为他的人民负责吗？”，“我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尽一切努力，争取通过国际协商促进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实现。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将继续研制发展。因为我们的核武器还不如你们的先进，也不如你们的多。当然，作为打狗棍也还是够用的了。”

我国核力量的建成离不开老一代科学家们的自我牺牲，更离不开张爱萍这种为了祖国的事业付出一切的先驱。

张爱萍常说一句话：“为了保证国家的安全，我们国家有两支军队，一支是穿军装的解放军，一支是不穿军装的国防科技工业队伍。”

他认为，要想带出一直先进的国防科技队伍，就要先向他们灌输先进的思想；还经常强调，搞尖端技术的人也一定要有尖端的思想。

张爱萍自己总结说，把自己后三十年的工作都奉献给了“两弹一星”的伟业。他的奉献让新中国挺起了民族的脊梁，让我们堂堂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责编：th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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