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 对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意义是创造流动性，让一些有梦想有能力，但是没有背景的人成功。”

文｜宋玮 管艺雯

编辑｜黄俊杰

刘芹入行做投资那一年，正值中国互联网行业开端。1999 年 1 月，雷军投资的卓越网上线、2 月马化腾发布 OICQ、4 月马云创办阿里巴巴、9 月王志东就任新浪 CEO。

21 年后，互联网公司从无人在意的边缘角色，成长为整个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部分。甚至，它们成了连接中国经济的血脉，加速了方方面面的变革。

这样惊人的成长因为技术进步，因为一代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也因为风险资本的推动。风险资本让一群有梦想有能力，但没有背景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创业成功。

刘芹是伴随这一代企业家成长的风险投资人之一。他1999年起步于香港恒隆集团陈启宗家族的家族基金晨兴创投，2008 年与石建明创立晨兴资本，2020 年，晨兴资本更名为五源资本。

不同于许多大基金，五源没有硅谷来的大品牌，没有既成的投资框架。以很低的起点，像一家创业公司一样，一点点摸索，形成一套自己的投资逻辑。五源一度是小米和快手的最大外部股东，并投资了小鹏汽车、微医、商汤科技、小马智行、地平线等优秀的中国科技公司。

五源打法的核心是 “反共识 + 超配”。但自 2015 年以来，量化宽松改变了投资逻辑，滴滴靠资本烧成市场第一，软银成立千亿美元的超级大基金。

原来赖以成功的打法让五源在新逻辑下错过了一些好公司，甚至错过一整个电商赛道。“我疯狂的信心受损”。

与此同时，世界对科技公司，及其背后力量的态度也开始变化。

《纽约客》11 月刊发《风险资本如何让资本主义变得畸形》，以 WeWork 的闹剧盘复 VC 们如何鼓励过度冒险，如何为了利益放弃原则、甚至放任劣币驱逐良币。

对于资本应该支持什么样的公司和行为，创造怎样的社会价值，刘芹有自己的看法。

以下是《晚点 LatePost》与刘芹的对话：

《晚点》：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过往。你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基金分别创造了 50 倍和 30 倍的投资回报率。放在今天来看，这是否是一个奇迹？

刘芹：一家基金的回报如果在 3 到 5 倍，就已经不错，如果能超过十倍，是行业里顶尖。而连续两期有几十倍回报基金，全世界也不多见。

《晚点》： 50 倍和 30 倍之间，差距来自什么？

刘芹：回报倍数经常波动，第一期基金能见度最高，二期基金今天是 30 倍，可能还是被低估了，很多项目还在跑的路上。

过去全世界最高 ROI（投资回报率）的经济体是中国，中国最高 ROI 的行业是 TMT。一个基金合伙人曾问我，“过去十几年里，有哪一个我们知道的基金不挣钱？”

所以回报好不是我们的能力，我们只是恰好在这样一个周期里做对了。反过来这么想，你买过房子吗？

《晚点》：买过。

刘芹：所以你成功做了一次投资。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 lucky，你在那个时机买了房子，我在那个时机做了投资，没什么本质不同。

《晚点》：但两位数的回报，肯定是做对了更多事。

刘芹：回报只是结果。理解一个基金真正的投资成绩是你的时间质量，你的时间是不是花在最值得花时间的人身上，以及你每天跟那些人讨论的事情是否在未来十年会带来真正巨大的价值。

《晚点》：可否分享一个你十年前做的，影响后来十年并带来超大回报的抉择。

刘芹：我 1999 年加入晨兴创投，那是恒隆集团陈氏家族的家族基金。2005 年第一批美国 VC 进中国，这引发了我们决定在 2007 年把家族基金变成真正 LP—GP 的结构。当时很多美国基金或明或暗想把我们团队收了，但我想一点一点 bulid 一个自己的基金。

2008 年春节，我在外面募资，路上就遇上了金融危机，非常困难。最后加上陈氏家族掏的一个亿，我们才募到了 1.5 亿美元，这是特别大的支持。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和一位 LP 交流，他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基金？我说很简单，我就想自己做一个中国最优秀的早期投资基金。

LP 听完说他很喜欢我这个故事，后来他成为了五源第一个 LP，那期基金也是我们有史以来回报最好的基金，我们给了他几十倍的回报。

《晚点》：为什么改名？

刘芹：当时出来创业，募资艰难，家族基金晨兴创投给钱、给品牌名支持。最近两年因为小米、快手等明星项目，很多国内外媒体和创业者找过来，他们分不清晨兴创投和晨兴资本 ，免不了会打扰到家族基金的伙伴们。所以也确实该拥有自己的名字了，今年正式启用 “五源资本”，英文名叫 “5Y Capital”。

《晚点》：你最早几笔互联网投资分别是 UC、YY 和迅雷，是如何发现并投资了他们？

刘芹：我当时看游戏，一年几乎每晚都泡在网吧，和网吧里的人一起混，想看他们在干嘛。当时认识了一个游戏公会的会长，觉得很有意思。后来雷军给我介绍了李学凌，李学凌说他搞定了 10 万个公会，他说他人在广州，我就去了。

2006、2007 年我拎着一个包，广州深圳折返跑，当时没有北京上海的投资人看那边，于是我一个人投了广东好几个互联网公司。

《晚点》：现在还有拎着包到处看项目的时候吗？

刘芹：我天天不都在这儿吗？

《晚点》：你在五星级酒店的行政酒廊里。

刘芹：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原来是一个人，今天我在带动整个组织建立更强大的认知。

《晚点》：你们投资的特点是少投精作，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投资风格？

刘芹：有历史背景，那时候用家族的资金投资，没有追求所谓很激进的覆盖；第二，我们人也很少。

如果系统性理解五源的差异化打法，核心在于我们跟市场上其他基金相比，具有一种非共识，当大家没意识到一些东西的好，我们能发现它的好。这就对你的认知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首先认知要够深，第二要有前瞻性。

《晚点》：对于做一些大家都觉得不对的事，你似乎没什么思想包袱。

刘芹：我最大的优点是没有框架。很多同行有品牌，有硅谷整个认知上的套利优势，或者从二级市场带着大资金跨过来。五源是一个纯土鳖的团队，我们起点低，就像一个创业公司，只能慢慢摸索。

可能因为这段经历，我对那些非共识、不主流的创业者，每次都能在非常短时间内产生很强的、愿意尝试的冲动。而我们之所以投资成绩好，是因为我们特别能理解反共识和反常规是最重要的。

《晚点》：雷军创立小米时是一位明星创业者，不仅主流，还是很多程序员的偶像。

刘芹：我们 2010 年投小米的时候，你觉得没争议吗？

小米当时提出互联网硬件按成本定价，没有人理解。我们连续三轮投资，小米 2000 万美元估值时投了 500 万，2 亿估值时投了 1000 万，10 亿美元时，公司还没赚钱，我们决定领投。

小米是一期的项目，我们为此开了二期 LP 的会议，说服 LP 用二期的钱来领投，拿新基金的钱来养老基金的项目，这是非常忌讳的。但我们还是做到了。

2015 年，余凯从百度出来，一天芯片没做过，他说要做芯片。因为他说下一代做 AI 芯片的应该是懂算法和软件的人。当时公司都没成立，我就投了他。投传统芯片的人是不会投地平线的，他们只会投有 20 年芯片经验的人。

《晚点》：有人说你们是用投二级的方式投一级。比如看不懂不投，持续加注，这都是典型巴菲特式的投资方法。

刘芹：大道至简。所有最重要的原则和方法论都可以用在不同行业，从来没有什么二级市场的方法论和一级市场的方法论；其次，经典的价值投资人对现金流特别坚持，他认为只有现金流才有价值。

但我能够在没有现金流的时候看到它未来能产生现金流的能力，这也叫价值投资。

《晚点》：如何扩展和强化自己的认知？

刘芹：一个是对事情、一个是对人的理解。

我们的核心策略是精选，以及在一些特别好的公司里敢于超配。精选和超配背后两点，一是我们跟随最优秀的创业者，和他们一起成长；二是我们关注优秀创业者背后的科技变量。

为什么我们最近关注半导体和生物医药？因为基因测序技术的成熟让大量监测数据产生，而数据需要算法和软件来解决。这些新的工具往往不会被传统制药行业理解，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晚点》：VC 应该在行业的哪个阶段进入？生物医药和半导体都是在五源五期基金后才有的方向，但可能红杉十年前就有了。

刘芹：首先是阅读技术的成熟，其次是阅读商业的变化。通常技术成熟不等于商业机会，我们叫 “领先市场 0.5 步”。但真的动手也许要等一等，过早不一定有机会。等到市场完全起来你就来不及了。

《晚点》：但半导体投资今天已经非常火热了。

刘芹：我们转向半导体是因为看到了终端的变化。过去半导体行业是做代工，所有研发和产品定义的源头都不在中国，因为终端不在中国。而今天中国的终端在崛起，智能手机和电动车的领导品牌都争着要定义下一代产品的新功能。

我们投了小米、小鹏，小米明年的手机方向或者小鹏下一代的汽车什么样，只要一定义下来，会发生连锁反应，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厂商共同把产品差异化，科技研发的飞轮效应在中国就出现了。

为什么我们今天才做这件事儿，是因为我在这个产业里，我在董事会上，我看到了机会。

《晚点》：所以你能看到一些机会，是因为你跟一线的企业家有更深入的沟通？

刘芹：是的。很多人说我们对产业、对技术很懂，不如说我们对人更懂。企业家会成为我们知识的一部分，参与我们的讨论。

当你花了很多精力在阅读趋势的同时，会发现有几个孤独的创业者也在那，他们的 Vision 和我们对趋势的 Vision 是共振的，所以我们发现并识别了他们。

《晚点》：小米上市的时候，在想什么？

刘芹：我在想公司怎么能够变成一千亿。

《晚点》：会担心再也投不出比小米回报更好的项目吗？

刘芹：从做投资来讲，最成功的都是下一步，否则你会缺乏所有投资的热情。

《晚点》：五源是「少投精做」的代表，随着很多基金资产规模极速扩大，过去几年五源的打法是否遇到了困难？

刘芹：2013 到 2016 年是整个投资行业公认非常困难的年份，所有 VC/PE 回报都在系统性下降。那也是我们这套投资方法最逆风的时候，以至于我一度在想是不是 VC 的游戏规则变化了。

我们原来追求在早期击中项目，钱不是海量时，这种方法是最有效的。但 2013 年后出现了一个大变化——量化宽松之后资本不再稀缺，海量的钱冲进了股市和科技公司。

我们 2012 年投资易到，当时滴滴还没有成立。我们从没想到一家公司可以融 150-200 亿美元，资金规模迅速摧毁了 first mover（模式首创者）先发优势，冲垮了你作为一个经典 VC 的认知优势。如果没有滴滴快的这一套巨大改变规则的东西，易到会是大平台。

到 2016 年四季度和 2017 年一季度，情况更严重。我们有一些好项目，大家都烧钱，他们没钱烧，最后有一部分熬不住就垮掉。

《晚点》：那个阶段谁是打破规则、不按照传统 VC 的玩法来玩的？

刘芹：滴滴的投资人王刚，虽然他不是机构投资人，但他用一种产业资本嫁接在创业公司上从而改变行业的打法，凭一己之力，把这个局做得这么大。我觉得王刚在这里是一个真正的 Game Changer。

《晚点》：基金也出现分化，一种做 mega fund（超大型基金），用覆盖的方式来做投资；另一种慢而聚焦，追求一击即中。何时少投精做有效，何时覆盖性打法更有效？

刘芹：投资行业的回报可以分两种：β回报和α回报。β是系统性收益，α是真正的投资超额收益。覆盖型打法的回报更接近β。但只有你选得准，你才能创造更好的α回报。

mega fund 的挑战可能才刚刚开始——回报会面临很大压力。

《晚点》：意识到资金规模是一个巨大的变量后，五源做了什么？

刘芹：第一我们开始投技术、企业应用，第二是把基金规模做大。

五六年前我们开了一个战略会，以前只聚焦在消费互联网，会后我们决定关注底层技术和企业服务。今天我们所有和 AI、大数据、云计算、产业互联网有关的项目超过 50 家。战略会后我们就投资了商汤、地平线等。

我们今天的打法是升级的α打法，在多产业和多阶段寻找α回报的可能。同时，也要进一步进化，学习覆盖型打法的优点。广度上，做更好的项目覆盖，但不一定投；深度上，投资标准不能降低，但应该有更多的衡量纬度。我们第五期基金融了 10 亿美元，以前我们只看早期，现在我们可以看中后期，在一个赛道里把更多的公司看得更清楚。

《晚点》：有两种基金，一种是围绕一个人，所有人是他能力的延伸；另一种是有合伙人，通过建立一个更紧密的公司体系来运转，五源更偏向于哪一种？

刘芹：我们是 hybrid（混合物）。每个基金都要有自己的核心，但不应该让其他人只是变成手和脚，它应该具备让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核心的潜力和机会。

我想建立一个以我为核心、能够赋能的组织，让每个人都得到快速成长。接下来检验我的不是能挣多少钱，而是若干年之后，我退休了，五源依然是一线品牌。

《晚点》：如何传承方法论背后的方法论？

刘芹：一个年轻人加入别的基金，一年能投 6 个项目，在我们这里一年能投一两个就很好了，而且要做大量工作，这是我们的体系在起作用，它要求你有认知。

五源真正的成功是能不能变成一个知识组织，包括建立知识的基础设施和工作方法、流程和沟通方式。

《晚点》：如何理解周期？从周期中学习到什么？

刘芹：我认为有三个周期，经济周期、科技周期和资本周期。今天处于一个复杂周期，资本周期泡沫化，经济周期处在动荡甚至下行阶段，科技周期又在一个活跃的向上阶段。

你无法管理，也无法预测周期。唯一的方法就是尽量花时间跟最好的公司在一起，以及不要降低投资标准。

《晚点》：复杂周期时，覆盖性打法是否不再那么有效？

刘芹：覆盖性打法就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有它有效的一面，我相信所有做覆盖性打法的人都会强调要覆盖得准一点。

《晚点》：五源看上去系统性错过了整个电商赛道。

刘芹：我们对用户型、产品型、工具型、流量型的公司，投得都还不错。但一到交易型公司，我们投得不好。

早期和我们资金结构有关系，最初在家族基金，我们本能会去寻找确定性高的项目。当时内部有一个原始准则——“这是你的钱你投吗？” 电商这种资本密集型的投资，我们在策略上避免。

后来是我们对这个领域的认知不如别人。我们曾经有机会投给京东 1000 万美元，没投是因为我们判断这家公司可能要融几亿美金，投第一笔 1000 万不难，但我们坚持长期持续投资，后面京东来找我融钱，给不给？本质还是对电商的认知不够，才不敢做疯狂的事。

《晚点》：为什么不先投进去 1000 万美元，下一轮投不投再说。

刘芹：这是一个非常坏的投资心态。你只要在一个项目上投机，你在每个项目都会投机，决策就乱了。

如果你没有做好持续下注的准备，说明你不是坚定地看好，那你连这 1000 万都不应该投。

《晚点》：你们也是最早看过拼多多但没投的基金之一。

刘芹：这是我挺大的一个遗憾。当时我支持投，五源所有人都反对，我屈服了。因为我们在另外一个电商公司上刚刚输掉了几千万美金。而拼多多又刚好在从拼好货（自营）向拼多多（平台）转型的过程中。

《晚点》：你有个观点是投资要投黑天鹅，所有人都不同意的时候，反而应该投。

刘芹：我们还是低估了两件事，一是微信的流量红利所带来的系统性机会；二是我低估了黄峥能够把微信流量私域运营的能力。

后来我们反思，我们对整个电商系统性错过，早期是因为基金结构，后面是因为认知上不强。再后面我们意识到整个交易型行业是个巨大机会的时候，以五源的资金体量要投电商公司，投不动，所以我们才决心扩大规模。

《晚点》：所以当时你屈服了，还是因为不够疯狂。

刘芹：我疯狂的信心受损。

《晚点》：大的商业机会是非常少的，过去十年全世界诞生的所有新公司里，最值钱的大概率是字节和美团两家。五源投中了小米、快手，但 BAT、TMD 加拼多多都没有投中，为什么？

刘芹：我第一次见王兴是在饭否时期，他基本不怎么说话，那可能是他状态最差的时候，后来我们又系统性 pass 了团购。黄峥更像一个咨询公司的人，我对讲得特别清晰、结构化的东西有很大的警觉。

另外我们在某些项目上持仓相对较重，我们先投资了快手，字节原来和快手没有竞争，后来出现了抖音，反过来成为了我们投资的障碍。

《晚点》：在字节只有头条的时候，你们也没有投。而 2016 年你们还请了张一鸣参加五源的 CEO 年会。

刘芹：恰恰因为我做过媒体，我深知内容产业监管是非常大的挑战，字节早期大量出现过跟传统媒体之间的冲突，我们评估过，把它 pass 了。

《晚点》：你说过你的主要策略是看人，见到张一鸣时，你不相信他能战胜这一切？

刘芹：如果你有过做媒体的经验，你会觉得实在没办法搞。

张一鸣能做成，反衬出来他是一流的企业家、敢于冒险，他们在这个事情上可能都跨越了以前很多人担心的这个事。

《晚点》：错过以上项目，是否和你个人的性格、视角有关？

刘芹：太自洽、太结构化的东西我会特别警惕，因为创业和投资都是量子态。

《晚点》：你会容易忽视什么？

刘芹：我习惯用一个长期可持续性的方式来过滤公司。所以我对快速变化的东西，会容易把它过滤掉，因为不是所有快速变化的东西都具有长期可持续性，

比如黄峥跟我讲，微信的流量红利是一个巨大的范式变化，一个巨大的机会，但我会认为，微信流量红利不是他的。

事实证明我低估了黄崢把微信流量私域化的能力，以及我低估了微信的容忍度。

《晚点》：是否有某些共同因素导致你错过了头条和拼多多？比如你对规则的在意，以及对于这些企业家可以用非常规手段打破规则，你没有预料到。

刘芹：这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我们真正的挑战是，五源在企业中后段时期的投资上没有优势。我们用击中企业的方式来做投资，它一定慢且聚焦。沈南鹏做投行出身，红杉对覆盖打法是很坚决的，所以第一天我们两个投资方法就分化。

今天怎么在基金的规模、投资方法以及系统性捕捉到好公司，每个人都在面临着不可能三角形。我们也在相互学习。红杉今年推出了 3 亿美元专门投早期的基金，而我们从早期希望向中后端蔓延。

过于追求终局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时刻提醒自己，对变化要特别敏感，但我们又不是那种别人所谓的敏感——只要有指标上升就投资——我们还要追问，它的长期可行性，这必然会带来刚才说的 miss， miss 就是我们的打法。

《晚点》：你已经管了超过 30 亿美元。按照五源现在的打法，你认为自己最多可以管多少钱？

刘芹：管 100 亿美金没什么问题，甚至更大，但它需要一步一步。

《晚点》：你 1999 年入行，还有比你从业时间更长，依然活跃在一线的中国投资人吗？

刘芹：应该有吧，像火山石资本的章苏阳。我入行时才 26 岁，此后一直在这个行业。

《晚点》：你做投资没有师承，都靠自己摸索。对你来说最有效的学习方法是什么？

刘芹：所有人都是我的老师。同事有时候不理解，我明显不会投这个人，为什么还要花两三个小时和对方聊。其实我在学习，哪怕不投，我还是想通过他了解这行业里有人在做什么有趣的事。另外就是人家来一趟挺不容易。

我的阅读和兴趣也庞杂广泛，我会看宗教、历史、人文、社会制度变迁等东西。

《晚点》：和每个创业者都聊两个小时，哪有时间看这么多东西？

刘芹：我处理信息的结构化能力很强，处理速度很快。一些很复杂或是随机、琐碎的事情，我的脑子会分门别类把它迅速变成我的认知。

《晚点》：如何迅速判断一个人？

刘芹：首先你要对事情下功夫。当我在一个事上的认知达到一定水准，如果创业者在认知上超出我，通常他已经很稀缺。

《晚点》：从事投资这么多年，肯定见过很多残酷和荒谬之事。可否分享一个你所见的最残酷之事？

刘芹：我刚入行没多久，一个投资项目创始人生病去世。以及一些公司最后关门，这些过程都挺残酷的。

《晚点》：会投资连续失败的创业者吗？

刘芹：我们愿意连投三把。失败一次再投一次，再失败再投一次，当然不是什么人失败都投。对于真正优秀的人，失败是他最大的财富。

《晚点》：三次是一个界限。

刘芹：三次是一个人最黄金的创业时间和试错能力。三次再不成功，回家查查祖坟，查查家谱，运气太差了。

《晚点》：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挺残酷的。

刘芹：这个行业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我们能做得有温度，不代表盲目心软。符合我们的标准、能有资格失败的人，一次失败会让他下一次成功概率提高 30% 以上，两次失败就有机会提高 60%、70%，三次再不成功，可能存在一些系统性问题是长期突破不了的。

《晚点》：你希望创业者如何看待你？

刘芹：我希望成为创业者最有影响力的人。

《晚点》：在 cap table 上？

刘芹：在关系和信任度上。创业者非常孤独，他们需要更多人来帮他们开拓视野，或者在关键时刻为他做高质量的聆听。

《晚点》：当一个创业者说他很痛苦时，你会如何安慰？

刘芹：所有企业家都非常痛苦。

《晚点》：宿华是一个很特别的创业者，他的痛苦来自什么？

刘芹：宿华有挺原生态的痛苦。快手今天的成长速度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如何驾驭和管理一个高速成长的企业，远超出了他们以前的经验和能力，他痛苦很正常。

一笑上次见面对我说，他们完全低估了用户的规模和需求，如果今天能坐时空穿梭机回去，快手应该有更激进的融资和产品策略。

《晚点》：去年采访时你说最关心快手的组织问题，但今天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大了。

刘芹：大家容易被事件放大。一个公司只有在变革时才会出现摩擦。

《晚点》：我们听说一个故事，一名创业者贪污被举报，但最后他与投资人达成协议——投资人不起诉，他退出找一位新 CEO，投资人答应了。换你会怎么做？

刘芹：我们曾经有创业者做了不好的事，他提出把公司卖掉让我们挣钱，但我们不接受。如果他在我们不知情时把公司卖掉，那我们能接受。我们不能接受和他一起骗别人。

你为这样的人买一次单，后面怎么办？我们的价值观会坍塌的。

《晚点》：这个行业中你最厌恶什么？

刘芹：Cheating。很多公司业务造假，这是我最不喜欢的，To VC 我也很不喜欢，To ATM、BAT 我也不喜欢，我还厌恶劣币驱良币。

有时候我对这些事情其实感到挺 suffer（痛苦）的。

《晚点》：你想看到一个怎样的商业世界？

刘芹：我那天跟季琦（华住集团创始人）聊天，我跟他说，VC 对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意义是创造流动性，就是让一些有梦想有能力，但没背景的人，能够让他们成功。梦想的价值和创造能够解决很多问题，推动这个社会往前走。

《晚点》：你会如何描述你的世界观横纵轴？坐标轴的支点是什么？

刘芹：历史和物理维度。我对历史很感兴趣，我认为历史一直在重复，从来没有变，变的只是演绎的载体，所以我对不变的逻辑特别好奇。

历史全是宏观，而且有极长时间维度，只是我们的生命和眼界过于狭窄，才会把短时间看到的东西当成历史的大逻辑，认为它不可知不可测。但如果你看得够远，把历史逻辑反应在数学物理的科学理论上，其实它都是完美的曲线，按照既定步骤走，就一定能到下一步。

从粒子态、量子态去看，所有事物都是随机且绝对不可控的，但你把所有的布朗运动放在巨大的样本量上，又表现出完美和规律性。

很多投资人会陷入不可知，把自己的投机当成本事或者当成运气。但事实上，VC 和创业者一样，最迷人的地方是我们在做量子态，输出一个宏观的经典态。

《晚点》：你所看到的不变的逻辑有什么？

刘芹：比如说电商的 “多快好省”。人性也是，人的贪婪、爱恨情仇、马斯洛需求从来没有变过，只不过原来爱恨情仇在电影里，今天在短视频里。

《晚点》：哪位 CEO 的世界观让你觉得最不可思议？

刘芹：总体上都挺自洽的，在历史大逻辑下，一切都挺合理。

《晚点》：你这种对时间的持续的渴望是从何而来？

刘芹：其实最成功的创业者是释迦牟尼，他的创业项目存在了几千年。我对所有能够超越时间的东西感兴趣，我也对能够解释这个世界的东西感兴趣，我只是恰巧不小心掉到了商业和 VC 这个行业。

《晚点》：过去二十年中国互联网，你觉得哪个瞬间最有意思，甚至想去问一问那个瞬间当事人是怎么想的？

刘芹：我很好奇马云当年从 B2B 到 C2C 的关键转换，那是一个艰难的决策。不过我后来想想也不奇怪，马云不是一个工程师，也不是一个商人，他的视野因此更广，马云的第一性原理更加回归人性。

《晚点》：是否想过和孙正义一样，通过投资来建立自己的生态、连接万亿市值的公司，成为一个可以和超级大公司抗衡的力量？

刘芹：大家都是生态的一部分。能成为一个生态里的节点，甚至一个超级节点，这当然希望。

《晚点》：以前没想过？

刘芹：所以现在开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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