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2019年创新经济论坛在北京举行，在全体会议《从国家计划到市场：探讨中国改革》环节，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陆克文主持讨论，穆巴达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哈勒敦·穆巴达拉， 美国前贸易代表查琳·巴尔舍夫斯基，中国社科院院长谢伏瞻，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红杉资本全球合伙执行人沈南鹏（左至右）分别发言。摄影/本刊记者 侯宇

本刊记者/贺斌

“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正快速发展。未来，创新将在更深层次改变世界。”11月21日，在“2019年创新经济论坛”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如此预测。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新经济，新共同体”，来自全球的600多位政府官员、企业高管、科技创新者和专家学者等就全球经济治理、贸易、科技、资本市场、气候变化、包容发展与城市化等话题展开讨论。

对于中国而言，新经济的发展，不但为传统经济注入科技创新的新活力，形成新的增长点，逐步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更让中国不同区域，各个城市重新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中国区域发展的格局正在重构。

新经济：顺势而为还是提前布局？

就在论坛召开的前一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第四次中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从普查结果来看，中国在经济结构、市场活力、创新动力等方面正发生着积极变化。

数据显示，第三产业的产业活动单位数量占第二、三产业总数的比重达到80.3%，法人单位资产总计占比达到81%，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占比达到55%，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而工业结构也在改善，2018年末，全国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33573个，比2013年末增长24.8%；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9.5%，比2013年提高1.7个百分点。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的从业人员比例、企业数占比，都比5年前有明显提高。

对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能阶段的中国经济而言，经济普查数据反映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协调发展取得的新进展，这亦是中国发展新经济以来的成果体现。

“新经济”是美国《商业周刊》1996年12月30日在一组文章里提出的概念，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IT）革命以及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具有低失业、低通货膨胀、低财政赤字、高增长的特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了“新经济”概念，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201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目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创造历史性机遇，催生智能制造、“互联网+”、分享经济等新科技、新经济、新业态，蕴含着巨大商机。2016年，“新经济”一词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但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看来，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实际上，从2012年开始，中国就开始探索三期叠加的转型。2013年~2014年提出了新常态， 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持续至今。

这几年，作为新经济的基础，中国的网络基础设施也取得快速发展，根据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编著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截至今年6月，中国光纤接入用户规模达3.96亿户，占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的91%，居世界首位。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也持续向高速率迁移，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移动通信基站总数达732万个，其中4G基站445万个，而随着今年6月5G商用牌照的发放，中国正式进入了5G商用元年。

“进入新世纪以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不断的发展，尤其是今年以来进入了5G时代，区块链发展也变成了现实。现在我们说数字化，实际上是ABCD， A是人工智能，B是区块链，C是云计算，D是大数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四个板块构成了新一代以区块链为基础环节的互联网平台。

拉齐区域发展的起跑线

不久前，国家授予河北省（雄安新区）、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重庆市、四川省6个试点省市“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在试验区的选择上，不仅有东南沿海发达省份，也有中西部省份，这似乎意味着，无论此前发展水平如何，东、中、西部都有着同样的机会。

“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城市都是同一个起跑线，都可以根据中央要求，根据时代的需要，根据现代技术的发展，对数字化进行高度重视和推进，做好规划。”黄奇帆表示，在这个过程中，中央特别选取东西南北中6个地区，推动发展数字经济的示范区或者先行区，作为重点关注、鼓励和支持的对象，这是在新的时期进一步抓好数字化推进的典型，以点带面，做好推进的必然的要求。

黄奇帆相信，这些地方有条件、有能力，在区域起到领先作用。“发展数字经济不像原来的经济特区需要开放，只能沿海先行，中西部过5年、10年再慢慢跟进，完全可以说东中西在一个起跑线上，所以中央在东中西各布几个点推进，是一个非常睿智的，前瞻性的考虑。”

在张燕生看来，用研发强度作为指标，可以将中国的区域经济分成三个板块，但在发展新经济过程中，每个板块都出现了分化。所谓研发强度，就是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其中，第一板块研发强度在2.4%以上，超过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平均水平，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南沿海6个省市，已经进入创新驱动阶段。

张燕生举例，2018年广东的创新投入为2705亿元，江苏为2504亿元，按照这种强度连续投入科技创新10年，广东、江苏用于创新投入分别接近3万亿，“这样，动能就会由创新的流量转到知识积累的存量，由创新投入的数量转到质量，由动能创新的低效率转变为高效率，你会发现，创新驱动的新经济就会蓬勃发展。”

第二板块研发强度在1.2%~2.4%之间，主要在中部地区，有13个省市，以湖北为例，2018年用于创新的投入为822亿元，尽管不到广东的1/3，还处于投资驱动阶段，但在武汉，有东湖高新区，沌口经开区，有光谷，有一批知名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新经济的发展依然有着重要的支撑。

第三板块研发强度低于1.2%，主要在西部地区，有12个省市，其中，即使是研发强度最高的甘肃，一年投入创新的资金也只有不到百亿元，这个板块的发展阶段仍处于资源驱动阶段，还没有进入投资驱动，离创新驱动更是遥远。但即便如此，新经济依然可以有所作为，比如贵州的大数据，宁夏的云计算等。

“因此，并非只有发达的地区有新经济，落后的地方也可以有新经济，核心在于如何能够用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来改造传统的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张燕生认为，新经济的核心问题是活力和创新力，而活力来自于充分的市场竞争和开放引入外来压力。

就在论坛举办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9年版）》，再次明确清单之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这表明中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一年一修，动态调整，彰显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受到与会嘉宾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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