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支队伍中，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有20人，他们是卢德铭、张子清、余洒度、苏先俊、陈浩、伍中豪、徐彦刚、陈毅安、张宗逊、谭希林、陈龙鹤、范树德、曾士峨、游雪程、刘型、王良、陈伯钧、吕赤、徐恕、黄子吉。

秋收起义的部队有四个团，主力是以卢德铭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被编为了第一团，黄埔生主要出在了这个团；安源工人、萍乡、醴陵农军为第二团；贺龙部二十军独立团为第三团；夏斗寅残部为第四团。

陈伯钧毕业于黄埔第六期，后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南昌起义爆发前夕，陈伯钧随队准备经九江前往南昌参加起义军，但在九江被张发奎缴械扣押，后脱逃继续赶赴南昌，途中得悉起义军已转移，陈伯钧便加入了第20军独立团，任团部副官、新兵训练处主任。

二十军独立团，是由湖南党领导的平江，浏阳等县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组成的。队伍整编起来了，需要有个名义，他们就打起了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的招牌，叫做二十军独立团。

参加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时，陈伯钧所在的二十军独立团被编为了第三团，他第三团三营六连一排排长，三营的营长，就是大名鼎鼎的伍中豪。

陈伯钧是四川达县人。

达县出了共和国的两位开国上将：陈伯钧与张爱萍。两人还同岁，都生于1910年。

陈伯钧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陈伯钧表现突出，得到了毛主席的信任。1927年底成立工农革命军教导队时，毛主席便任命陈伯钧为教导队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这一年，陈伯钧才17岁。

短短几个月后，即1928年春，在一次战斗中，陈伯钧缴获了一支手枪，因枪有锈斑拉不动枪栓，教导队长吕赤（黄埔四期毕业生）开玩笑说：“什么破枪，‘半斤铁’，扔了算了！”

陈伯钧舍不得扔，把手枪零部件拆开，找来煤油反复擦拭，终于鼓捣好了。

一天，吕赤带队外出打土豪归来，刚迈进院子，陈伯钧笑着迎上去，持枪比划说：“我这枪可不是‘半斤铁’了。”随即拉动了枪栓。他万万没想到枪栓带动撞针，射出了一粒尚未退出的子弹，打中了吕赤。

吕赤应声倒地，停止了呼吸。

陈伯钧跪倒在吕赤身旁哭悔不已，但一切已无可挽回。

陈伯钧闯下大祸后，心情极为沮丧，迅即被关了禁闭，等候上级处理。

士兵委员会的很多人，坚决要求杀掉陈伯钧，给吕赤偿命。

士兵委员会，是1927年9月底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前委在“三湾改编”时确立的，是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时期加强军队建设的一项创造，是红军民主主义制度化的具体运作形式。

毛主席找来士兵委员会主任张令彬，以征询的口气说：“你们吕队长被陈伯钧误杀了，你看不杀陈伯钧好不好？”

张令彬说：“很多人都要求杀。”

毛主席说：“如今已死了一个黄埔生，要再杀一个黄埔生，就失去了两个军事指挥员。陈伯钧不是故意伤人，我看还是不杀为好。你回去做做工作，开个士兵委员会，讲清不杀的道理。”

张令彬便回教导队向学员们转述了毛主席讲的道理。

随后，毛主席通知部队集合，向大家说：“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队长开玩笑，枪走火误杀了人。他们两个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也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很缺呀！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否则另一个人还不好追悼呢！你们看怎么样，我讲得对不对？”

大家见毛主席讲的既不失法度军纪，又入情入理，便逐渐缓和了情绪。这时，仍有人问毛主席：“难道陈伯钧杀了人就不了了之吗？”

毛主席回答说：“当然不能不了了之。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他的。吕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陈伯钧一个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罚他一百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

看到大家没有反对意见，毛主席让自己的警卫员找来竹板子，在大家的监督下对陈伯钧执行惩罚。实际并没真打一百板子，打了二十几下就收住了。

据陈伯钧事后讲，毛主席并非搞体罚，而是通过此种羞辱形式一方面教育惩戒自己，另一方面平息大家的情绪。他当时不喊不叫，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处罚。陈伯钧也因此被调离教导队，降为了一团一连的副连长。

陈伯钧误杀上级是“过失杀人”，于情于理都不应当判处死刑，士兵们要求处死他是不合理的。毛主席的处理方式也非常好，从红军极度缺乏军事指挥人才的实际出发，把革命法度的严肃性和人道主义的灵活性巧妙结合起来，让激动的人群稳定下来，而且也给了年纪轻轻不够谨慎的陈伯钧一个教训，同样也起到了教育士兵们的作用。

陈伯钧日后成长为解放军高级将领、得以在毛主席统帅下续写自己投身中国革命辉煌一生的史实证明，毛主席枪下留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陈伯钧（中）与毛主席在一起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陈伯钧率领所属部队，按照毛主席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了许多恶仗、硬仗。陈伯钧任红三军第七师师长时，率部打响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枪；龙冈战斗胜利后，追击敌谭道源师，歼灭该师过半，缴获步枪2000余支，机枪46挺；反击敌公秉藩师时，巧妙运用战术，抄小路预先设伏，将公秉藩师全部缴械。每战之后，陈伯钧都要总结经验教训，指挥艺术越来越高，仗也越打越精，他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中曾屡建战功、三次负重伤，荣获过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

1932年6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22岁的陈伯钧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军长。当毛主席受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职务时，陈伯钧也因坚定地支持毛主席的主张被免去军长职务，调到红军学校学习。

1933年1月，陈伯钧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因坚持与左倾路线作斗争，9个月后又被免去红五军团参谋长职务，降任新成立的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连续打了十余场胜仗，在短时间内力克强敌，红十三师被中革军委命名为“红军主力坚师”。

长征开始后，陈伯钧指挥的十三师为红一方面军后卫，掩护兄弟部队先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刘伯承元帅后来评价：“十三师是我最放心的师！”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1972年在北戴河疗养时曾深情地对陈伯钧说：“要不是你的十三师在湘江战役与敌苦战一整天，我们前面的部队没那么顺利渡江，早不知是什么结局了。”

血战湘江后，陈伯钧复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协助军团长董振堂指挥所部执行后卫任务，赢得了“铁屁股”之美誉。

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陈伯钧调到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第九军任参谋长。他坚决拥护党中央、毛主席关于红军北上的正确方针，与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作了坚决斗争。

1936年7月4日，陈伯钧调任红二方面军六军团的军团长，政委是王震。

一、二、四方面军胜利大会师的前夕，毛主席给陈伯钧写了一封亲笔信，并加盖了极少使用的图章：

伯钧同志：

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们都相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此致

革命的敬礼！毛泽东十月十五日

这是毛主席在长征期间写给个人的唯一信件。

抗战开始后，陈伯钧任八路军120师359旅长，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担负起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重任。

解放战争初期，陈伯钧奉命到东北前线，任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后任东北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兼四十五军军长。

1955年，陈伯钧任军事学院副院长。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2年9月，叶剑英辞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后，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署命令，任命陈伯钧为院长。

1974年2月6日，陈伯钧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4岁。（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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