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炳东

1946年6月，蒋氏撕毁了《停战协定》，首先向中原解放区发动了进攻。中原军区部队分数路突围，皮定均是东路，属于吸引敌人注意力的部队。王震率领的359旅和干部旅，组成北路突围部队。7月下旬，突出重围的中原部队，进入陕南商洛地区。驻守陕西的胡宗南惴惴不安。为了阻止中原突围部队冲向西安，胡宗南派飞机向我军进入商洛地区的部队抛撒传单，一再要求中原突围部队派代表去西安谈判。

8月初，王震部先行攻克陕南镇南县城。为了再一次表明我方和谈的诚意，王震派出了干部旅旅长张文津、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原鄂豫边区民运部长）吴祖贻为和谈代表。主席的侄儿毛楚雄乔装成警卫员，跟随前去西安谈判。他们还携带了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的符号、证件和旗帜，8月7号从镇安县杨泗庙出发，跋涉去西安。

王震

几人离开部队后，却杳无音信。8月14日，一星期过去了，王震给总指挥部发电报：“张文津等三人，已于7日由镇安之杨泗庙以第九小组成员公开去西安，请设法营救。”

8月21日，延安发出一则电讯《蒋方阻我与第九小组联络，代表被扣》，公开揭露蒋、胡破坏和谈的罪行。当时在南京的周副主席和在北平的叶帅，得知张文津一行失踪的消息后，都代表我方，分别向蒋方提出抗议，要求保证张文津等人的人身安全。

但是，蒋军却矢口否认见到过张文津一行，更没有扣留、杀害。胡宗南更是从西安公开发出消息，倒打一耙，指责我方对他的和谈要求置若罔闻，没派代表前来会谈。

张文津一行如石沉大海，生死不明，再无消息。当时战争正酣，也无法调查实情。但是，失踪人员的亲属还是念兹于心。

1947年冬，在东北局工作的吴祖贻的爱人蒲芸湘，曾写信给原鄂豫边区领导人之一的陈少敏，探寻吴祖贻的下落。陈少敏回信：“祖贻与文津当代表被捕后，始终打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一定是敌人为消灭口实把他们杀了……”

全国解放后，1951年有关单位也曾写信给李书记，了解烈士被害经过。李书记复信说：“张（文津）、吴（祖贻）被敌人杀害是事实，凶手是谁即难说。”组织上很重视，责成陕西方面调查。

陕西商洛地区公安局与镇安县有关单位，先后多次派人到过20多个省、市和县，调查访问了200多人次。还沿着当年张文津一行走过的路线，逐村逐镇查访，可还是没有确切消息。特殊年代，此事又被提了出来，有人对主席的侄儿毛楚雄去向很感兴趣，认为一旦查清，可是天大的功劳。虽然下大力气查找，但找不到一丝蛛丝马迹。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安定，修史、写回忆录兴起。设在武汉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委员会，也在搜集和撰写中原胜利突围的史料。在整理这段史料时，怎么也无法避开张文津、吴祖贻带着毛楚雄去西安谈判下落不明的重要事件。李书记等人也做了重要批示。

1984年9月下旬，当年湖北副书记王全国打电话来，请编辑部负责查清这桩长达38年之久的悬案。以此同时，当年任新四军五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任质斌，也从北京写信给编辑部，表示了对此事的牵挂。

正当编辑部的人员讨论如何着手安排和实施调查时，恰好又收到了吴祖贻烈士遗孀蒲芸湘的来信，表示她即将从北京出发，路过郑州，邀约她中学时代的好友、曾任开封市教育局副局长、现已离休的徐邦敬，陪她同去西安，调查烈士们的下落。

青年蒲芸湘

从1946年烈士失踪的消息传来，蒲芸湘始终寻找一切机会打听亲人的下落。1979年2月，她向中组部写信，要求找寻三位失踪烈士的下落。后又写信给李书记、王震要求查找。离休后，她向组织正式提出申请，要求亲自查明这桩悬案。

组织上经过考虑，并与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沟通后决定：蒲芸湘、徐邦敬为主，编辑部派出新四军老兵77岁的潘子君协助，代表编辑部开展调查工作。

38年过去了，从何着手呢？他们有两个线索：一是郑位三、陈少敏提供的一个书面材料，其中提到三烈士可能“被捕于镇安，被害于蓝田”。另一个，是解放初期在重庆担任西南军区第二高级步校高研班二部政委吴生敏曾经说，当时被集训的蒋军军官中，有一个胡宗南部的团长，此人曾交待过他执行胡宗南密令，杀害过我方3名和谈代表，并说有一个代表姓张。但这个团长姓甚名谁和部队番号，因为年代久远，已记忆不清。并且，吴生敏在去年1983年病逝，无法进一步核实线索。

西北“剿总”司令胡宗南（中）

蒲芸湘与编辑部商定，蒲、徐二人先赴蓝田，按郑位三、陈少敏提供线索查找，如果不行，就赶到成都，同编辑部派往那里等候她们的潘子君会合，再按照吴生敏提供的线索调查。

当两位大姐从郑州出发时，已届临1984年国庆。两位退休大姐登上赴西安的火车，第二天冒雨来到蓝田。蓝田县很重视这个调查，公安、民政部门热情接待了她们。召集了一些老蓝田居民，要求大家回忆一下当年的事。可是这些熟悉当年历史的人都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蒋军在蓝田杀害我方和谈代表的事。

蓝田一行无收获后，1984年10月4日，蒲芸湘、徐邦敬又登上宝成铁路快车，南下成都。与潘子君会合后，三人组成“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委员会赴川调查组”。四川公安对此事也很重视，派出负责敌伪档案的科长刘玉英专门协助他们。

刘玉英年纪40出头，有着女强人的精明能干，管理敌伪档案多年，对情况很熟悉。她介绍说：解放初期，西南军区在重庆集训的蒋军军官、学员先后有数千人。随着西南军区的撤销，学员档案都分散了。要从这数千分散的档案里找到那个不知名不知番号的蒋军团长的名字，真有如漫长夜路上到荒山野岭找寻丢失的钥匙一样。

即便如此，这就是唯一的线索。只有找到这个蒋军团长的档案，烈士被害的真相才可能大白于天下。

她们三人加上刘玉英科长，坐上专门调配的吉普车，直奔当时坐落在成都远郊的公安厅存放档案的后库和省档案馆。公安厅档案材料里，有一份当年西南军区教导总队和高研班学员共4000多人的花名册。蒲芸湘开始希望很大，她以为可以找到那个团长了，但一翻开花名册，却大失所望。每个名字下面标注的内容寥寥无几，连原部队的番号都没有。怎么办？几个人一商量，只好用笔抄下600多名胡宗南属下（那时没有打字复印设备）将校的姓名，，再带着这个名单，去省档案馆寻找比较详细的材料。

档案馆领导非常热情地支持她们的工作，在全国各地众多查阅者中，让她们优先查阅。

与此同时，刘玉英也带几个人，紧张地查阅公安厅掌握的胡宗南部下的档案材料。

待两边资料查完，都是希望落空。蒲芸湘不禁流下了眼泪：38年过去，亲人啊，你到底在哪里啊？

看到蒲芸湘伤心的样子，调查组的同仁也心情沉重。烈士亲属的期望，组织上交待的任务，就这样无法回答吗？难道烈士们38年的沉冤，永无见天日之时么？

调查组与陪同他们的刘玉英都陷入苦闷之中，潘子君作为男人，没那么情绪化，比较冷静。他忽然想起一事，提出：吴生敏提到的那个团长，不是由西南军区公安部处决的吗？西南军区是成都军区的前身，当年西南军区公安部，会不会把材料移交给成都军区军事法院呢？

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得知寻找38前遇害失踪的烈士，成都军区法院热情接待了他们，指定第二法庭的李天明负责协助。

李天明问：“你们知道案号吗？”

“不知道。”

“知道罪犯姓名吗？”

“不知道。”

这使李天明挠头了。他想了一下，说道：干脆，我把当时所有判决材料都搬出来给你们查，什么时候查到什么时候算。

案卷一次调出30份，没有。再30份；再30份；再30份……档案的编号从一到五百、六百、一千、一千六……10月22日，还剩下最后的20多份卷宗。难道又会一无所获吗？蒲芸湘、徐邦敬、潘子君三人都很紧张。蒲芸湘想放弃了，只是默默看着这些材料，情绪低落，徐邦敬也是有点心不在焉。潘子君还在坚持，他把自己面前的卷宗看完后，又把蒲芸湘面前的材料拿过去。就还有几份卷宗了，蒲芸湘、徐邦敬两位大姐默默看着他翻看。

当还剩下两份卷宗时，两位大姐已不抱希望了，两人对视一下，唉声叹气。“找到了！找到了！两人看见潘子君一手拿着一份材料，另一只手挥舞着，像个小伙子一样跳了起来。片刻，他马上冷静下来，把手上的材料双手递给蒲芸湘。

这是一份判决书，编号：西南军区军法处1953年5月20日法字第0202号。罪犯姓名：韩清雅。

判决书里有这样一段文字：“该犯1946年在匪六十一师一八一团任内，在陕西宁陕县参与秘密杀害我军派往西安参加军调小组的和谈代表张文津参谋长等三人……”

还有一份罪行供述：1946年8月，韩清雅在胡宗南六十一师一八一团任新闻主任时，随该团四连驻宁陕县东江口镇。有一天发现三个穿灰军装的军人，经询问得知李将军派往西安的解放军和谈代表，逐扣留。由团长岑运应向胡宗南电报请示。胡宗南回电命令：“就地秘密处决。”当晚，岑运应下令四连连长李清润执行枪杀。

中原突围

白纸黑字，烈士被害之谜终于解开了。喜耶？悲耶？蒲芸湘大姐热泪滚滚：38年的牵挂水落石出。这么多年了，孑然一身，独立抚养烈士后代吴世希，既无烈士称号，也无抚恤金。特殊年代被反复审查，甚至怀疑吴祖贻当了叛徒，跑到对岸去了。这一切，今天终于清白了。

晚上，蒲芸湘执意自掏腰包，请有关人员吃饭表示感谢。

但寻访还只完成了一半。三人马上动身，从重庆坐船顺水而下，直抵武汉。向湖北方面和编辑部做了汇报，紧接着要寻找烈士的遗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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