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说：“中朝是用鲜血凝结而成的友谊。”在很多读者看来，中朝特殊友谊的形成，是因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对朝鲜不遗余力的支援和牺牲。然而实际上，中朝的特殊友好关系，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已经形成。

1945年8月，苏联百万大军进军东北，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关东军，迅速解放了整个东北以及北部朝鲜。由于日本的退出，东北出现权力真空。因此中国共产党派出10万大军和2万干部挺进东北。

看到我军大举进军东北，蒋介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他拼凑出40万大军，以杜聿明为司令，浩浩荡荡向东北杀来。

虽然苏联和中共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但是二战后，苏联政府已经和国府签订条约，将东北主权交给国民党政府。因此，苏军以强硬手段迫使共产党部队退出沈阳等东北大城市。而共产党只能退而求其次——退出主干，占领两厢，在东北中小城市建立根据地。就这样，东北解放区被分割为北满、南满、东满、西满等数个互不相连的根据地。由于国民党占据了主干道，并对解放区进行了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因此东北共军的生存处境极为困难。粮食、弹药、布匹都非常不足。

由于资源、军队人数以及武器装备的巨大劣势，因此在一开始，林彪所带领的东北解放军连遭挫折。到了1946年，林彪在关键的四平保卫战中，败给了国民党军，我军部队元气大伤，损失了8000精兵，这可是难以挽回的损失。

此后，民主联军作战科长王继芳的叛变，加剧了东北野战军的困难。从他口中，杜聿明得知我军损失惨重，于是一改之前谨慎推进的态度，而是将数十万大军分成数股，对我军穷追不舍，大有搜山检海之势。

在四平战役前，我军在军用物资上原本就捉襟见肘。四平战役后，形势更是一天比一天严峻。在敌人追击下，我军节节后退，后方机关四处转移，根本无法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生产基地。随着我军退过松花江，武器装备和粮食几乎完全耗尽。打仗就是打后勤，没有辎重给养，即使林彪这个“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况且林彪所面临的敌人，是拥有最新美制装备的中央军嫡系，光靠“小米加步枪”，是很难战胜对手的。战争几乎要打不下去了。

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有个说法：

“东北解放区得天独厚，像坐在沙发上，苏联是个大沙发；西面外蒙古，东面朝鲜，是两张小沙发。”

一开始，我军很想寻求苏联这个“大沙发”的帮助，希望从苏联买一批旧军火。苏联消灭关东军后，曾拉走了一大批日本军火。对于苏军来说，这些武器完全是一堆废铜烂铁。中共满以为，苏联人会以低价甚至无偿的价格，将这批武器移交给我们。后来，我方得知，苏联人将一部分武器留在了朝鲜，另一部分留在满洲里的中苏边境。

然而当我方想方设法，与苏联人取得联系后，却失望的发现，苏联的“国际主义”从来不是无偿的。想要得到武器，非得给他们一点好处。

王首道曾回忆，1946年8月和10月，我方曾两次与苏联驻哈尔滨代表波依科商谈，希望能以粮食换取一部分日本武器。然而苏联人却狮子大张口，要求每年向苏联出口粮食100万吨。以当时东北解放军的生产和运输能力，100万吨粮食根本无法达成。

后来，熟悉苏联内情的刘亚楼亲赴苏联，才与苏联真正达成了粮食换武器的协定。然而苏联人并非以废铁价将武器卖给我方，而是层层加价、层层勒索，让我方吃了大亏。但是为了赢得胜利，我方只能忍辱负重，用宝贵的粮食换取武器。

“大沙发”靠不住，我军只好退而求其次，寻求“小沙发”朝鲜的帮助。与吝啬、精明、狡诈的苏联人不同，朝鲜同志对我们的帮助可谓是不遗余力的。

那么朝鲜为何能成为东北解放军的“小沙发”呢？主要有三大原因。

首先从地缘上看，朝鲜和中国东北山水相连，从海上到陆地，朝鲜和我军均有路可通，有贸易可做。

其次从人缘上看，中国革命与朝鲜革命，从来都是紧密相连的。很多朝鲜人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原则，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在中国东北和华北参加抗日斗争。例如金日成、武亭、江健等人，都曾与我军并肩作战。他们会说中国话，懂中国历史和文化，与我军、我党有着深入骨髓的革命友谊。

从政治上看，各国共产党都讲究“国际主义”，也就是各国共产党要相互联系，相互支援，共同抵御帝国主义，消灭剥削制度。金日成绝不希望，东北被国民党占领。到时候朝鲜必将陷入与蒋介石、李承晚两线作战的局面。因此朝鲜早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就提出过“抗蒋援华”政策。

政治优势是“天时”，地理优势是“地利”，人缘优势是“人和”，三者皆备，朝鲜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我军、我党最好的靠山和隐蔽的后方。而向朝鲜求援的重任，最终历史性地落在南满负责人陈云身上。

1946年11月15日，陈云和肖劲光抵达朝鲜，住了两天。在此期间，金日成宴请了陈云一行。在此期间，陈云向金日成提出了三大要求：

1.东北战场伤员和家属，可以转移至朝鲜；2.借道朝鲜，沟通南满、北满、大连以及其他根据地的物资交流、人员过境；3.向朝鲜求购作战物资。

对于陈云的要求，金日成可谓是有求必应、不遗余力。

首先，金日成当场拍板，接纳了安东和通化等地我方撤离人员和物资，人数总计达到10万人，其中包括2万伤员。

其次，针对我军缺衣少粮的窘境。金日成决定，紧急向我军无偿输送战略物资，总计达到两千多火车皮，其中包括枪支、弹药、炸药、布匹、药品、衣帽、胶鞋等等。同时还有用于制造武器的有色金属铅、铜、锌等

根据朝鲜内阁资料显示，金日成一次就决定向东北解放军支援10万支枪，并由中央警卫团团长江尚浩亲自押送到中国。

后来，我军吉东军区部队军服配发遇到困难。金日成听说此事后，不但提供了可以做1万套军服的一千匹上好布匹，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最后，金日成还允许我方人员借道朝鲜，来往于南满、北满、山东之间。仅在9个月内，来经朝鲜过境人员就不下2万人。除了人员之外，我军还将大量物资借道朝鲜国境。

当时北满粮食短缺，东北局便从大连地区调拨一些救命粮，并从朝鲜向图们运输。没有朝鲜的帮助，北满的我军必将陷入严重的饥荒。根据可靠信息，仅1947年头7个月，我军就通过朝鲜转运了21万吨物资。

有了朝鲜的帮助，林彪终于有武器、有粮食去抵御杜聿明的全面进攻。因此林彪立即发动四保临江战役，对分头冒进的国民党军以迎头痛击。

在四保临江战役发动前，辽东军区专门将后勤机构设在朝鲜境内，我军负责将物资储备在朝鲜境内，然后由朝鲜群众将军需物资转送到我军前线。

除了无偿向我军提供物资援助以外，朝鲜还积极与我开展贸易。和苏联人吃拿卡要不同，金日成亲自指示朝鲜各级机关，要“以友谊的态度来配合”。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我方从朝鲜输入了36526万东北流通券。

除此之外，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还有许多朝鲜籍的战士为中国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尽显国际主义精神。成千上万的朝鲜人，加入了东北民主联军，参加了解放东北乃至于解放全中国的战争。

周保中曾统计，参加中国东北民主联军正规部队的朝鲜人有12万，加上参加地方部队的朝鲜人，总数达到25万。

这些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对于中国的解放事业可绝不只是锦上添花。我党在进军东北之初，曾进行了盲目扩张，不加筛选，将大量坏分子吸纳进我军。而这，也导致当时我军被敌特渗透得千疮百孔。

而朝鲜人组成的部队，“正统观念”较弱，立场非常坚定，作战非常勇敢，几乎不可能被国民党的特务所策反。在通化暴动中，2个朝鲜义勇军支队，是唯一没有被渗透的部队。正是他们的英勇作战，才击溃了日本关东军残部和国民党特务的联合暴动，保住了我军的重要后方城市——通化。

进入全面内战后，很多由朝鲜人组成的地方部队，最终都升格为真正的主力部队，几乎参加了所有东北解放战争所有的重要战役。他们以不怕死、不怕苦的牺牲精神，成为东北野战军的骨干力量。其中在东北野战军中，还有3个纯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

以156师为例，其从喜峰口入关后，参加平津战役、渡江战役，从东北一直打到江西，可谓功勋卓著，涌现了3000多名英雄人，很多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许多朝鲜战士的英勇事迹，至今仍在传扬，比如赵星斗、韩哲赫等人。

可以说，正是因为朝鲜同志的无私帮助和雪中送炭，让我军、我党在东北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此外，有了朝鲜这个大后方，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发动“四保临江、三下江南”、夏季攻势、秋季攻势以及冬季攻势等大战役。

朝鲜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我党、我军从来都不会忘记。因此只要朝鲜有事，我国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毛主席当即决定，将四野的三个精锐朝鲜族师齐装满员，派回国内参战。而这三支久经考验的军队，迅速摧垮了南朝鲜军的防御，从38线一直推进到釜山。甚至连美24师也险些被全歼。

仁川登陆后，朝鲜面临危亡，而毛主席顶住巨大压力，毅然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在中国最优秀儿女的奋战下，最终保住了北朝鲜，保护了革命果实。

君以国士待我，我必将以国士之礼报之。中朝友谊源远流长，真正由鲜血凝结而成，两国在革命上互相扶持、互相帮助，是国际主义精神的终极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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