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文]

1月6日“川粉”占领美国国会的事件爆发后，1989年出版的《美国反对美国》一书在网购书店里的价格涨到了18000元（约2900美元），是原价的3600倍。在书序中，谈到为何要取这个“奇怪而又颇为费解的书名”时，作者写道：“用意在于表明，美国不是一个简单的均质的整体，用一句话就可以打发掉的。”他还谈道，有的人把美国看得一无是处，但现实中的美国会反对这样的“美国”；有的人把美国想象的十全十美，那么，现实中的美国同样会反对这样的“美国”。他还讲，越是深入地研究美国，越容易发现美国社会的这种内在的矛盾。

相信所有人都会佩服作者的睿智与远见。而人们对这本书求购之心的背后，还有一股中国社会新冒出来的舆论潮。

有中国网友对当下的美国两党之争调侃道，为什么美国不能有两个总统？有的则说，可以有两个美国，一个叫USA，一个叫USB；还有的干脆说，朝鲜可以有南朝鲜、北朝鲜；苏丹可有南苏丹、北苏丹；美国也可以有南美国、北美国。

这些调侃终归是网民戏言。相比于20多年前在美国流行的“中国崩溃论”是专业学者有理有据的论证，当下在中国流行的“美国崩溃论”并没有系统的研究论据。

笔者相信，美国短期内不会崩溃。不过，按照瑞士学者安德烈亚斯·威默《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一书的论据逻辑——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和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是国家建构的两面——来看，美国再这么闹下去，国家崩溃的可能性并不是零。

至少有两条鲜为人知的论据：一是围绕美国政治核心地“国会”的暴力正愈演愈烈。

1856年，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因废奴意见不合，用棍殴打了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1915年，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明特尔以“呼唤和平”为名用炸弹炸了参议院接待室，所幸无人身亡。1932年，约2.5万美国一战老兵围堵国会数周，多人死亡。1954年3月1日，四名波多黎各分离主义分子闯入众议院，开枪打伤五名议员。1983年国会大厦北翼爆炸。1998年一位袭击者持枪闯入美国国会，两人死亡。

很明显，1月6日国会事件比历史上任何一起都更极端、规模更大、人员更多、影响更恶劣，且与现任总统的煽动相关。日益激烈化的国会暴力的背后，是美国日趋衰退的政治整合力。

据调查，2014年，趋于极端的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分别达到94%、92%，比20年前上升了24、28个百分点。对方赞同的，通常就是我方反对的。美国两党已从共识政治滑坠为对抗政治。已经有人猜测，对抗或许会演化为新的内战。

对此，2006年纽约大学教授罗纳德·德沃金在其《民主是可能的吗？》一书就表达过失望：“我已提供了很多理由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尽管他承认，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拥有良好意愿、智慧和雄心的美国人已经给予世界很多现在仍然是最好的事物，但美国正处于历史中的一段特别令人沮丧和危险的时期。不知道德沃金教授现在会不会更沮丧，或者更平和地接受这一切？

第二条论据是美国人对民主政治认同感的急剧下降。

问卷调查显示，出生在1930年代的人，有74%认为“生活在民主国家是‘必要的’”，而1940年代、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的美国人分别只有62%、58%、50%、43%、31%。年龄越小，越没有觉得民主是必要的。

另一项调查更有趣，1995年、2011年分别问了65岁以上、45-64岁、35岁-44岁、25岁-34岁、16-24岁的美国人，认为“民主是坏的制度”的比例分别从5%上升到了13%，6%升到15%、7%升到17%、10%升到22%、13%升到24%。否认民主体制的人数在不断增多。

长期以来，中国人对美国存在着浪漫主义的想象。人们往往抽取出美国的积极面，比如民众的善良、社会的有序、经济的增长、种族的和谐、国家的崛起等等，将原因与内核都归于民主的变量。现在，民主在衰老，美国在退步。“美国反对美国”状态变得更加恶劣。

特朗普折腾了美国四年，令世界大跌眼镜。如果解剖一下当下美国的质变，会发现美国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各种失灵与混乱，是有深层原因的。

现在的美国早已不再是1789年华盛顿当选首任总统的美国了，也不是1979年中美刚建交时的那个美国，甚至与2008年拜登当选副总统时的美国都大变样了。

第一，美国社会结构变了。1950年时，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87.5%；2019年时已下降至56%；2050年将至49%，白人会成为“少数族裔中的多数”。种族结构的变化，也反映在语言交往上。不要以为美国人就讲英语，2015年调查，美国移民中只有53%美国人讲英语，26.4%不太会讲或完全不讲英语。2017年移民中，讲英语的只有17%。笔者曾去的南加州、德州、亚利桑拿州的县郡，很多地方半数以上人口不说英语，而是说西班牙语等其他语言。

社会结构的质变，使得美国价值理念分化。自由民主法治等看上去高大上的价值理念，在不同的人群里，有着不同的理解甚至冲突，此次自诩的“种族大熔炉”制度不再有效。

第二，美国经济结构变了。1998年-2008年美国GDP增长47%，但美国制造业仅增长5%。这与半个世纪前支撑美国1/3劳动力市场的制造业完全不一样。美国是越来越由金融业“食利阶层”、法律业“纠纷阶层”支撑的国度。产业与收入结构的质变，导致美国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在疫情期，美国81%的住宅都有还债压力，11%的按揭违约率甚至超过了2008年国际危机。40%的非裔和30%西裔学生在学校停课期间没有设备接受在线教学，而白人学生只有10%。

经济结构的质变，导致美国利益诉求的分化。从社保到税收，从医保到移民，几乎任何一条政策在美国几乎都会产生社会争议。经济政策变得短视，政策执行大打折扣，更糟糕的是，政策产生了“钟摆”效应，难以形成足够的持久力。

第三，美国政治结构变了。美国当前的政治“极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民主党与共和党相互“极度讨厌”的人数比率从25年前16.5%上升到了当前的80%以上。你赞同，我就反对，令美国成为一个“内耗器”，或说美国人与美国人之间正在爆发一场“国内冷战”（cold civil war）。美国发动的冷战早已爆发，只是不针对中国，而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政治内耗让美国人信心急剧下降。“身为美国人”而自豪的人群内90%以上（1990年代）下降到63%（2020年6月）；认为美国是最伟大的国家的美国人降至24%，认为其他国家比美国更伟大的美国人升至21%（2019年）。

政治结构的质变，导致美国日常运行的分化。主导美国国家日常支行的不是同一个目标、同一套标准，而是无休止的争论、批判 、指责、推诿。

美国在变，中国也变了。2011年中国的制造业超过美国，2013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量超过美国，2019年中国的专利数超过了美国。一切顺利的话，2020年中国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2030年前后，中国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未来5-10年，中美之间要重新认识不一样的彼此。美国要认识到自身的质变，更要认识到中国是不可遏制的。美国要适应一个机制体制与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中国。中国也要学会与一个质变了的美国打交道。

由此看，中美之间需要更多地立足于长远重新进行相互认知。美国对中国的认知逻辑，仍基于上世纪中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国对美国的认知逻辑，仍限于帝国霸权的基本框架。

不过，多数中国人现在对美国的认识仍是复合的，既相信美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会是最强的国家，也认为美国已不再是先前那个令人尊重的美国。

在中国网络舆论中流行的“美国崩溃论”，对中国自身也有启示。退步的美国说明了一个重要道理：制度不可能一劳永逸的。不改革，任何制度都有生物式的退化与衰老。

两百年前，法国人托克维尔为认知刚刚建国的美国，游历美国各州，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半个多世纪前，美国人本尼迪克特为认知二战后的日本，皓首穷经，写下了《菊与刀》。当下的中国思想界，是否应有一头扎进美国社会写下新时代下的美国名篇，这是相当值得期待的事情。大变局时代，思想者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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