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这个沉重的年份，终于翻过去了，对于深陷疫情时间的人们来说，这一年可谓度日如年。美国《时代周刊》新近一期杂志封面，白纸黑字“2020”被画上了红叉，下面有文字释义：“2020年是最糟糕的一年。”这一年注定难以从历史中抹去，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会成为个人、国家乃至人类永难磨灭的生命记忆。

这一年，我们对于时间似乎失去了敏感，在日复一日的煎熬中，客观的时间被韧性地拉长，人们把本应不同的日子过成了机械复制的岁月：一天即是一年，一年正如一天。似乎只有一种时间，那就是疫情时间；只有一种生活那就是防疫+。所有的生活皆受制于疫情的规约。在极限灾变面前，人类智慧戛然短路，集体意志骤然休克。极限压力锻压人类极限意志和底线急智。面对2020年满场疫情，在没有退路的情势之下，只能迎难而上，把藏掖在生命深处的力量和智慧挤压出来。面对这场抗疫战争，每个人都不是旁观者，更不能当逃兵，而且，一打就要打完满场。经历了至暗之年，我们的心智更加强大，我们意志的耐受性也会更好。既然漫长、凛冽的寒冬都熬过去了，还有什么不能承受之重？

今年的学术生产和传播也深受疫情影响，由于疫情影响是全域、全程、全员的，新闻传播领域自然无法幸免，而且，疫情更加凸显信息传播的重要性和易感性，在人的物理位移严重受限的情境之下，信息传播的刚需尤显迫切。在线下活动大概率打折的情况下，线上交往更趋频繁，且诸多交往是聚焦疫情这个年度主题展开的。疫情不仅构成了今年学术生产和传播的刚性背景，同时也成为我们学术研究的轴心议题。

12月19日在中国传媒大学参加2020年新闻出版类期刊主编圆桌论坛，会议的主题是要盘点2020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点，同时预判新一年的研究议题。与会者除了有我们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期刊之外，还有编辑出版专业期刊以及综合类期刊，还包括《新华文摘》之类的文摘类期刊，这给2020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盘点提供了更大视野。

总的感觉，新闻传播学研究成了一门显学，不仅表现在新闻传播学科专属领地内，呈现一片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还表现在非新闻传播学科也关注数字技术和智能化带来的深刻影响。在人类这场空前的新传播技术革命面前，所有专业领域无一幸免，被这场革命一网打尽，新闻传播学则处在震中地带，受到的冲击应是最大的。一场哥白尼式的知识革命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地到来了。

面对这场知识革命，新闻传播学科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幸运的是：作为一门“后浪”学科，新闻传播学科的知识积淀和话语权力是弱小的，我们一直在为告别知识游牧状态和理论学徒期而努力，为学科合法性拼尽了吃奶的气力。面对新传播技术革命带来的颠覆式创新机遇，新闻传播适逢其时，且被推在风口浪尖上。但不幸的是：新闻传播学科还没有能力成为超级学科，能力追不上雄心。表面上看，新闻传播学科面朝满眼、满屏的蓝海，所有领域皆与新闻传播学科有关，我们似乎皆可“长臂管辖”，但实际上，我们没有能力占领我们雄心所及的领域，新闻传播学科存在感不强，仅在学科内河兜圈子，没有公海视野和深海作业能力，即便有凌云壮志，也显得力不从心。

从近年来的新闻传播学知识生产现状来看，碎片化知识增量居多，但广种薄收，硬核知识、理论较少，缺乏成体系、成建制的理论创新和知识体系，尤其是缺少可被其他学科认可和接受的理论贡献，鲜有超越学科壁垒的广域理论范式和通识性的知识范式。

要实现新闻传播学理论和知识创新的超越和突破，仅靠短期突击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一年一年打通关。2020年作为特殊的年份，注定会成为人类历史的关键节点，也会成为新闻传播学科的历史性界面。对于充满高度不确定的未来，似乎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为此，我们还须在心态、能力等方面做坚韧的准备。

（原文刊于《新闻大学》2020年第12期卷首语，原题为《未来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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