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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责任编辑 | 朱雨晨

2020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承受了太多的改变和感动。但同时“吹哨人”以及屡屡被提及的隐私泄露等问题，也让我们反思和警醒。

多地出台规定，鼓励及时举报

面对突如其来的紧急公共事件，我们要不要挺身而出做“吹哨人”？

2020年7月19日，深圳市发布《深圳经济特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征求意见稿)》；9月29日，《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施行；12月2日，重庆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草案）》提交审议。

深圳、北京、重庆等地相继出台相关条例，在制度上查漏补缺。

根据深圳意见稿，深圳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公共卫生热线等多种方式反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隐患信息，举报有关迟报、谎报、瞒报、漏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行为。

对于“吹哨人”，深圳意见稿要求有关部门有义务保护好他们的个人信息和人身安全，对非恶意报告的单位和个人，不追究法律责任。

而北京市则规定，市、区政府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系统，完善多渠道监测哨点建设，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制度，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系统，建立健全网络直报机制。

北京市同时强调，执行职务的医疗卫生人员以及有关人员发现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线索的，应当依法将具体情况向本单位和所在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业内专家认为，有了这样的“护身符”，公民有权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重大事件的微小线索，将那些存在巨大风险的事件控制在“星星之火”阶段。

而其中“非恶意举报不追责”的表述，更是让许多民众吃下了定心丸，营造一个更为安全的社会环境。

隐私权与生命健康权的冲突

100张5毛钱。

这是网络上明星“健康宝”照片的价格。

有网友通过输入明星姓名加身份证号，无须人脸识别，查询到其在北京“健康宝”上的认证照片。

疑似王源、王俊凯、易烊千玺、刘昊然、杨幂、邓伦、蔡徐坤等超50名明星的“健康宝”照片在网上传播，涉及北京、厦门、上海等多地核酸检测机构，这些信息甚至在相关群组内被出售。

有律师表示，对于此次出现他人“健康宝”照片泄露的问题，政府有义务督促相关公司完善系统，解决安全隐患。如果被侵权人是因为系统问题导致被侵权或受损，理论上除了向侵权方追责以外，对系统研发方也存在追责的可能。

而这不是疫情中第一次被提及关于隐私的话题。

疫情暴发初期，许多武汉高校返乡的学生信息被恶意暴露，包括他们的姓名、家庭住址、身份证号、以及父母的身份信息在微信群里大肆散播，有一些同学遭到了电话、短信的轮番骚扰、甚至上门谩骂。

此前，成都市一名新冠肺炎感染者也遭到隐私曝光。

2020年12月7日，成都市郫都区报告两起本土确诊病例，患者为一对夫妻。次日，他们的孙女赵女士也被确诊患上新冠肺炎。

为防疫起见，成都市政府通报了患者14天内主要的停留场所，包括中冶中央公园、嗨蓝调美甲店、小巷巷麻辣烫、海雾里小酒吧、playhouse酒吧、赫本酒吧等。不久之后，一份“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在网上流传开来，上面写有大量赵女士的私人信息，从姓名、身份证号到精确至门牌号的家庭住址，通通被曝光。

对赵女士的谩骂随即铺天盖地而来。“投毒”“转场皇后”等侮辱性的字眼大量出现。“我只是不小心感染了新冠（肺炎），我也是一个受害者。”2020年12月9日，赵女士在首次公开发声时说。

据不完全统计，近10个月内，云南文山、浙江宁波、山西晋城等地至少发生了9起类似事件，泄露信息者包括医护人员、警察、村干部、街道办干事等。虽然涉事人员中，有13人受到罚款、解聘、行政拘留等处罚，但泄露他人隐私的成本依旧远低于维权成本。

疫情引发的隐私之忧不止于此。

新冠肺炎患者通报中，为提前预防和避免感染，增加了居所、行踪轨迹等信息。这有利于防疫工作的展开，也能缓解公众的恐慌，但应当公开到何种尺度，如何才能兼顾公众的生命健康权与个人的隐私权？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在为澎湃新闻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防疫信息的公开存在两个棘手之处，一来，公民有权要求政府公开信息（“政府信息”包含政府收集、掌握和制作的所有信息），但也同样有权要求保护隐私，信息公开与隐私保护之间必然产生张力；二来是隐私权与生命健康权的冲突，与前者相比，这一矛盾恐怕更为根本。

END

视觉编辑 | 王硕 马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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