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避免对医护人员过度“英雄化”。他们是最美“逆行者”，更是普通人，也会有负面情绪，会害怕，会焦虑，也会感觉无能为力。

在对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漫长日子里，最脆弱的是什么？

心理专家给出的答案是：人心。

多位正在疫区一线工作的心理治疗师告诉《中国慈善家》，疫情中人们可能无意识地隐藏了自己内心最脆弱的需求，等到疫情结束之后，这种创伤会逐一呈现。他们呼吁，社会应持续关注疫情带给人们的心理创伤，并展开针对性的援助。

3月6日，国家卫健委、民政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心理援助与社会工作服务的通知》。通知提出，对新冠肺炎感染者提供心理支持和心理危机干预。

武汉来电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物资驰援武汉外，心理援助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专家认为，真正的灾难中心理援助是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的，这项工作在接下来的玉树地震中得以常态化。

成都市精神卫生中心是汶川地震中较早介入心理援助的单位之一，有着丰富的经验。因此，在此次疫情中，反应较为迅速。

早在2020年1月31日，该中心在“健康成都官微”上贴出疫情提示，并细分为《普通公众篇》《医护人员篇》以及《隔离者，确诊/疑似患者篇》，并开通防控新冠肺炎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

“请一定帮帮我爸，我没有别的办法了。”2月28日晚10点多，一个来自武汉的电话打到成都，儿子跨省为父亲寻求心理援助。

“我现在在武汉，我父亲是疑似患者，已经在医院住院隔离。父亲现在的状态非常非常不好，我很担心他！”对方声音急促，“我们不能去看他，他一个人在医院里，每次视频他都会哭，甚至……甚至还会有些不好的念头……”对方诉说着，声音变得哽咽起来。

求助者说，他最开始也想过拨打心理援助热线，但当地心理医生资源实在太紧张，所以就试着拨打省外的援助热线。

接线人员评估后，认为求助者父亲的心理状态急需进行干预，“在这种焦虑严重的情况下，面对面的辅导是最有效的。”她立即想到了武汉也有同事在当地进行心理支援，“这或许是一条最快捷的生命救援通道！”

当晚，接线人员将情况反馈给了援助湖北医疗队的同事。当时已是晚上11点多，加上求助者父亲所在的医院并不在四川支援队负责的十个医院里，所以一时无法直接对接。

随后，这条求援消息被发布在武汉心理救援小组长群里，马上有人回应：“我们马上对接该医院！”

不到10分钟，又有人反馈信息：“已经联系上患者的主管医生了。”

经过几日的心理干预治疗，求助者父亲的心态明显好转，也开始积极配合治疗。而该求助者也通过热线跟成都的心理医生保持联系，经过几天的心理疏导，他和家人的情绪也改善许多。

这是一次紧急、积极、高效的跨区域心理救援，从拨打求助电话到找到患者并解决问题，一共不到14小时。

“疫情发生以后，热线天天有电话打进来，主要集中在睡眠问题、对疫情持续时间长及家人安危的担忧等方面。但像这样从武汉打到成都的求助电话，还是比较少见。”四川省第十批援鄂医疗队成员、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治疗师耿婷告诉《中国慈善家》。

医护的困扰

作为第一批支援湖北心理医疗队的成员，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治疗师刘天在2月13日到达武汉，主要工作是针对医护人员展开心理援助。

一线的医务人员不仅承担着繁重的医疗救援任务，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每天接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面临着被病毒感染的风险。患者离世、医护人员被传染，缺乏与人的交流、睡眠不足等问题叠加，导致医护人员心理压力骤增。

他们比较普遍的负性情绪有焦虑、紧张、烦躁易怒、悲伤、无助、恐惧、没有安全感等。

“前线医生普遍存在失眠问题。”刘天说，一般来说，越是面对重症患者的医护人员，内心压力会越大，他们往往面临更多的生离死别，也承担着更多的职业暴露风险，因此也会受到更多的内心冲击。

2月15日，武汉某医院重症监护室医生张猛（化名）走进心理咨询室，此前，他已经在一线奋战了整整一个月。

领队多次让他休息，他都婉拒了。

“大家那段时间都是连轴转，我一休息其他人就会顶上，影响别人。另外，我的病人还要和别的医生重建信任关系。”张猛告诉领队。

直到面对心理咨询师刘天，他才吐露心声：“我一休息下来，脑子里就会胡思乱想，整个人状态会更糟糕，让自己忙起来可能会好一些。”

张猛自述说，他开始失眠是从第一次目睹一位新冠病人离世开始的，病人临走前痛苦的画面一直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一心想治病救人，却无力回天，他甚至感到内疚。

作为医生，他不愿去向别人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因为他们是社会大众眼中的“英雄”“最美逆行者”……

刘天开始对张猛做一些心理疏导，让他意识到，病人的离世并不是他的原因所造成的，他也只是一个做着本职工作的普通医生，并不是英雄；他需要去和同事、家人及朋友交流，释放情绪，调整好自己才能给予病人更好的帮助。

通过多次交谈，张猛心中紧绷着的弦开始有所放松，睡眠先是有了改善，整个人的状态也好了很多。

后续随访了解到，张猛开始尝试和同事聊聊自己的感受，也开始做运动，心理疏导起到了一些作用。

在医护人员中，张猛很具有代表性，武汉有太多的生死离别，无论是对患者家属还是医生，都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有些医生没有意识到，他们可能无意识地隐藏了自己内心最脆弱的需求，等到疫情结束之后，这种创伤会逐一呈现出来。”刘天呼吁，全社会要持续关注这一次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帮助他们真正走出疫情阴影。

另外，刘天还建议，媒体要避免对医护人员过度“英雄化”。“他们是最美‘逆行者’，更是普通人，也会有负面情绪，会害怕，会焦虑，也会感觉无能为力。只有公众理解他们是这样的普通人，他们才能更好地接纳自己的这一部分。”

无法给你一个拥抱

在这场疫情中，很多人目睹或经历了生离死别，内心受到强烈冲击。

专家说，面对失去亲人的巨大创伤，不管什么样的语言，都显得太微弱。这时需要更多的肢体语言给予心灵的慰藉，包括握手、拍拍肩、拥抱等。

张纪（化名）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在多次灾难中都曾赴一线对影响者进行心理援助，2月21日，他深入武汉一线，开始心理援助工作。

张纪遇到一位肺癌术后合并新冠肺炎患者，他的孩子去世了，老伴确诊罹患新冠肺炎后在另一家医院抢救。这位患者看到别人的家属不停地打电话、视频问候，自己却无人问津，内心极度焦虑、无助，甚至一度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与动力。

面对无助到绝望的援助对象，以往张纪都会给予一个紧紧的拥抱，这是最直接的一种方法，会一下子拉近与援助对象之间的距离。

但这次新冠疫情极具传染性，身体接触不可取，只能努力通过心灵的交流来拉近距离。

从拉家常式的“话疗”开始，张纪努力让老人说出焦虑的原因，并让他认识到老伴还在治疗中，不能丢下她，以此唤醒老人对生活的勇气。

“在过去的一些灾害中，受害者可以和亲人朋友聚集到一起，抒缓心中压力；或者通过和同事的拥抱、言语交流来得到一些释放。但新冠肺炎有极强的传染性，在物理距离上隔绝人与人交往，这让大家心理变得更加脆弱。”张纪告诉《中国慈善家》。

其实，在这次疫情中，心理援助不能仅靠专业人员，前线医生作为和患者最亲密的接触者，能直接洞察他们的心理。

有一天夜晚，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广东）援助武汉江汉方舱医院医生刘晓春看着熟睡的病人，此时万籁俱寂，让他暂时忘掉病魔的存在。

但一阵咳嗽声将刘晓春的思绪拉回，一位年轻小伙用被子捂住嘴，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怕惊扰他人，但一连串的咳嗽声无法抑制，小伙子甚至出现呼吸困难。

刘晓春让护士测了血氧饱和度、推来了氧气瓶、服用药物，病人渐渐恢复了平静，但始终无法入睡。

看着小伙焦虑的样子，刘晓春主动和他聊了起来。原来，这位年轻人特别担心自己的病情恶化，怕自己很快会死去……

于是，刘晓春以一个专业医生的角度给他解释病情，讲新冠肺炎的知识，告诉他要配合治疗并对自己有信心，“很多比你严重的病人都出院了”。

最终，小伙子宽慰地安睡了。

早晨，当刘晓春下班后经过小伙的床前，小伙下叫了声“医生”，并下意识伸出手准备握手以示谢意，但很快又收了回去，两人同时笑了。

长效机制

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为了寻找被援助对象，一些心理援助组织面向灾区发放了很多调查问卷，问题多达二十多个，受访人要花不少时间才能答完，因此不少人产生抵触情绪，甚至最后形成“防火防盗防心理（援助）”的现象。

在这次疫情中，心理援助组织吸取了这个教训，尽量将问卷设计得更简洁、有针对性。

“适当地做一些针对性调查还是很有必要的。” 四川省第十批援鄂医疗队、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治疗师耿婷告诉《中国慈善家》，这次疫情中的调查问卷只设了5个问题，从疫情防控常识到精神状态，从焦虑情绪到心理健康，扫码后两分钟就可以答完。

耿婷表示，问卷调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尤其是针对医护人员的问卷。通过这种方式，心理援助人员对医护人员的心理状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有针对性地开展援助。

疫情后的长效心理机制建设，是业内非常关心的话题。关于长效机制，耿婷建议，首先要进行心理健康宣传，使大家对疫情结束之后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有正确认识，消除模糊观念引起的焦虑、抑郁。另外，还要帮助当事人和家属学习相关知识，让家属和当事人多沟通，协助当事人合理安排工作、生活，合理宣泄痛苦的情绪，让当事人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幸和无力，并在必要的时候，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对于身处疫情中的人们，耿婷还建议，疫情中各种信息爆炸式呈现，公众对疫情发展保持适度关注即可，不要刻意去看太多的消息，避免信息轰炸，尤其要学会分辨和摈弃唯恐天下不乱的小道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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