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平区北七家镇东三旗村是北京外来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这个距离五号线天通苑北地铁站不足1公里的村子，每年承载数万外来人口。跟往年相比，今年东三旗村的返京潮来得晚一些。

3月9日，新京报记者实地探访了东三旗村。春日暖阳下，立汤路东侧街边部分超市、美食城、甜品店等正在有序营业，小汤山的果农在路边摆摊出售新鲜的草莓，跟往年相比每斤14元也算低价，吸引了拉着行李箱的返京客驻足购买。

进入东三旗村的小巷口仍旧是封锁状态，铁网门前积压了成堆的快递货品，快递小哥繁忙地打电话叫顾客取件。在东三旗村临街的商铺中，大部分餐馆尚处于关闭状态，门上贴的还是过年放假的通知。

东三旗村中心的南街北街出入口被设置成检测点，租客及村民出入不仅要测量体温，还需要出示本人的身份证和出入证，刚刚返京的打工者忙着拿复印证件办理进村手续。

从家乡的村庄来到北京落脚的村庄，离“家”与回“家”之间，多了手续也多了安全的保障。对于多年在外的北漂来说，2020年的这次返京是无数次返京中最特别的一次，但也是最普通的一次，因为，疫情总会过去，生活还将继续。

租客们回来后要在返京登记处登记。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赵金玲：第一天营业婉拒好几单

赵金玲和丈夫曹洪斌回到北京一个月，终于在3月9日迎来了麻辣烫店第一天复业。

开门营业前，丈夫曹洪斌决定把来店点单打包也取消。一向以顾客为大的赵金玲一上午婉拒了好几单，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有别的很好的办法，希望顾客能理解，我们也是为彼此的安全着想。”赵金玲说，特殊时期，能开门营业就很满足。

赵金玲夫妻经营的小店。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自打返京后，为了能尽早开门营业，赵金玲和丈夫做足了准备：采购消毒水、体温测试仪、口罩等物资；准备外来人员体温测试表、员工体温测试记录表、外卖取餐箱等；张贴每日消毒、取消堂食打包等提示。

开店一年多时间，赵金玲和丈夫的夫妻小店生意红火，仅外卖每天就有100多单。赵金玲时不时会看看用户评论，顾客提出来的问题及时改进，保证餐食的高质量。赵金玲说，能做好这家店倾注了夫妻二人的心血。

受疫情影响，两个店员还没有返工回来，赵金玲负责接单、捡菜，丈夫负责后厨烫菜、打包，两个人前堂后厨分工明确，赵金玲把打包好的餐盒统一放到门口的外卖保温箱，骑手到店开门就能取到餐，传送外卖间做到了“零”接触。店里虽没有往日的熙熙攘攘，但却因此多了份秩序和安全保障。

从早上8点半到中午，赵金玲和丈夫两个人忙前忙后，接到20多单外卖生意。下午临近3点钟，赵金玲得空炒了个油麦菜，熬了点棒渣粥，夫妻俩才吃上了午饭，“平时吃饭更没有点儿，现在还好，我们俩能坐在一起吃饭。”

赵金玲小店旁边的几家餐饮店都没开门，赵金玲告诉记者，虽然能早一步营业，但夫妻俩牺牲了陪伴孩子的时间。平时在北京打工，赵金玲和丈夫很少回去陪孩子。“这次疫情本可以在家多陪陪孩子，但我们还是早早来了北京。”

赵金玲和丈夫的老家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亚布力镇开道村，距离北京1400多公里。来北京时，赵金玲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2月中旬，村里还在实行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许多在外打工的村民尚未动身。到镇上办理健康证、网上改退火车票、约定同村自驾车老乡，到北京后，赵金玲才给父亲打了个电话报平安。

近些年，开道村有越来越多村民外出打工，青壮年在外谋活计，老人孩子在家留守，赵金玲说，自己的兄弟姐妹都在外开起了餐馆，平时难得见面，只能在过年的时候碰上一面。

人都说四十而立，赵金玲和丈夫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开起这家小餐馆投入了两个人的积蓄和精力。从年前腊月二十三回老家开始，将近两个月的休店时间，夫妻店损失不少。最近相关部门也提出倡议减免房租，但赵金玲和丈夫却不抱太大希望，毕竟房租已经交了。

经过这次疫情，赵金玲说自己锻炼出了好心态，“像其他店老板一样担忧焦虑没有用，我们能做的就是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做能做该做的事情。疫情总会过去，生意也一定会好起来。”

赵永鹏：返京卧铺上戴口罩睡一宿

东三旗村返京人员入住证。受访者供图

来自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的赵永鹏，回北京前，特意向房东询问是否可以进村，以及办理手续需要准备的资料，得到房东的肯定答复后，赵永鹏就着手办理离村外出打工需要的证明。

26岁的赵永鹏毕业后来到北京，在一家地产中介公司上班，由于工作门店在天通苑西区，赵永鹏便选择了房租相对便宜的东三旗村作为居住地，房租1100元，独立洗手间和厨房，上班骑电动车不到10分钟车程，赵永鹏对居住要求不太高，主要看中的是房租相对便宜。

进村前，赵永鹏拿到一份《监督性医学观察权利义务告知书》，其中特别提示“监督性医学观察14天，自返京次日起算，隔离期间不得外出，观察期满、身体无异样，经村（社区）允许，可解除隔离措施。”

年前从北京返乡时，赵永鹏在地铁五号线上看到了大批戴口罩的人，察觉到一丝异样。不太了解情况的他，通过手机看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消息。所幸当时是自驾返程，上午10点多跟老乡会合后，三个人一起从北京出发，途中轮换开车，高速上没有过多停留，夜里12点多到达了甘肃。

没几天，赵永鹏所在的赵塬村，也开始采取疫情防控措施，村干部、村医在村口值守，镇上的工作人员每天到村里巡察，大街小巷人烟稀少，到街上遛弯的叔叔，也被村里的工作人员劝回家。赵永鹏的姥姥家在邻村，骑电动车只要30分钟，回乡前他特意为姥姥买了春节礼品，没想到即使这么近，这份礼却没送过去。

由于邻村出现疑似病例，赵塬村的隔离期比其他地方稍长一些，外出务工人员需在家待够24天才能办理相关出村手续，外加从家到延安的高速也封锁了，返京时间只得推迟。

像村里的大多户人家一样，赵永鹏父母平时在地里种了蔬菜，基本自给自足。近一个月，赵永鹏除了陪父母到果树地干农活，只出过一次家门到超市买了一袋面。父母比他还关注疫情，每天一早到他的房间给他播报最新数据。

在外求学工作的日子，赵永鹏很少有时间能陪父母，姐姐已经出嫁，50多岁的父母坚持一年四季下地干农活，赵永鹏时不时劝他们，种果树辛苦也赚不到钱，不如将果树挖掉，这样还能轻松些，父亲却对赵永鹏说，“种果树是我们的事业，你不要管。”

隔离期满，高速通行，赵永鹏准备起身返京。按照要求，赵永鹏到老城中心卫生院开了体温测量证明，其中标注正常体温36.6℃。

出门前，母亲把家里仅有的两包口罩都塞到了他包里。2月18日凌晨的延安火车站，乘客比往常少许多。赵永鹏买的是一张特快客车的卧铺票，通过体温测量安检等手续，登上了返京的列车。

找到自己的卧铺时，其他床铺上的乘客已经休息，但都戴着口罩，赵永鹏也戴着口罩睡了一宿。

从老家的村子回到在北京居住的村子，没有父母在身边照料，赵永鹏开始了一个人做饭洗衣“上班”的隔离日子，每日早中晚三次测量体温报给房东，公司实行线上打卡、线上VR看房，每天推出线上培训课程，赵永鹏手写了满满的笔记。

“做房产中介需要激情。”赵永鹏说，自己很喜欢这份工作，每天接触的人都不一样，每次带顾客看房就像一次新的“旅游”。由于做房产中介行业，平时为了保持精神，赵永鹏几乎十多天就剪一次头。说起自己的发型，赵永鹏憨憨地笑，“一个多月没剪头发了，头发太长了。”

平时工作日，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8点半带顾客看房、到负责的片区了解客户需求，每天步行量达到两三万步。隔离期间，赵永鹏日行只有百步，随着运动量一起减下来的还有自己的食量，一日三餐缩减成了两餐。平时很少做饭的他，学了几个菜，赵永鹏笑称，自己厨艺大涨，做的菜比以前好吃多了。

李豪：在家办公只发基本工资不够房贷

兴礼站公路超限检测站，工作人员巡回举牌提示。受访者供图

在东三旗村检测点边上有一家药店，门上贴着醒目的白纸告示，“酒精、体温计到货”，陆续有顾客进出，手里拎着酒精等物品。

“有口罩，但是只有N95口罩。”新来的顾客开口问口罩，店员第一时间对着进门的人介绍。

李豪从老家河北来的时候，特意去村里的药店买口罩，但都卖完了。从家里带来的口罩眼看就要用完了，隔离期结束后他四处寻找口罩，在电商平台上抢了几次没有抢到，最近关于口罩厂产能增加的新闻不少，李豪觉得，口罩紧缺的情况应该可以得到缓解，于是出来碰碰运气。

自打回京后，李豪每天两次向父母汇报自己的体温，让他们放心。为了方便宅家办公，特意把公司的电脑搬回了家，做影视后期的他，每天线上打卡，一周一次电话会议，移动办公制度严格执行。因为工作主要在电脑上进行，感觉和平日几乎没有差别。

不过在家“打卡”也有郁闷之处——虽然工作量相当，但这个月李豪只拿到了基本工资。老家的房贷、养车费、房租、进修班学费……李豪本就没有太多的积蓄，基本工资远不够还房贷，只得向父母求助。

从老家返京的时候，村里还在封村，李豪说，今年过年是自己花销最少的一年，往年朋友聚会、走亲访友都有不少支出，随着村里实施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亲戚朋友们都没见面。自打村里的喇叭广播取消走亲戚后，李豪一家人就尽量少出门。村里每年的烤狮子火、敲鼓等民俗活动也相继取消。

返京前，李豪通过媒体发布的信息了解到一些路况，一度担心返京会因为检测等手续而造成拥堵。出乎意料的是，4个多小时的车程，路况比往常还要顺畅，在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车很少。

一路上，上高速的路口、进服务区洗手间等都设置了检测点，测体温、登记信息等不下五次。在房山区兴礼站公路超限检测点，一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不停地拿着牌子提示，“车内人员身份证交司机。”以此缩减检测体温和登记信息的时间。

李豪说，在京居家隔离的14天，自己的生活中突然多了酒精、84消毒液、体温计、口罩这些以前不太需要的物品，同时也养成了饭前洗手、每天开窗通风1小时的好习惯，“经过这场疫情自己也算有得有失了。”

王岩：每天送餐免费测很多次体温

送餐员王岩。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在东三旗村委会牌子下的入口处，隔着栅栏门外的警戒线，有三五人在等着取快递。

门口张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村）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已经被风刮破，取完快递的人匆匆离开，栅栏门处又恢复平静。

道路两侧营业的店铺，透过玻璃门窗可以看到，剪头发的顾客和理发师都戴着口罩；日用品店的老板见到顾客进门，也赶忙戴上了口罩。

在疫情检测点，陆续有返京人员办理进村手续，复印身份证、填写信息、测量体温、联系房东，一圈手续办下来才能拿到隔离证件进村。有的人办得快些，不到半小时拿证进村；而有的人还在排队，等待房东签责任书办理入村手续。

一样在等待的还有王岩，他正在道路边上等着取餐送餐。一对刚刚返京的夫妇有意做外卖，咨询王岩做外卖的行情。

“现在做外卖怎么样？”

“现在不行，订外卖的人还不算太多，部分饭馆也没回来营业，部分人在家做饭。”

王岩热心肠地介绍起来，过年那几天基本上没单，过了初七初八还好点，但现在小区不让进，订餐的人少，基本都不能送到家门口，有的能放在指定地点，有的需要等顾客下来取餐，有的打了电话就能下来，有的打半天电话也不来，只能等着。

“之前还好干点，往年这时候每天能挣400多块钱，我这昨天才跑了50多单，今天到这会儿才挣100多块。”王岩一五一十地说着。

王岩住半截塔村，平时就在周边地区跑单，天通苑、北苑、东三旗等都经常去。为了多挣点钱，今年过年王岩没有回老家，“没想到碰上了疫情，结果钱也没挣着。”

只身在外，王岩的媳妇在东北老家也为他担心，有时候劝他少出去跑单。王岩乐呵地说，“每天免费测很多次体温，我们最不可能有问题。”现在到哪取餐都得测体温，进商场测体温，有的餐厅也测体温。

“许多餐厅都取消了堂食服务，建议顾客打包带走，有的美食城直接把餐放在外边，小区也进不去，我们接触的人比以前少多了。”王岩每天跟媳妇视频通话了解家里的情况，“老家那里比北京还严，自己也比较放心。”

在北京送外卖已经有几年了，前些年，王岩很拼。虽然每天都和美食打交道，王岩自己的餐食却相当凑合，每天带个面包，趁着爬楼的工夫就解决了。“现在不行了，通过这次疫情，我也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知道注意自己的身体了。”王岩说，干完今年就不干了，回老家谋个活儿。

（应受访者要求，李豪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耿子叶 摄影 王巍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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