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8日，《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20-2021）》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在线上举办。会议由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联合国人居署、共同举办。

会议介绍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社科院-联合国人居署联合课题组首席城市经济学家倪鹏飞教授和联合国人居署战略司知识管理与创新局高级经济学家Marco Kamiya先生领衔完成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20--2021：全球城市价值链--穿透人类文明的时空》（以下简称报告），凤凰网财经视频直播。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人居署执行主任麦穆纳·穆罕默德·谢里夫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教授为研讨会致辞；联合国人居署知识管理与创新局高级经济学家马尔科·卡米亚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教授做主旨演讲。南非国家合作治理部城市发展规划首席斯蒂芬妮·切蒂女士；大都会基金会未来城市研究副总监阿方索·维加拉先生；Sweco集团国际部高级规划师谭英女士；Sweco集团国际部高级建筑师安娜·赫斯尔女士；西交利物浦大学城市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徐蕴清教授等联合课题组中外专家，就研究结果作了汇报和研讨。会议由联合国人居署区域事务司负责人杨榕先生、联合国人居署知识管理与创新局张祎女士主持。

1．年度总体报告：全球城市价值链：穿透人类文明的时空

城市是不仅伟大的人类工程，也是文明的标志和容器，更是自然规律的空间单元。从城市看世界发展不仅目标精确、具象而且视角聚焦新颖。研究表明：探寻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需从城市体系时空演化看世界体系。人类文明是在一定空间下通过交互作用不断正向创造的价值。全球城市及其体系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及容器。全球历史城市价值链精确刻画全球城市文明的时空演进。

2．全球中心城市是全球发展的火车头，但始终面临可持续的挑战

全球中心城市通过引领全球的城市，进而引领世界发展。它不仅创造核心价值还决定着价值全球分配，因而放大了影响全球的功能。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及智能时代完全不同规模、形态、功能和价值创造。全球中心城市价值链的中心在漫长的低璇后加速升腾。研究表明：人口规模在历经长期徘徊后迅速加速扩大。主导功能依次经历政治、经济和文化主导。空间形态历经长期慢变而后加速扩大多样。价值中心在不断转移中历经长期慢变和短期快升。

3．农业\工业\智能时代城市及其价值链体系属性完全不同

全球城市价值链的体系，由初始的国际性城市体系，到国内和国际的双层体系，再到工业革命以来趋势逐步凸显的多层国际体系。几乎所有刚刚兴起的城市都是城国一体的城邦，无论是两河文明、尼罗河、黄河还是希腊。尤其在“新月”城市革命的鼎盛时期，多达3000个左右的城邦如繁星点缀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过去6000年，由枢纽、门户和节点构成的全球城市体系，在由跨国集镇体系到跨洲城市体系再到全球大都市网络体系演化中，经历20余次的全球性瓦解和重塑，伴随而来的是全球城市价值链体系的重构，其价值链的范围、结构和厚度经过反复的收缩和扩张，现在的价值链最大，展示了全球城市体系及其价值链体系此起彼伏和兴衰交替的变化，同时展示出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及智能时代完全不同的城市及其价值链体系属性。研究表明：全球城市人口流动长期以小城市为主导并始终以国内流动为主体。权力、货物与文化三大全球城市体系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交通与通讯联系的改进影响城市体系的范围与密度。

4.全球城市价值链发展集中反映人类文明的时空演进

城市人口、城市空间和城市活动在漫长农业时代都仅占世界微不足道的比例，城市创造的价值与文明却占世界绝大部分，但城市创造价值的速度比较缓慢。而随着工业和智能时代城市世界的到来，不仅几乎全部的价值将由城市创造，更重要的是价值创造速度的加速增长。研究表明：世界城市人口从占世界部分少数，到占世界关键少数，到占世界绝大多数。世界城市活动从关键基础活动到主要的基础活动，再到主要的人类活动。城市化地区从地球表面的寥若晨星到星云密布。全球城市价值链时空演进就是全球文明价值时空演进。

5．全球城市的四大特征渐成人类星球四大空间特征

随着城市的发展，聚集、联系、共享与流动在深化，但是分散、隔绝、排他和固定也将保持或强化。与此同时，随着世界城市化程度加深，城市的特征日益成为人类星球的空间特征。研究表明：聚集逐步加剧带来扩散增加，即从地方到全球的聚集，从物理到虚拟空间的聚集。联系更加密切而隔离依然保持，即从区域连接到全球连接，从有形物质及服务的“硬连接”到无形物质及服务的“软连接”，从个别连接到万物互联。共享日益普遍而独享仍留空间，即从基础设施共享到公共服务共享，从硬件产品共享到软件产品共享，从公共产品共享到私人产品共享。固定依然存在而流动更加广泛，即从当地迁移国内流动，到国内迁移跨国流动，再到跨国迁移全球迁移。

6．决定全球城市及价值链文明的不仅仅是技术

透过全球城市及价值链演进的表现，利用城市发展经济学框架分析城市文明时空演进的轨迹，能够清晰地发现：消除贫困、保持和平、追求繁荣、保护地球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十分重要。纵观影响以城市为基础的全球体系演进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联系当前的世界局势，更加迫切要求全球共同维护自由贸易、保持生态环境、促进科技创新、警惕安全威胁。研究表明：人类需求和智慧是全球城市及价值链演进的永恒动力。空间环境及其变化决定全球城市及价值链的时空演进。技术创新是决定全球城市及价值链体系演进的根本动力。政治权力始终左右着全球城市及价值链体系的时空演进。自由贸易不遗余力地扩展着全球城市及其价值链体系。思想文化始终并将日益压倒性影响全球城市价值创造。

7.年度主题报告：可持续竞争力与SDG

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是监测SDG的有效工具。年度主题报告首次尝试从城市可持续竞争力视角测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以及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目标(SDG11)的实施进展。报告创造性的提出了一个以矩阵形式分解提炼SDGs和SDG11目标内核的理论框架；并以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指标为主体，构建了一个统一的、适用于城市维度监测SDGs以及SDG11进展情况的指标体系，并首次对全球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进行了全样本评估。

8．全球城市SDGs的实现程度整体处在的“稍有距离”的重要阶段

研究发现：全球城市SDGs实现程度整体呈现“橄榄”型分布。实现程度“非常接近”和“很大距离”的样本城市仅占比10.0%，1006个城市SDGs整体平均得分为0.624。全球城市SDG各子目标的实现程度不同步。无贫困（SDG1）和零饥饿（SDG2）的实现水平最好，达到“非常接近”状态，而优质教育（SDG4），产业与创新（SDG9）以及伙伴关系（SDG17）等还处于有“很大距离”状态。所有城市都没有完全实现SDGs目标。在不同SDG子目标上，所有城市都存在一定短板。目标实现程度处于“比较接近”状态的城市在无贫困（SDG1）和零饥饿（SDG2）方面基本实现目标，而另外15项目标都存在程度不同的挑战。中国内地城市整体处于“稍有距离”状态。在优质教育（SDG4）、清洁能源（SDG7）等方面相对滞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还需要很大努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水平最高的城市为北京，SDG得分超过0.7的城市包括北京、深圳、广州、上海、杭州、南京、武汉、成都、西安、厦门、合肥、青岛、重庆等，这些城市正从“比较接近”状态向“非常接近”状态靠近。各大洲典型国家在实现程度及其分项目标上问题有别。美国城市整体处于“比较接近”状态，但在气候变化及生态环境等方面挑战较大；巴西城市整体处于“稍有距离”状态，但巴西在减少不平等（SDG10）方面挑战较大。日本城市整体表现达到“非常接近”状态，但在工作及增长（SDG8）方面相对不足。德国城市整体很靠近“非常接近”状态，且在清洁能源（SDG7）方面表现突出。南非城市整体很靠近“稍有距离”状态，在非洲处于领先地位，但不平等方面问题严峻；尼日利亚城市整体处于“较大距离”状态，但在无贫困（SDG1）方面表现较好。澳大利亚城市整体处于“比较接近”状态，但在生态资源方面表现相对不足。

主题报告的案例研究部分，围绕SDGs方面的全球代表性城市的实践经验和方法，深入分析了斯德哥尔摩、新加坡、马德里、墨西哥城、埃斯科贝多、内罗毕、蒙巴萨、基苏木、北京、上海、开普敦、茨瓦内等不同区域、不同国家和不同发展阶段的案例，提炼总结了这些城市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经验和做法，以资全球城市借鉴。

10.经济竞争力(2020-2021)：在全球城市收敛中“北半球上升南半球下降”

城市经济竞争力是当前和短期的经济绩效的决定力量，也是城市未来和长期发展的关键基础。研究发现：

顶级城市洗牌。全球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前20强的城市分别为纽约、新加坡、东京、伦敦、慕尼黑、旧金山、洛杉矶、巴黎、深圳、圣何塞、香港、上海、法兰克福、波士顿、都柏林、维也纳、杜塞尔多夫、斯图加特、汉堡和西雅图。科技新贵闯进前十，多个发达的中小都市区闯入二十。相对于2015-2016年而言，纽约和新加坡的经济竞争力排名没变，东京上升122名，伦敦上升14名，慕尼黑、巴黎等由于增量减小下降2名，顶级城市位序仍处于激烈竞争中。

北半球经济竞争力上升、南半球经济竞争力下降。过去5年，亚洲、欧洲、北美洲的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稳步一同上升，南美、非洲、大洋洲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则相对下降。具体来看，北美洲的城市上升幅度最大，排名平均上升了13.8名，亚洲的城市排名平均上升了8.6名，欧洲的城市排名平均上升了3.4名，南美洲下降幅度最大，平均下降了65.1名，非洲平均下降了21.1名，大洋洲平均下降了7.1名。

高竞争力区域分化、低竞争力区域收敛。无论是国家还是区域均呈现综合经济竞争力较高的分化加剧，综合经济竞争力较低的趋于收敛。具体而言，2020-2021年经济竞争力分化的国家的竞争力均值为0.42，而经济竞争力收敛的国家的竞争力均值为0.32；北美洲的综合经济竞争力为0.72，变异系数从2015-2016年的0.1406上升到0.1421，欧洲的综合经济竞争力为0.70，变异系数从0.1545上升到0.1624，北美洲、欧洲呈现高位分化状态；亚洲的综合经济竞争力为0.59，变异系数从0.1575降低到0.1470，南美洲的综合经济经济竞争力为0.60，变异系数从0.1060降低到0.0827，非洲的综合经济竞争力为0.52，变异系数从0.1657降低到0.1540，呈现低位收敛状态。

11.年轻且高素质的人口是当地最重要的要素竞争力构成

年轻且高素质的人口是当地最重要的要素竞争力构成。当地要素作为影响城市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主要包含信贷市场融资便利度、资本市场融资便利度、学术论文指数、专利申请指数、青年人才比例指数、劳动力总数指数。当地要素竞争力前20强城市分别为纽约、深圳、芝加哥、伦敦、波士顿、上海、东京、首尔、都柏林、新加坡、北京、巴黎、旧金山、莫斯科、悉尼、洛杉矶、孟买、香港、迪拜和多伦多，均为全球、区域或国家的中心城市，吸引了各地的科技、资本和人才，主导全球当地要素竞争力。分项指标表明资本市场融资便利度、专利申请指数和年轻且高素质的人口指数对当地要素竞争力影响最大，其变异系数分别为0.94、0.82和1.09，各城市在这三个关键要素上的差异显著较大，其高低决定当地要素竞争力的高低。

12.环境质量依然是全球城市面临的共性挑战

环境质量依然是全球城市面临的共性挑战，新兴经济体生活环境整体水平急待提升，且各分项指标均存在较大分化。优良的生活环境既是对人类住区的基本要求，也是创业的重要保障。全球生活环境前20强城市分别是：东京、纽约、大阪、新加坡、罗马、广岛、柏林、维也纳、伦敦、洛杉矶、旧金山、名古屋、北九州-福冈、休斯敦、波士顿、熊本、慕尼黑、芝加哥、札幌和费城。对于全球城市而言，环境污染度指数平均得分最低，说明环境质量依然是全球城市面临的共性挑战。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生活环境指标得分普遍偏低，如印度（0.432), 印尼（0.562）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0.583），且其各分项指标存在较大分化。

13.开放程度是决定营商软环境竞争力的关键

营商环境的本质在于为企业经营者和投资者建设一个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主要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大方面，而营商软环境主要是指一个地方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政务、政策、法制、市场与人文等发展“软环境”。软环境对竞争力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开放程度是决定营商软环境竞争力的关键。开放程度既是营商环境的结果，也是其实现手段。在营商软环境的分项指标中，开放度的变异系数为0.799，其对营商软环境的影响具有关键作用。

全球城市营商软环境整体上呈现北美洲、亚洲和欧洲三足鼎立的格局，且中美两国主导营商软环境头部城市。营商软环境分项指标的均值存在较大差异，高等教育指数及开放度的内部差距更大。从G20国家来看，美国和中国城市领跑全球，欧盟城市表现强劲；G20国家营商软环境的均值显著高于非G20国家，且内部分化程度更低。英国和澳大利亚城市营商软环境的各个分项指标基本都比较有优势，而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整体水平依然偏低。

14.机场和互联网设施对于营商硬环境竞争力影响最大

机场和互联网设施对于营商硬环境竞争力影响最大。城市营商硬环境是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交通便利度、电力充沛度、网络信息传输速度、机场设施指数、自然灾害指数、航运便利度等6个方面。全球营商硬环境前20名的城市分别是：阿姆斯特丹、新加坡、温哥华、杜塞尔多夫、墨尔本、里斯本、汉堡、布鲁塞尔、法兰克福、费城、亚特兰大、达拉斯、巴黎、纽约、伦敦、上海、吉隆坡、悉尼、巴尔的摩和柏林，皆为航空枢纽或者港口城市。总体而言，城市间的各项硬件环境差异在缩小，但作为城市营商硬环境的重要影响因素，机场设施的变异系数为0.434，在各项指标中较为突出。与此同时，互联网设施的状况对于营商活动的影响在当今时代越发重要，0.527的变异系数说明全球城市在互联网设施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15.逆全球化和疫情将消弱全球联系竞争力

全球联系度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它包括航空联系度、网络热度、科研人员联系度、金融企业联系度、科创企业联系度和航运联系度，在逆全球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之下，全球联系面临巨大挑战，可能成为全球城市竞争力的主要短板。

航空联系度、金融企业联系度、科技企业联系度是决定全球联系竞争力的主要因素。2020年全球城市联系度指数前20的城市分别是上海、纽约、伦敦、阿姆斯特丹、香港、巴黎、北京、新加坡、东京、伊斯坦布尔、迪拜、广州、米兰、洛杉矶、深圳、悉尼、华盛顿特区、休斯敦、巴塞罗那、马德里。全球联系竞争力最强的城市，都是全球科技和金融中心。在全球联系的三级指标中，科技企业联系度、航空联系度、金融企业联系度的变异系数均较高，分别为1.331、1.248和0.920，这三个指标是影响全球联系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同时也都面临着逆全球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巨大挑战。

受新冠疫情影响，科研人员联系或将成为全球联系的重要支撑。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的研究，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一些国家及地区相继采取了入境管制措施，国际航班数量大幅减少，城市间航空联系度显著降低，而且疫情对航空旅行的影响将持续多年，这对全球联系指数造成了严重威胁。相比之下，通过线上会议等形式开展的科研活动增强了科研人员间的联系，城市的科研合作论文发表数量显著提升，将成为支撑全球联系的重要支柱。科研人员联系度前10的城市分别为：北京、巴黎、伦敦、上海、纽约、波士顿、圣保罗、马德里、米兰和多伦多。新兴经济体城市的科研人员联系度分化比较严重，65%以上的城市处在全球城市均值以下。

16.可持续竞争力(2020-2021)：亚洲全面提升

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是城市长期发展的决定力量，也是城市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复杂和苛刻的社会福利需求的关键所在。

亚洲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全面提升。全球可持续竞争力前10强的城市分别是东京、新加坡、纽约、香港、伦敦、巴黎、旧金山、巴塞罗那、深圳、大阪。相对于2015-2016年而言，东京、新加坡、纽约位列前三的格局没有变化；香港、旧金山、巴塞罗那和深圳均有上升，其中深圳进步尤为显著；伦敦、巴黎略有下滑。亚洲城市显著提升，2020-2021年度，亚洲城市在全球可持续竞争力前200名中的数量，对比5年前由60个城市，提升为66个城市，在6大洲中提升幅度最大。这66个城市的排名平均上升19.20名，而亚洲城市整体平均排名也上升了11.78名，亚洲城市在可持续竞争力方面全面提升。

各区域分化逐步加剧，亚洲、欧洲、北美洲主导全球城市可持续竞争力。其中，美国引导北美城市格局并处绝对领先；欧洲可持续竞争力、人才密度及人才增量均处于领先地位；亚洲头部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在全球处于较强地位，且人才增量提升势头明显；南美洲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总体处于全球前列；非洲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水平整体偏低，且分化严峻。

17.经商便利度对经济活力竞争力十分重要

经济活力是评判一个城市经济发展能力和潜力的重要指标，是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活力竞争力指数涵盖经商便利度、产权保护度、青年人才比例、经济增长率及劳动生产率五个分项指标。

新兴城市在全球十强之中占主体，经商便利度是决定经济活力的最重要因素。经济活力指标全球前10强的城市分别是都柏林、纽约、奥斯陆、迪拜、深圳、旧金山圣何塞、阿布扎比、新加坡和西雅图。经济活力较强的城市主要以经商便利度指数较高的新兴城市为主。全球城市间经济活力发展水平差距依旧明显，但呈现出多中心化的发展格局。

18.城市发展质量是环境韧性竞争力的关键

城市发展质量是环境韧性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部分规模小、但发展质量高的中小城市在全球脱颖而出。非洲城市环境韧性竞争力的均值低且内部差异大，而北美洲均值高且内部差异小，城市环境韧性竞争力在全球两级分化趋势明显；全球城市在环境污染度和生态多样性上得分较低，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水平和维护生态多样性是提升全球城市环境韧性竞争力的关键。

19.开放度是决定全球城市社会包容的关键

开放度是决定全球城市社会包容的关键因素。社会包容是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重要支撑，逆全球化趋势下，社会包容提高将为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然而开放度是社会包容的主要短板。全球城市社会包容前20名城市主要集中在亚洲，有17个城市上榜。全球社会包容最强的城市主要是一些规模相对较小城市，非全球化大城市。开放度变异系数在社会包容分项指标中最大，为0.801，全球城市间对外开放差异较大，逆全球化将会加剧开放度对城市社会包容提升的阻碍。

20．科技企业是全球科技创新的最重要的因素

科技企业是全球科技创新的最重要的因素。对科技创新竞争力的研究发现：东京、北京、纽约、伦敦、首尔、波士顿、旧金山、上海、芝加哥、西雅图位居全球城市科技创新竞争力前十。所有头部城市不仅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也是全球的综合中心城市、金融中心城市。全球城市科技创新的洲际分布差异明显，新兴经济体整体水平亟待提升，且洲内城市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亚洲、非洲分化程度较大，欧洲分化程度较小，各洲内部分化程度大致与平均水平具有反向关系。要素上看，科技企业是全球科技创新的最重要的因素。

21．中国城市竞争力在分化中提升

中国城市经济竞争力全球排名总体有所上升。中国综合经济竞争力前10强城市分别是深圳（9）、香港（11）、上海（12）、北京（21）、广州（42）、苏州（71）、台北（74）、南京（83）、武汉（87）和无锡（91）；从5年变化来看，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前10强城市总体经济竞争力全球排名处于降低状态，但仍然均在全球前100强以内。总体来看，2020-2021年度中国城市经济竞争力全球排名相对与2015年有所上升，在291个中国城市样本中，有106个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全球排名处于降低状态，有183个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全球排名处于上升状态，综合而言，总体上升了6.5名。

中国多数样本城市的当地要素已处在较具竞争力的水平之上。深圳、上海、北京、香港、广州、台北、成都、杭州、南京等城市均处于全球前50强；其中深圳和上海处于全球前10强，分别排全球第2名和全球第6名；北京、香港处于全球前20强，分别排全球第11名和全球第18名。共有19个城市处于全球前100强以内，有50个城市处于全球前200强以内，有183个城市处于全球500强以内，总体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城市在生活环境竞争力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中国城市在生活环境方面的平均得分为0.586，仅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其中，港澳台城市排名靠前，大陆城市中上海与广州排名领先，中国共有15个城市跻身生活环境全球前200，分别是台北（49），香港（55），台南（104），高雄（118），台中（123），上海（137），广州（158），新竹（168），澳门(170)，深圳（173），东莞（183），北京（189），杭州（192），昆明（194），重庆（197）。中国城市整体排名不高的主要原因是是房价较高，但一、二线城市在健体休闲设施指数、文化设施指数及历史文化指数方面表现较好，所以依然处在前列位置。

中国头部城市营商软环境较具竞争力，但整体分化较大。中国共有42个城市跻身全球城市营商软环境前200强，北京（2）、香港（6）和上海（7）排名领先，均位列前10；台北（15）和杭州（19）位列前20；南京（24），广州（25），深圳（29），武汉（39），西安（45），天津（48）均位列前50。整体上，中国城市营商软环境的变异系数达到0.355，处于较高水平，表明城市之间分化程度较大。

虽然中国的营商硬环境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依然存在很大的质量提升的空间。2020-2021年度，中国共有19个城市位列全球前200名，分别是上海（16）、香港（39）、天津（40）、深圳（47）、台北（48）、北京（57）、澳门（68）、苏州（69）、无锡（82）、广州（90）、宁波（91）、厦门（93）、常州（94）、东莞（96）、廊坊（104）、珠海（138）、杭州（165）、青岛（179）和福州（191）。整体看来，中国城市的营商硬环境平均得分仅为0.438，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0.504，在全球前500的城市中，中国仅占18.2%，而欧盟占据73.2%，依然存在较大质量提升的空间。

中国城市整体的全球联系竞争力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存在内部分化。中国城市全球联系竞争力的均值为0.440，高于全球均值0.344。中国有47个城市进入全球联系竞争力前200强。其中，上海位居全球联系的榜首，香港、北京、广州、深圳、杭州、天津、青岛、西安、南京、厦门、成都、大连均进入全球前50，这些城市的金融企业联系度均在全球具有较大优势。然而，中国291个样本城市还有超过一半的城市低于全球均值，其中，航空联系度、网络热度、金融企业联系度和航空联系度均具有优势，尤其是金融企业联系度均值0.773，显著高于全球均值（0.484），但科研人员联系度和科创企业联系度均低于全球均值，其中科研人员联系度中国均值仅为0.389，显著低于全球均值0.502。

中国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整体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头部城市呈上升发展趋势。中国头部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呈上升发展趋势。中国可持续竞争力前10名的城市，分别是香港（4）、深圳（9）、台北（24）、上海（33）、北京（47）、广州（69）、苏州（78）、南京（89）、青岛（94）和武汉（102），均有所上升。与此同时，一方面，中国城市内部差距较大，在291个样本中，有5个城市跻身全球前50，9个城市跻身全球前100，30个城市跻身全球前200；同时，有157个城市位于全球500名以后，占比约54%。另一方面，中国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出现分化加剧。从5年变化来看,159个城市排名上升，占比54.63%；同时，也有130个城市排名出现下滑，占比44.67%。

中国城市总体经济活力呈金字塔型分布，青年人口数量成为造成城市间差异的主要原因。中国共有15个城市跻身经济活力全球前100，分别是深圳（5），北京（23），广州（26），上海（30），珠海（39），香港（44），南京（50），杭州（55），苏州（71），厦门（72），长沙（76），武汉（78），宁波（92），成都（93），合肥（98）。排名前200的有44个，排名前500的有181个。从中国200强城市分项指标看，各城市的经济增长水平最为接近，但青年人口比例差距最为明显。在空间布局上，深圳经济领衔发展，前200强城市呈自东向西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

中国少数城市已经跻身全球环境韧性竞争力前列，但区域间分化明显。中国城市进入全球环境韧性竞争力排名前200强的有：香港、深圳、澳门、台北、东莞、中山和新竹7个城市。中国高环境韧性竞争力城市主要集中在东南部自然环境良好、经济发达的地区，特别是东莞、中山和新竹等中等规模城市强势逆袭。中国城市环境韧性竞争力由东往西、由南往北梯次递减，但东西向差距大于南北向差距。中国城市环境污染度平均得分最低，大幅度落后于其他维度。

中国城市社会包容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呈现梯次递减。中国城市社会包容均值为0.669，高于全球均值0.622，变异系数为0.147，低于全球0.259，中国城市社会包容存在一定的优势。但中国城市开放度均值为0.241，低于全球均值0.308；变异系数0.89，高于全球的0.801，开放水平低、分化显著影响中国城市社会包容提升，深化对外开放是中国城市提高社会包容的关键。

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中国共有32个城市跻身全球科技创新竞争力前200强，北京、上海、香港排名领先，相对优势在增强。中国城市科技创新竞争力的平均水平（0.269）低于全球平均（0.316），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此外，变异系数（0.589）与全球平均水平（0.596）接近，但与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系数过高。分项指标来看，科技企业、高等教育和文化设施指数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且变异系数较大，科技创新分项指标均值和变动幅度差异较为显著。

22.粤港澳大湾区处于国内领先，但与国际湾区仍存在差距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竞争力呈现深圳、香港、广州三大中心引领状态。粤港澳大湾区的总体均值为0.75，低于东京湾的0.94，旧金山湾的0.86，纽约湾的0.84。具体来看，深圳全球排名第9名，香港全球排第11名，广州全球排第42名，均在全球前五十强以内。而佛山、澳门、东莞、珠海等城市虽也在全球200强以内，但与头部城市相比则较弱。从全球排名变化角度来看，大湾区内呈“头降、中尾升”状态，中间的东莞、珠海、惠州、江门经济竞争力有所上升，而头部的深圳、香港等城市有所下降，总体弯区内差异缩小。

粤港澳大湾区当地要素竞争力优势明显。总体均值为0.58，与国际湾区水平（纽约湾0.65、旧金山湾0.59）接近，显著高于环渤海湾和杭州湾。从湾区内部来看，深圳处在绝对核心的位置，香港和广州较为接近，江门、澳门和肇庆则相对较低。

从全球坐标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生活环境整体较好。大湾区城市在生活环境指标方面的平均得分为0.709，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和中国平均水平，也优于国内的杭州湾区0.672与环渤海湾区的0.634；与国际湾区比较，得分也比较接近。除江门和肇庆外，其他城市水平皆相对较高且差异不大。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营商软环境竞争力内部差异显著。在营商软环境方面的平均得分为0.639，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0.407和中国平均水平0.423，也优于国内的环渤海湾区（0.6）和杭州湾区（0.585），但与国际上东京湾区（0.936）、旧金山湾区（0.726）和纽约湾区（0.692）等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仍然有差距。从大湾区内部来看，香港得分最高，其次为广州和深圳，三者均进入全球前30名，而江门和肇庆得分最低，排名在500之外，可见湾区内头尾部城市差距很大。

航运便利度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冲击营商硬环境国际一流。粤港澳大湾区营商硬环境的平均得分为0.683，高于杭州湾0.618，和环渤海湾0.577，在国际上低于纽约湾0.783，但接近旧金山湾0.72，总体看来处于国内领先，并接近国际一流的水平。具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在航运便利度方面的优势比较明显，优于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在其他方面与国际湾区相较仍有差距。

粤港澳大湾区全球联系竞争力处中国领先地位，但与国际湾区仍存在差距。粤港澳大湾区的全球联系竞争力均值为0.591，显著低于东京湾区（0.896）、旧金山湾区（0.728）和纽约湾区（0.689）。与国内杭州湾（0.550）和环渤海湾（0.558）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处于领先地位。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存在明显分化，11样本城市有近一半处于均值线以下。整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企业联系度在全球具有领先地位，但科研人员联系度却是最主要的短板，其均值甚至显著低于全球均值水平。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整体呈梯度分布。以3个百强城市为第一梯队：香港（4），深圳（9），广州（69）作为核心引擎；5个200强城市为第二梯队：东莞（119），佛山（123），澳门（138），中山（160），珠海（194）作为中流砥柱；其他三个城市组成第三梯队：惠州（296），江门（390），肇庆（487）作为重要支撑。从5年变化来看，除去澳门和肇庆出现下滑外，其他9城均表现为上升，其中东莞上升60名，珠海上升46名，佛山上升36名，中山上升30名。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活力国内领先，但湾区内城市存在较大差异。总体均值为0.627，高于杭州湾（0.582）和环渤海湾（0.492），与东京湾（0.660）接近，低于纽约湾（0.707）和旧金山湾（0.763），由湾区引领的多中心化发展格局初步显现，但青年人才比例在湾区内不同城市间差异较大，同时经商便利度、经济活力和经济增长率也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韧性竞争力跻身国际一流水平且内部分布均衡。粤港澳大湾区环境韧性竞争力得分（0.723），排在东京湾区（0.815）和纽约湾区（0.812）之后，领先于旧金山湾区（0.677）、杭州湾区（0.615）和环渤海湾区（0.550），跻身国际一流水平，且内部差异最小，内部城市环境韧性竞争力分布相对均衡。相对于全球其他湾区，环境污染和交通便捷度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主要短板，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环境韧性竞争力的关键是加强环境污染治理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社会包容高于全球水平，湾区内城市社会包容差异较小。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社会包容均值0.796，高于全球均值0.622，超越纽约湾（0.663）、旧金山湾（0.785），仅次于东京湾(1.000)；高于国内环渤海湾（0.773）、杭州湾区（0.775）。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社会包容均高于全国均值0.669。较高的开放度是大湾区城市的优势，湾区城市开放度均值为0.648，约为全国2.5倍；变异系数为0.25，远低于全国的0.89，湾区内部城市开放度差异较小。

粤港澳大湾区在科技创新方面国内顶尖但与国际存在较大差距。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平均得分为0.482，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0.316和中国平均水平0.269，也优于国内的杭州湾区0.404和环渤海湾区的0.452。但与其他国际湾区相比，如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0.7以上的得分比较，粤港澳大湾区总体上处于与国际先进湾区差距较大的较高水平。从湾区内部来看，核心城市香港（14）、深圳（30）和广州（40）的科创指数都超过0.7，世界排名均在40以内；而其他城市科创指数均未达到0.5，世界排名位于200名外。

23.结语

从2015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联合国人居署联合课题组已先后成功出版5部《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引起全球范围内的广泛

本报告是《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系列的第六部。利用指标体系和客观数据，报告详细评价了1006个全球城市的竞争力状况。报告从整体上衡量了全球城市竞争力发展格局，讨论了全球城市发展中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报告对全球城市政府部门、国内外企业、有关研究机构、社会公众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意义和研究借鉴价值。

附录:

一、经济竞争力和可持续竞争力排名 (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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