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贺梨萍

日前，世界心脏病学领域顶级学术期刊《欧洲心脏杂志》（European Heart Journal）在线发表了来自中部战区总医院心胸外科、广州南方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5名临床医生的一篇文章。团队在这一影响因子超过23分的知名期刊上分享了奋战在抗击新冠疫情一线时的一项创意：用薯片筒和消毒A4纸自制了替代版听诊器。

该论文通讯作者为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心胸外科主任高旭辉。高旭辉等人援引了另一篇文章，此前的3月20日，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呼吸医学》（The Lancet Respiratory Medicine）上发表的一篇通讯文章呼吁少用听诊器、多用超声，原因在于确保医务工作人员的安全。

高旭辉等人表示，“这没什么不对，然而这种观点可能会误导医生放弃他们的听诊器。”放弃的原因是：第一，许多医务人员在疫情期间被感染，所以他们害怕接近病人；第二，医务人员穿着防护服后常规听诊器不实用；第三，超声波设备不仅可以手持，还可以提供检测数据和成像。

然而，作为参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一线治疗的最大军队医院，中部战区总医院在疫情暴发后在一线工作了超过60天。根据他们的临床经验，高旭辉等人想强调：在COVID-19疫情期间，不要弃用听诊器。

作者们列举了六点原因。首先，COVID-19患者住院期间存在交叉感染风险，不允许家属陪同。与此同时，因为死亡率的存在患者往往害怕这种疾病，他们需要更多的人道关怀。“听诊器不仅仅是诊断的工具，还可以作为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桥梁。它允许我们与病人互动，倾听他们的过往、生活方式和身体。听诊可以缩短医患之间的距离，更容易获得信任，建立更好的医患关系。”

第二，目前在一些国家，超声医师和临床医生之间有一种专业化的趋势。如果把超声医生叫到床边，这可能会增加感染COVID-19的风险。这种病毒也可能被超声医生带到下一个同样需要床边超声检查的病人身上。此外，一些非传染性疾病的医生，如超声医生，在一些医疗资源匮乏的地区经过短暂的培训后，就参加了防疫一线的工作。在这些困难时期，可能不会有足够的超声医生进行所需的检查。

第三，医生的第一个步骤是听诊肺部，以确定肺部是否受到感染。在没有做详细的身体检查之前，依靠设备往往是不合适的，因为这可能会导致误诊。

第四，在临床紧急的情况下需要的是立即找到原因，而不是寻找超声设备。例如，病人在使用呼吸机时突然被干燥的黏液堵塞，在关键时刻，能够挽救患者生命的是床边的听诊器或随身携带的诊断工具，而不是超声波设备。此外，使用听诊器可能比使用超声波设备更容易确定胃管是否在胃里。

第五，医生需要在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后进行初步诊断，而不是出具一份冷冰冰的昂贵的检查单。使用昂贵的设备进行检查，不适合对患者进行初步诊断或实时监测。

第六，手持式超声设备或口袋超声设备都很昂贵，因此不是每个社区医院或偏远村庄诊所的医生都能配置。然而，这些医生奋战在防疫第一线，每天也面临着更高的感染风险。

作者们还在论文中分享了一种方法，即准备一个简单的替代传统听诊器。这个简单的听诊器可以用一张消毒A4纸绕着一个空的薯片圆筒来制备。作者们认为这样的听诊器可以放在每张床上，防止交叉污染，同时又经济、安全、免费。

“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感染SARS-CoV-2。”作者们强调。

另外，相对于在疫情中就地取材的这一“应急设备”，作者们也提到了当下的一些新设备，比如非接触式的蓝牙听诊器。

然而，无论如何，作者们认为，“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不应丢弃听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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