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许雯）在6月2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专家学者座谈会上，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卫生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晨光就完善公共卫生法律法规体系提出建议。

近日，王晨光接受新京报专访时介绍，座谈会上他主要针对现在暴露出来的问题，建议系统化、体系化修法，同时培养一些了解国际卫生法的专家，并呼吁研究出台《公共卫生法》。

谈公共卫生法

要体系化看待公共卫生，系统性修法

新京报：在专家座谈会上提出了什么建议？

王晨光：主要针对现在暴露出来法律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规定不衔接，规定不细，执法中法治思维不强等，建议系统化、体系化修法，还建议培养一些了解国际卫生法的专家，国内了解国际卫生规则的人太少了。

比如，中国提出如果新冠疫苗研发成功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机制是什么？法律制度是什么？公共产品谁想拿就拿走了，没那么简单，这里面问题多了。

新京报：这次疫情发生后，很多学者建议完善我国公共卫生法律体系。我国公共卫生法律体系的主体框架是由哪几部法律法规构成的？

王晨光：有人说我国公共卫生法律体系是以《传染病防治法》为核心的公共卫生法体系，我不同意。

公共卫生法体系范围很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其中主要部分但并非全部，国家免疫规划、慢性病职业病防治、农村改水改厕等也都包括在内。不能因为刚刚经历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就把公共卫生法制都聚焦在一部特别法之上。

日常公共卫生机构并不是整天都瞄着传染病。“非典”到现在17年了，中间也有零星的传染病暴发，但很快都解决了，像新冠肺炎这种大规模影响全社会的传染病比较少。

未来不知名的病毒还会出现，我们要高度警惕，要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但疫情没有暴发时，大量工作要依靠公共环境卫生、个人健康促进和群体健康促进，以及慢性病和职业病防治。如果平常公共卫生做得好，公众树立健康生活方式疫苗接种做得很好，突发传染病的风险就大大降低了。

这次部分政府部门包括立法机关都以为公共卫生法就是《传染病防治法》，我认为这是错误理解，这会忽略很多其他的健康风险。

公共卫生法体系是针对公共健康而言的法律，要体系化看待公共卫生，不要把公共卫生仅仅当成突发事件，扑灭传染病。修法也不能仅就一部或几部法律进行“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修订，所以我非常赞成系统化修法。

谈非典

非典后修法不系统，没真正解决问题

新京报：系统化修法应该从何处入手？

王晨光：首先要把什么是公共卫生法体系搞清楚。

第二点，要针对当前主要矛盾，首先解决这次疫情中暴露出的短板和漏洞，把《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境卫生检疫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作为首批解决的问题。

系统化修法还意味着把这些法律都要放到一起统一修订，也就是说这些法律之间不能有不一致、不衔接的地方。现在这几部法律有很多地方不衔接，规定不一致。以疫情公布和启动应急措施为例，《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权公布疫情信息，可以采取措施，进入应急状态，但《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疫情由国务院或省级以上卫生部门公布，预警、紧急措施由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这种不一致就造成实践中的混乱。

第三点，以此为推动，全面制定公共卫生法的主要法律。《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今年6月1日刚刚开始施行，这是卫生与健康领域的基础性和综合性法律，在这个基础之上还得搭不同的小屋子，每个屋子就是一个子系统。

公共卫生法体系应制定一部统一的《公共卫生法》，在此基础上分门别类，再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主要是传染病防治）法、健康环境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新京报：2003年“非典”催生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也促成了《传染病防治法》修订，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王晨光：当时要解决对于突发传染病应对不力的问题，还有疫情的上报。可以看到，当时修订法律的背景和现在说法很多都很相像，为什么法律修完以后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首先，是没有系统性梳理清楚整个公共卫生法体系。第二，立法太粗。很多规定当时觉得立得挺清楚了，实际上真正到用的时候发现还是不细。

比如，法律规定有预警，原本预警是应对原因不明传染病的很好方法，针对不明原因传染病可能要有一段时间分析研究追踪。但是法律对预警规定不清，预警是什么，应该由谁来宣布，预警和应急响应是一回事还是分开的，都不清楚。

谈疫情防控

重大防控措施，政府要论证法律可行性

新京报：这次疫情防控中，从武汉封城到各地社区防控，采取了一些强制性的行政决策，在应急状态下，政府做出这类行政决策，应该注意些什么？

王晨光：行政必须依法，法治政府每一个决策都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在法律程序上推动，做行政措施和法律措施，这个不矛盾，应该是完全合拍的。

如果有一些政府决策没有找到法律根据，那就说明政府在做决策时，有一定程序上的疏忽或者漏洞。所以推进法治政府特别是疫情防控中，一直在强调依法科学有序防控。

这个问题应该说中央很重视，很多省级政府也都比较重视，但也不排除个别地方政府和官员确实不太了解法律，做决策时也没有找法律论证，不排除有这种情况实际上也发生了。

所以我们呼吁政府在采取有关防控措施时，一定要运用法治思维，论证一下法律上的可行性，我们希望各级政府、所有部门都应该考虑到。

新京报：这次疫情防控中，这方面做得如何？

王晨光：整体上看，有关部门做决策都很注意找法律上的根据。比如疫情防控初期，要不要公布确诊病人的大致居住区域？政府部门找了法学界人士包括律师论证，才做决定。实际上很多重大决策，政府机关特别是越高层级的政府部门法律意识越强，通过合法的程序做出决策或者决定。

新京报：最近北京疫情形势对全国疫情防控将产生什么影响？

王晨光：会有影响，给大家包括各级政府都提了个醒，疫情反复，不确定因素很多，常态化防控不可放松；其次提醒我们一定要扎紧防范篱笆，筑牢法律体制机制。总之，疫情防控要反应快捷有效，机制健全可行，管理精细有序。差异化防控应依法科学有序。

谈防疫数据

如何使用防疫收集的数据要有严格规定

新京报：这次疫情中为了防疫需要搜集了很多公民个人信息，比如人脸识别、行动轨迹、居住小区等等，对这些疫情大数据如何做到依法使用，疫情之后，这些数据又应该如何处理？

王晨光：这属于疫情期间为了防控疫情采取的必要手段，有合理性，也是根据传染病流行病学防控的基本科学规律制定的。比如为了切断病毒传染渠道，就必须知道有关人员的行踪，如果查不出来龙去脉，找不到感染者或者疑似感染者，就没办法进行疫情防控。

所以在疫情防控中这样做，大家都理解，而且也有法律根据，这是没问题的。现在这些信息主要是互联网公司掌握，政府授权他们去收集，同时这些信息也提供给政府特别是疾控中心做调查研究使用，都是正当的。

不过，将来疫情缓解后，这些信息该怎么处理？我认为，要进一步制度上完善，这种信息要使用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目的使用？一定要有严格的规定。同时，哪些人能够使用，使用的程序是什么，也都要有很详细的法律规定。另外，如何防范信息泄露，被盗窃后买卖，也需要考虑。

新京报：对防疫数据的保护，是各地出台地方性法规，还是国家层面统一规定？

王晨光：首先是地方先做，国家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再确定。因为现在各地信息收集并不完全一样，各地信息搜集的程度、使用范围也不一样，国家统一规定很难把所有情况都包含进去。

各地根据当地收集信息的情况，比如到底是哪些公司在收集，哪些公司在保存，怎么通过这些信息做流行病学的分析调查，一定要有严格的程序。我认为先从省一级做起，这样比较好一点。

新京报记者 许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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