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李玉坤 实习生 谢雁冰）张凯作为第七支赴南苏丹维和警队的一员，在南苏丹执行任务超过两年。其间，他为了保护平民，曾徒手拆除过手榴弹。

日前，记者专访了回国仍在接受隔离观察的张凯，听他讲述惊心动魄的维和经历。

单次外派时间最长的维和警察

新京报：您是哪年去南苏丹维和的，在那里待了多久，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张凯：我是2018年4月21日抵达南苏丹任务区的，在乌干达的恩德培进行了大概一周的培训后，我们就开始分配工作。当时我是跟第七支赴南苏丹维和警队去的，被分配在朱巴战区，另外的几个弟兄被分配在瓦屋西战区，还有包括马拉卡和本提乌的北战区。

现在南苏丹还一直处于战乱的状态，目前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对南苏丹的评级还是最低的，无论是和平、经济还是卫生等多项指标，在世界倒数。说实话，刚到任务区的时候比较艰难，那时正好是雨季，很多东西都买不到，吃饭、做饭都是问题。

2019年4月21日，第七支南苏丹维和警队结束了任务，我开始一个人执行任务，去年12月16日，第八支维和警队到达了任务区，我被编入了第八支维和警队，今年9月7日，我结束了任务，回到了中国。

目前我是中国维和警察连续执行任务时间最长的，有两年零五个月，相当于八百七十多天，正常的是一年。

新京报：去维和之前担任什么职务？为此做了哪些准备？

张凯：之前在合肥是一名刑警，四级警长。好在自己英语还不错，从大学至今也一直没忘。来南苏丹维和之前，学习了一些野外生存技能，同时接受了维和培训，包括如何处置危险情况等。另外，也在网上搜集了很多任务区相关的资料，加深对任务区的现状、历史的了解。

管理来自不同国家七百多人队伍

新京报：能描述一下平民保护营目前的情况吗？

张凯：在联合国管理下的平民保护营一共有五个地方，朱巴、博尔、马拉卡、瓦屋、本提乌，人员总数超过20万。

在朱巴，有两个平民保护营，一共是近4万人。平民保护营里鱼龙混杂，其中有武装力量、犯罪组织。2013年南苏丹爆发内战之后，大部分反对派的武装力量潜入到了平民保护营，特别是他们也有枪支弹药。当地的犯罪组织也渗透到平民保护营里，所以平民保护营里是人员复杂、污水横流、帮派横行。因此，平民保护营里的危险事件也比较多，包括投掷石块、开冷枪、抢劫、盗窃，强奸案件也是高发的。

新京报：维和警察每天有哪些任务？

张凯：联合国给维和警察的授权有四个。第一个是保护平民，第二个是监督人权，第三个是支持人道主义援助，第四个是支持和平协议。

但在平民保护营中，我们主要从事的就是前三项任务。所以说，我们的任务基本上属于社区警务和维持公共秩序，同时还要对于整个联合国城和平民保护营的安全评估，还有对一些武装冲突、武装对峙的协调。

新京报：你管理了一个多少人的队伍？不同国家的警察合作起来困难吗？

张凯：2018年10月份，我到了行动部门的岗位，然后当上了部门负责人。2019年，开始接任Deputy POC coordinator（保护平民协调官）。我下面有来自43个不同国家的120位维和警察，还有三支防暴队，两支来自卢旺达，一支来自尼泊尔，一共是500人，加起来是将近620人。在非战时情况下，我们对维和部队是有指挥权的，又会加上100人的防暴处突的力量，总计是七百多人的队伍。

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虽然都说英语，但因为信仰不同、训练方式不同等，一开始是需要磨合的，特别是我刚刚到任务区的时候。

很多国家的维和警察一起共事，有时是会出现一些小矛盾的。特别是有些西方国家的警察，其实一开始对我们中国警察有一些偏见。但是通过我们在很多事件当中的反应，包括危险处置、临场应对，证明了我们的维和警察在工作当中具有很高的素质和战斗素养，特别是在面对一些急难险重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也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曾手捧手榴弹送至安全区域

新京报：在维和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危险的事情，是怎么处理的？

张凯：危险案件有很多，我可以举两个例子。2018年12月13日，我们接到一个线报，说有人闯入了平民保护营从事非法活动。他当时背着一个包，进到平民保护营社区中心，结果被当地的联防队员发现。但他在逃跑途中向人群当中扔了一个手榴弹。虽然他人迅速被联防队员控制了，但手榴弹仍留在了人群中，万幸的是手榴弹没有爆炸。

当时现场的秩序比较混乱，救助机构在救助中心播放电影，现场妇女儿童非常多，无法进行现场处置。而且，联合国的排爆小组在较远的另外一个营区，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军方排爆小组也是在500公里以外的西战区。

我作为现场指挥官，临时决定把手榴弹转移走。当时没有任何防护服，那天是晚上7：24，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专门看了下表，做出了这个决定——转移手榴弹。因为之前我有些处置爆炸品的经验，找到了保险栓，插到了引信那块，把弹体和引信分离。然后和一名俄罗斯维和警察一起，他开着车，我就捧着手榴弹，把它从社区中心转移到了平民保护营西门的安全区域。平民保护营西门的安全区域没有人去，我们顺利把手榴弹放置后，第二天排雷部门来将手榴弹给引爆了，很惊险。

另一件最近的事，是今年的6月7日。由于平民保护营部族很多，居住在不同的乡、县、村，还有不同的分支，很容易发生冲突。当时是因为一个手机卡的问题，导致两个部族之间互相斗殴，这个事情闹得非常大，导致平民保护营里上千人在武器禁区里集体斗殴。有人持械，有人拿弓箭，有人拿石头，有人拿长矛。

我作为现场指挥官，命令防暴队在6月7日中午发射催泪瓦斯，并协调南苏丹当地警察，对暴徒进行控制。现场非常混乱，斗殴人数是两三千以上，而我们人数又很少，包括防暴队，一共才500人。后来，和南苏丹警察一起合作，通过战术队形包围，逐渐把事态给控制住了，几天之后平息下来。

疫情之下同当地警察合作，两次推迟婚期

新京报：目前南苏丹的新冠疫情形势如何？

张凯：南苏丹是在4月5日确诊了第一例新冠病例，但目前检测能力非常低，每天不到100个，到目前为止，是近3000例确诊病例。但实际上，可能会超过这个数字。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联合国的卢旺达防爆队，160人，将近80多个人都感染了新冠。

新京报：中国的维和警察在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护自己？

张凯：首先，我们在国内暴发新冠疫情之后，就非常重视，参考国内措施，快速制定了相关的防疫举措，比如采用弹性工作制度，居家办公，减少与当地平民和其他部门的接触，减少巡逻次数。

其次，我们也加强了和南苏丹警察的合作，特别是在能力建设，包括维持当地治安秩序方面，对当地警察进行了相应培训，让当地人去管当地人。一是，避免维和警察受到意外感染；二是，增强中国维和警察和当地警察之间的友谊。

新京报：报名参加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家里人有什么想法？

张凯：家人当初是很支持的，但也比较担心，因为毕竟这个任务区离家两万里，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条件也差，特别是医疗卫生条件非常差。

当时想，首先这是维和，是祖国需要，也是我的奋斗目标。另外我觉得，越是在安逸的生活当中，越不能失去斗志，想在年轻的时候，能够做一件等到年老的时候也值得回味的事情。

现在马上要结婚了，10月份或12月份就结婚。当时是和女朋友谈好了，（因为去维和）就推迟了一年多的婚期，再加上疫情，又往后推了九个月，总共推迟了一年零九个月。

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实习生 谢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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