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来，那些国企和央企投资上千亿介入环境产业，并没有出现很危机的状况，反而是那些大型、重资产的民企，如东方园林、启迪桑德、清新环境、碧水源出现了现金流危机，被迫或主动地进行股权转让，加入国家队。”11月30日，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执行会长、苏伊士新创建执行副总裁孙明华说。

孙明华的这段话反映了近一两年来，我国环境产业出现的最为剧烈的变动：国企进场。

“大鳄”跨界者加速布局

在当日召开的“2019中国环境上市公司峰会”上，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凯军介绍，截至目前，128家央企中涉足生态环境产业的央企有53家，“包括中节能、光大国际、三峡集团、葛洲坝、中车等等，几乎涵盖了环境产业的所有细分领域。”

这其中，中交环保主业是做水运、道路桥梁和港口建设的；中车环保、中铁环保主要是从事铁路建设的；中电建和中节能主业是电力；中建水务主业是房地产、居住建筑项目和办公商用建筑项目开发。

“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完成，拉动经济急需寻找新的投资方向。”王凯军说，而环境产业能够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

2016年12月，国家发改委联合四部门发布的《“十三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也提出，到2020年，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节能环保企业集团，在节能环境产业重点领域培育骨干企业100家以上。节能环境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产业。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近两年国企进场的势头非常猛。

在长江大保护中，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三峡集团”）俨然已经成了“准江长”。

在短短一年多时间中，三峡集团动作频频，先是宣布着手打造生态环保业务板块，组建中国长江生态环保集团，发起设立中国长江绿色发展投资基金，筹建长江生态环境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牵头组建长江生态环境产业联盟，设立长江生态环保专项资金等，三峡集团的目标是把生态环保打造成其业务核心。

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已构建起集再生资源、水环境治理、污土污泥治理、新型环保材料、固废垃圾处理、清洁能源等为一体的环保业务产业链。2015年至2018年，短短4年，葛洲坝环保营收由65.60亿元飙升至194亿元。

除此之外，具有国企背景的地方环保集团也纷纷组建，杀进环保市场。浙江省环保集团、辽宁省环保集团、陕西环境产业集团、福建省环境保护股份公司、山东环境产业集团以及广西、江西、江苏等省级环保集团纷纷成立运营。

有专家形容，目前是“大鳄”跨界者在加速布局环境产业。

国企与民企可以共生共融

王凯军分析，从政策和市场层面上看，我国正面临着城市水环境管理重大战略转折期，从追求工程结果转到关注环境效果，水污染防治的主战场由点源控制向流域综合整治转变，从被动防治转变为主动开展生态修复和建设，一些地区主动追求与其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更高的环境质量。所有这些，都为国企进场提供了机会。

11月29日晚，有专家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国企和央企进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地方政府为了避责。反正我请了实力最强的国企或央企来做了，再治理不好就不是我的责任了。而治理项目交给民企就不同了，要是治理不好，不仅要担责，还有与民企存在利益输送之嫌。”

30日，“2019中国环境上市公司峰会”专门举办了一场高峰对话，主题就是“国企进场与产业新格局”。对话主持人、威立雅中国区副总裁、董事总经理黄晓军说，国有企业作为环境产业中颇为重要的一股力量，多年来凭借着属地、资本、政企关系等优势，一直保持着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在环境产业的黄金十年里，成就了以北控水务、首创股份、中节能等为代表的头部国企，它们多年持续领跑行业。

而国企新力量的进入，将加剧整个行业竞争和整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环境产业也将形成国企央企主导投资、民企专注细分市场技术的新格局。

面对这样的新格局，瀚蓝环境总裁金铎表示，“有机遇也有挑战”。她认为，在这样的新格局下，国企与民企是可以共生共融的，“市场空间是有的，而且是可以分层次、分不同领域的。”

而对于国企进场，那些新加入者又是怎么看的？“中国的环境产业目前的体量还不够大。”中广核环保公司总经理雷霆认为，未来环境产业最好的商业模式一定是混合所有制的。中电建华东院华南区域副总兼环境生态院副院长余浩表示，有人将国企进场形容为“野蛮人搅局”，而实际上，国企或央企善规划设计、强施工建造、能投资运营，地方政府也需要一些有担当、有责任心的企业来帮助承担考核的压力。

在大岳咨询董事长金永祥看来，随着国企的进场，环境产业的市场化程度将提高，市场更加开放，蛋糕会越来越大，有助于全面提升环境产业的效率。“但同时，也对企业经营者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类投资主体应主动放弃固有的舒适区，主动对接市场机遇，解决时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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