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今天公布了经过核查订正的武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武汉市的死亡病例比原来报告的死亡2579例增加了1290例，这意味着中国内地的死亡人数也应由之前的3342人增加同样的数据，上升为死亡4632人。

这是一项依照法律规定所做的负责任的修正，它是对所有这场疫情中病亡者和他们家属的告慰，也是对中国社会的应有交代。

近来舆论场上存在对有关部门“瞒报”新冠疫情死亡数字的质疑和指责，西方也有人极力炒作这个话题，武汉市没有受这些声音的影响，坚持推进传染病防治法等要求的程序开展核查订正，这是坚守制度有勇气的正派表现。恪守真实是第一原则，其他都往后排。

需要指出的是，有事后严格的数字排查和校正，说明恶意瞒报从来没有真正的空间。有人臆想中国有组织地“编排了”新冠疫情的“恰当死亡数字”，这完全不符合真实情况，其中有些人是因为不了解中国抗疫期间的工作运行机制，还有些人是自己内心不敞亮，总把事情往最坏的方向想。

众所周知，武汉疫情暴发的早期，患者持续增加，医疗体系不堪重负，出现一些混乱情况，很容易导致漏报误报在基层发生。当时核酸检测能力和收治能力都不足，而对病人死因的准确确定和对这种确定的严格监管、死亡人数的联网统计都是逐渐建立起来的。

在民间，一直都有疫情初期分不太清一些患者是不是死于新冠肺炎的推测和议论，应当说，对死亡人数存在一定误差，人们是有正常心理准备的，也是能够理解的。

同样完全可以推测，世界上疫情严重的大部分国家目前统计的死亡人数都不会很准确，由于很多新冠肺炎患者最终死于并发症，搞错了他们死因，统计方式存在一些混乱的情况多半都会存在。

总之这原本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抗疫在技术层面的组织和管理问题，只是因为一些人出于政治原因对中国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盯得太紧，提前就把它政治化了，才构成了某种敏感。

事实上，中国作为第一个举国动员对抗新冠肺炎的国家，并没有死亡多少人才属于“特别多”的参照。武汉人民在疫情高峰期间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这无需数据来描述。在统计体系确立起来之后，瞒报死亡人数实在想不出对谁会有什么样的好处，而那样做的政治和法律风险却是不可承受的。

中国不是一个可以无法无天编造关键数据的国家。恶意编造全国人民高度关注的疫情数据，所有人都知道那是犯罪。而且那样做需要很多部门和很多人的高度协作，它又是那么容易被戳破、穿帮，完全可以说，这样的恶意编造在今天的中国根本无法操作。

经过校正的新数据今天公布了，希望它的权威性能够让相关的争议一锤定音。这件事再次提醒了我们，中国官方公布的任何数据都可能被人拿着政治放大镜细究，根本出不起差错，因为其中的技术性误差很可能被加上政治罪名。中国各级官方机构今后需要比世界上的任何机构都慎之更慎，尽量从一开始就确保数字的高度准确，这最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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