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的8月，在永定县的一个名为牛牯扑的小山村里来了一支红军部队，走在队伍最前方的人叫做“扬子任”，当地的村民听到这个名字后都误以为是姓杨的主任，因此在称呼上均已“杨主任”或是“杨先生”来代替。那人听后也只是笑了笑，并没有多说什么，而身边跟着的那个女红军是他的夫人，战士们都称她为“贺大姐”，此次来到这里，一是为了治疗身上的疟疾之症，二也是就当地的一些实际情况进行调查。

不久后，邻村一个因土改田地被瓜分的乡绅看到这位气质不同凡响的“杨先生”后，认定此人必是红军里面的大人物，立刻找大埔县国民党政府进行告发。9月17日，聚集了几个村子的乡民团以及县政府的保安团往这个小山村扑来，红军部队尽管全力狙击，可敌众我寡人数上的巨大差异让他们只得退往深山中。夜晚时分凶狠的敌人企图放火烧山，眼看局势已然十分危急，村里的赤卫队派遣四个精壮的农民护送“杨先生”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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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住所后，其中一个叫陈添裕的人在门口大声喊道：“杨先生，赶快转移，敌人快到了”，听到外面的喊声，贺大姐赶忙收拾行李，由于已经身怀六甲，只得是两个人搀扶贺大姐，另外两个人架着身患疟疾的“杨先生”离开。可颠簸的山路让他的身体显然有点承受不住，陈添裕立即另做打算，将“杨先生”背了起来，尽管累的额头的已冒出白汗，可始终没有停下，因为他接到的命令便是：“即使累死自己，也要保证杨先生的安全”。

事后与部队再度联系上之后，“杨先生”才发现陈添裕的脸上身上全是被划伤的印记，脚底板也不知被山上的荆棘扎了多少次，看到这一幕，杨先生长叹了一句：“辛苦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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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杨先生”离开村子之后，时间让陈添裕对于这件事也渐渐淡忘了，直到1953年国庆大阅兵之时，陈添裕突然接到了中央相关部门的邀请，让他上京参加此盛会。也是在那个时候才知道当初救的那个“杨先生”就是后面成为党内大领袖的毛主席，由于老婆即将临盆的缘故，便让堂弟代自己前去。

在毛主席的回忆录中也记载着这样一句话：“我在牛牯扑治病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我一直惦念着你们，党和国家也不会把你们所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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