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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社：未受足够重视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在向学术化方向持续推进过程中，将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置于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内予以解读的声音不断高涨，这既反映了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严肃认真的求知态度，也是学术进步的重要体现。这样的趋势应该肯定。

和整个历史研究一样，革命史研究近年的明显变化是许多研究者转向基层寻找问题，由单纯的文本解读和事件追索转向对社会肌理的解剖。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魏宏运就倡导从社会经济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革命。

1991年，张静如提出要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这一倡议得到热烈响应，相关呼应文章不断出现。

之所以如此，应该和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发展的社会史研究热潮有关系，社会史的热潮可以说覆盖了史学的各个领域，形成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的重大方法论突破，张静如的呼吁和这一史学思潮汇合，促成了革命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趋向。

正如研究者指出的：历史不仅仅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它还有更丰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内容。即便是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如果不与当时的社会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也不可能得到合乎实际的认识。

革命史研究最应当引起重视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中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变迁，或者说中国共产党革命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将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研究放置于社会的变迁中，在不放弃革命史宏大叙事的前提下，将研究建基于社会和民众生活之上，这一研究趋向有利于深化研究基础，拓展研究视野。

对政治力量和政治革命予以技术化理解和剖析，打开了历史认知的一扇大门。技术化的理解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研究客体，进而深切感知政治力量的弹性和多面性。

一般而言，任何政治力量都不可能没有政治技术，必然具有政治力量共通的一些特质。从政治技术角度切入，可以发现之前单纯从政策路线角度观察无法发现的许多历史面相，有助于推进历史认知的深化。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深入推进，与这样的观察角度的引入密不可分。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另一个重要趋向就是会通国共两党两支对立方的政治力量，将其放在一个平面下观察两支力量的博弈，而不是以往革命史研究或民国史研究通常呈现的单方面视角。这一点，研究者早有注意。

何友良曾撰文强调：治苏区史者，应会通民国史，将两者有机结合，建立互为照应、融会贯通的视野和思维，把苏区史放在民国史的大框架和国共两党发展中国的政略、道路构想的大视野中去系统研究。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史领域的特殊性，革命史研究不太注意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沟通，对历史进程中其他力量的关照和研究不足，常常成为自身力量的循环论证，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也难以回应其他学科的质疑。注意对对手方的研究，可以避免自说自话，有助于全面观察互动的、动态的历史发展进程。

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这一趋向同样是整个史学潮流发展的一环。上世纪末以来，历史研究者乐于发现不同研究对象的共通之处，尤其从曾经截然对立的政治力量，看到其中的同，让人顿有耳目一新之感。

不过，任何的新，当其被过度使用和解释时，又不免于走到另一个极端的风险。

和文学作品一样，当研究者满足于发现各种政治力量的共性时，却忽视了历史中的“这一个”才更加值得关注，否则文学中的千人一面又会在历史研究中上演。如果说文学的千人一面是因于作者想象力的贫乏，历史研究的千人一面就更加让人无法接受，因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历史中的人和事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

相对而言，在国共两党中，国民党史的研究者把国民党写得缺乏特点还容易理解，因为国民党本身的特质确实不够鲜明，即便这样，也必须看到，国民党有国民党的理路、原则、目标、特性、法源，是其他政党无法替代的。研究国民党，还是应该回到国民党本身，要对国民党的内在脉络有了解，才能把国民党研究清楚。

至于中国共产党，大概很少有哪种政治力量会具有如此鲜明的特性，会是如此有别于其他政治力量的这一个，把共产党混同于其他政治力量，不去深挖这个党的本身逻辑，这样的研究最多只是触及研究对象的皮毛。

年轻一代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研究者常常强调，中国共产党党员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常人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自然，这样的看法有其充足的道理。

看到这一点，相对于传统革命史研究的确也是进步，可以让革命史研究更加落到实处。

但只是看到这一点，对准确认知中国共产党革命却未必有实质的推进，因为这只是说出了一个基本的常识而已。历史研究者的使命恰恰在于，在常识的基础上如何继续向前推进，如何在看到中国共产党革命也具有常态化特征同时，发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独特之处，寻找并揭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内在脉络，呈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这一个”，这是研究者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当然，任何完整展示一个政治力量各种特质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强调发现革命的“这一个”，绝不意味着否定多面相展现的努力，只是说，研究的取径需要存着更高远的目标，需要关注影响着时代的重大问题。

比如说，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我们都能发现中国共产党革命力量的强大，其执行力、贯彻力、控制力常常让人叹为观止，各种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书写对这一点也多会涉及，但这一点如何做到，具体的、细微的、有说服力的研究却并不是很多。

许多的解释只是大而化之地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宣传力，中国共产党干部有理想、有信仰，所以他们能做到常人做不到的事情。

但是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应该追问的问题起码还有：中国共产党这种强大的组织力、宣传力从何而来？和历史、现实及其周围的世界是怎样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干部的理想、信仰如何建立，力量如何发挥？这些似乎不言而喻，但仔细想，本身何尝不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吗？

（作者: 黄道炫，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阅读延伸

张静如与“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

上世纪80年代著名中共党史专家张静如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观点，他指出“怎样为基础？并不是说把党史改为社会史，而是说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大的历史事件和有影响的人物的思想及实践，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

为了做好这件事，张静如教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以社会史为基础，不是说党史中的一切问题，都从社会生活诸领域进行分析。以社会史为基础，也不是说对每个大的问题的分析，都要无遗漏地涉及社会生活诸领域，而是应该根据某个问题和哪些领域关系密切，有重点地进行分析。以社会史为基础，还可以体现大的变革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从而说明这种变革的深度和广度。以社会史为基础，是为了深化党史研究，而不是叙述社会史本身，目的一定要明确。以社会史为基础，自然要在党史研究中加进去一些过去所不用的材料，特别是一些统计材料、社会调查材料。以社会史为基础，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些论述，对于中共历史学界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左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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