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老师曾写过一篇《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常常想起张五常》的文章，文章中写了张五常先生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中国经济改革的长期观察者这两个角色之间，选择了中国经济的观察者的故事，而这个选择，让他发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秘密，竟然隐藏在地方间的竞争中。

我这一辈在西方拜师学艺的人知道，在国际学术上中国毫不重要，没有半席之位可言。今天西望，竟然发觉那里的大师不怎么样。不懂中国，对经济的认识出现了一个大缺环，算不上真的懂经济。

——张五常

文 / 吴晓波

1979年，张五常正吹着口哨走在校园里，他的老师罗纳德·科斯把他叫住了，“斯蒂芬，你的祖国即将发生一场伟大的变化，你不该待在这里了。你应该回去，目睹它的发生。”

张五常是芝加哥大学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他出生于1935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天生一头乱发，如同他狂放不羁的个性。

1959年，他赴洛杉矶的加州大学读书，八年后，他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从土地租约的角度研究了台湾的土地改革，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学界的轰动，是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之一，他也因此成为合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

张五常个性狂傲，但是做学问却一丝不苟，特别注重实证和现场细节。

《佃农理论》的原始素材来自台湾土改，他把十几箱原始档案一一分拣细读。为了写《卖橘者言》，他在圣诞夜的香港街头做路人随机访问。

在写《蜜蜂的寓言》的时候，他花三个多月的时间，跟华盛顿州的“苹果之都”一带的果农和养蜂者待在一起，搜集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

在洛杉矶和芝加哥的那段时间，张五常天天跟斯蒂格勒、弗里德曼、诺斯和科斯等经济学大师混在一起，是他们中间最年轻的、也是唯一的中国面孔。在很多人看来，斯蒂芬·张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仅仅是时间的问题。

然而，就是科斯的一番话，彻底改变了张五常的学术和人生轨迹。

张五常第一次踏上大陆，是1979年的秋天。他在广州，“看不到任何改革的迹象”。

他去一个工地调研，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场景：三个工人在补一个洞，一个人指着洞，一个人端着水泥盘子，还有一个人补洞。在合约失灵的情况下，他目睹了国有经济的低效率。

而在当时还是农村的东莞县，他又看到了一个新的景象：在一间大房子里，县政府的十多个部门官员坐成一排，前来投资的香港商人列成一队，官员们一口气盖完所有的公章。他又看到了新效率产生的可能。

1981年初，张五常发表长文《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在当时，中文词典还没有出现“市场经济”一词。

因此，如果剔除“资本主义”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意味，张五常是第一个清晰地预言了中国将走上产权私有化和市场化道路的经济学家。

在那篇文章中，张五常自问自答地提出了几个关键性的路径问题。

他问：“在工商业的改革中哪一种最困难？”答案是：政府容易掌握垄断权力的行业。于是，他推断了邮局、电话、石油、交通等行业不会迅速地私产化。

他又问：“土地与劳力，哪一样较为容易私产化？”答案是：劳力。

张五常后来说，在当时，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假若中国要走近乎私产的制度，农业与工商业哪一样比较容易改革？

很显然，在1981年，几乎所有的读西方经济学出身的学者都不会问这个问题。

中国的市场化突破口并不出现在城市而是农村，乡镇企业将成为工业化革命的第一批冲锋队，这正是中国改革的意外之处和特色所在。

1988年，中国实施物价闯关，经济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

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张五常陪同弥尔顿·弗里德曼访华，北京原本安排了邓小平的接见，可惜当日邓小平感冒，他们见到了总书记赵紫阳。弗里德曼针对当时中国的经济现状提出了“休克疗法”的激进建议，这也成为改革史上的一桩公案。

张五常是中国改革的长期观察者，在很长时间里，他每周撰写两篇专栏，评点政策时政。因他身份的特殊，往往有自由而独到的见解。

跟很多学者仅仅从各种公报或新闻中寻找论据不同，张五常最喜欢深入企业，他不太相信政府提供的数据，包括产值、货运量乃至用电量等等。

每到一地，他最喜欢问的两个数据是厂房租金和生产线工人的工资，在他看来，这是最难伪造和最敏感的产业兴衰指数。

2008年全国两会，通过了《劳动合同法》修订案，根据新的法律，所有企业主雇用员工必须签署劳动合同，而一旦解雇，则必须给予员工补偿。

跟很多学者把这一修订案视为“良心法案”不同，张五常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在他看来：

政府立法例，左右合约，有意或无意间增加了劳资双方的敌对，从而增加交易费用，对经济整体的杀伤力可以大得惊人。

他写这篇专栏的时候，正在广东东莞做调研，他看到了令人担忧的景象，一些企业主正打算把工厂迁到劳工价格更低的东南亚国家，例如越南、印尼等，“在未来几年，工厂南迁是一个似乎很难阻挡的趋势了”。在后来的十年里，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

也是在200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三十年。

远在芝加哥、当年劝说张五常返国的科斯已经96岁了，他决定拿出自己的诺奖奖金举办一场关于中国三十年改革的学术论坛，张五常兑现诺言，写下《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他自认是《佃农理论》后“平生最重要的作品”。

张五常认为，今天的中国制度不是个别天才想出来的，是被经济的压力逼出来的。压力倒逼放权，放权再造合约。

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他提出了“地方政府公司主义”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概念。

“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是指地方政权为了谋求经济发展，强力推进地方工业化战略的实现，以类似于公司化运作的形式进行地方党政能力和经济资源的大动员、大整合。

在这一过程中，一地的党委书记如同董事长，市长、县长如同总经理，他们掌握了地方资源的分配——土地、产业准入、政策优惠等等的租约权，而对之经略成效的量化评判，则是经济发展总量和财政收入，这又类似于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

中国的地区从上而下分七层，中央、省、市、县、镇、村、户，在张五常看来，这七层是从上而下地以承包合约串连起来的，上下连串，但左右不连。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其他，而在县的手里。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

就如同他在80年代初忽略了农村改革的动力一样，张五常承认：

是在1997年才惊觉到中国经济制度的重点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史无前例。

这一发现，被他视为打开中国经济增长秘密的钥匙。

从2006年后，张五常因为两桩私人官司，无法踏足美国和香港——他甚至没能参加科斯组织的芝加哥论坛，这极大地限制了他的学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不过，传奇的阅历和对中国改革的长期关注，让他始终是一个符号般的存在。

多年来，他笔耕不辍，出版著作多达三十余部，除了《佃农理论》和《中国的经济制度》外，四卷本的《经济解释》亦足传世。

他是“学以致用”哲学的推崇者，在他看来，无论一个理论怎样了得，总有一天会被认为是错，或会被较佳的理论替代了，因而：

搞思想不是争取永远地对，而是争取有深度的启发力，然后望上苍保佑，写下来的可以经得起一段漫长时日的蹂躏。

张五常不仅天赋极高，学养惊人，他的汉文写作也因个性突出而独步天下，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他是当世经济散文的第一人。

2007年底，我的《激荡三十年》完稿，张五常在西湖边的一个小酒楼为我题写书名，他在宣纸上连写几十遍，弄得额头出汗，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我问他，做学问有什么秘诀？他答，年轻人应当在盛年之时，找到最伟大的课题，这才不至于浪费才华。

兹言凿凿，应是夫子自道。天纵奇才的张五常也许错过了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他却目睹和“解释”了一场最伟大的改革。

本篇作者 | 吴晓波 | 当值编辑 | 张文龙

责任编辑 | 何梦飞 | 主编 | 郑媛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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