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对魏征赞不绝口。在专制时代，对皇帝说真话是需要勇气的。

然而，只要我们认真打量一下，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历史上直臣很多，但像魏征一样生前无限荣光的并不多。

明代的解缙也是特别敢言的。

他曾经给朱元璋上过一封名为《大庖西上封事》的万言奏章。奏章中说：法令屡屡更改容易导致老百姓的疑惑，刑罚太繁苛必然促使民众玩忽。从国初至今二十年，几乎没有不变的法令，差不多天天都有犯“错”的官员。经常听到陛下震怒，处分这个惩罚那个，从未听到陛下褒奖好官，并且始终如一。希望改变此种状况，遏制法外之威刑，流放十年即应该释放，廷杖八十以后就不要再加刑罚。近年来，监察机构的纲纪亦不严肃，官员们特别在乎刑名轻重、问囚多寡。监察御史纠察官员往往仰承皇帝密旨，皇帝发了命令，才上疏弹劾，目的不过是邀功取宠。由于官风不正，贤人羞于同流合污，庸人却如鱼得水，以至是非颠倒。

后来，他又进呈《太平十策》，批评朱元璋大封儿子为藩王的做法，指出“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吴潞濞之弊”，意思是要朱元璋记住汉初厉王刘长、吴王刘濞作乱的教训。

解缙说的大实话本来让朱元璋很不满，但朱元璋不久前刚对解缙说过：我和你从道义上说是君臣，从恩情上说犹如父子，你应当知无不言。因此，他只是批评其“年少而语夸”，没有深加追究。

朱棣登基之初，也曾对解缙说：“敢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难得，敢为者强于己，敢言者强于君，所以王、魏（王猛、魏征）之风世不多见。”解缙以为自己碰上了难得的明君。当朱棣拿出一份大臣名单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真的乱加臧否，比如说蹇义（吏部尚书）“其资重厚，中无定见”，评夏元吉（户部尚书）“有德有量，不远小人”，讲刘俊（兵部尚书）“虽有才干，不知顾义”，议李志刚（礼部郎中）“诞而附势，虽才不端”……朱棣虽然没有当场发作，但内心已有了不快。

朱棣喜欢次子朱高煦。但无奈当时的皇位传承制度是“立嫡以长”，朱棣因此采取了一个变通做法，一方面依例册立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另一方面又给予汉王朱高煦超过太子的礼仪待遇。解缙向朱棣进谏，认为这样会促发兄弟之间的内斗，朱棣极不高兴，觉得解缙在离间他们的父子关系。恰巧此时朝廷讨论是否发兵交趾的问题，朱棣与相当数量大臣主张出兵，解缙表示反对，又说“不宜过宠汉王”，更加深了朱棣对他的恶感。不久，朱棣就将他由翰林学士贬为广西参议，再后来又听信谗言将其贬为交趾参议。

永乐八年，朱棣率军北征，解缙回京述职，因为皇帝不在，只好向“监国”的皇太子汇报工作。这本是很正常的职务行为，朱棣却以私见太子，不等皇帝返回，径自离京，毫无人臣之礼的罪名，下令逮捕解缙，将其关入锦衣卫镇抚司诏狱。永乐十三年，又暗示锦衣卫指挥使将解缙处死。

解缙这个人不乏才华，不缺见识，更不缺少对皇帝的忠心。然而，解缙碰到的朱元璋、朱棣都是权欲极强、草菅人命的君王，他们虽然有时也说点“你多提意见”之类的漂亮话，其心底却是渴望大臣们高喊“皇上圣明”的，解缙听信了皇帝的假话，结果一片真心换来了身首异处。

其实，皇权下的直臣大抵都逃不过解缙一般的命运。一方面，处于道统约束下的读书人总有帝师情结和家国天下情怀，往往情不自禁地讲真话、讲直话，甚至明知皇帝不喜欢听还要讲；另一方面，他们面对的又是掌握着绝对权力的君主，这些人听不听大臣的谏言全凭个人的兴趣，愿不愿善待直臣也完全取决于一己之良心。置身这样的环境，直臣的风险可想而知。

作者: 游宇明,系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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