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消费，成为今年诸多省市的必备动作。

从较早期的争相发放消费券，到各地举办购物节，再到部分城市对居民购买汽车给予奖励，种种刺激之下，从全国的表现来看，消费自3月以来已经持续回暖。

重点城市的消费回暖程度如何？呈现出何种趋势？

21世纪经济研究院选取了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下简称“社零总额”)排在前十的城市，对比今年1-5月它们的消费回暖表现。这10座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成都、武汉、深圳、杭州、南京和苏州，包含4大一线城市和6座新一线城市。

一个意外的发现是，今年1-5月，十城的社零总额排名发生了明显变化，除了上海和北京的排名坚挺之外，后面的名次全部洗牌。

尽管尚未到年底，消费也只是代表经济生活的一个方面，但对于个体和家庭而言，与消费息息相关的是收入水平以及对未来的信心与预期，因此消费回暖情况可以一定程度映照出城市的整体经济形势。

上海、北京仍稳居前二

从今年1-5月的消费数据来看，2019年的消费冠军之城上海仍然显得“一枝独秀”，是唯一一个社零总额超过5000亿元的城市，并且前5个月的累计降幅对比前4个月收窄了3.6个百分点。

作为消费龙头之城，上海今年在提振消费方面可谓不遗余力，大手笔推出为期约两个月的“五五购物节”活动。7月8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购物节相关情况，购物节期间各平台和商家累计发放消费券286亿元。

汽车让利活动尤其引人关注，购物节期间，上汽集团推出近400辆5.5折新能源汽车，普陀区汽车品牌大联展推出低至5.5折的大力度折扣。上海重点监测样本企业数据显示，5月汽车销售额同比增长8.9%。

单看5月的整体消费表现，上海社零总额为1290.72亿元，同比增长0.6%，单月增速转正。

北京仍然保持了第二的位置，但它是四大一线城市中消费跌幅最大的，1-5月社零总额同比下跌18.2%。6月，北京本地疫情一度出现反复，这或许还将一定程度影响其上半年的消费表现。

广州1-5月社零总额为3422.97亿元，这一数据被重庆反超。今年一季度，广州社零总额为1995.99亿元，已经低于重庆同期的2384.45亿元。两个月后，广州与重庆之间的消费差距进一步扩大至846亿元，千年商都广州暂时失落消费第三城地位，排在第四。

同为一线城市的深圳，2019年仅为中国消费第七城，与其GDP第三城的地位不太匹配。今年1-5月，深圳的社零总额为2889.51亿元，排在第六名，反超了武汉，与成都十分接近，然而这一数字与上海、北京、重庆仍有较大的差距。

事实上，从2019年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上海、北京和深圳分别为69442元、67756元和62522元，广州按照城市和农村常住居民分开披露，分别为65052元和28868元。深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可以排在第四名的位置，并且与上海、北京相差不远。

很多人将深圳消费相对偏低的原因归结于深圳邻近香港，导致消费外流，但最近几个月受疫情影响，深港两地几乎中断了互通，深圳的消费表现相比其他一些城市并未出现更显著的反弹。

2019年，深圳本地户籍人口仅495万人，大幅低于北上广，并且深圳人口整体偏年轻化，2017年的一项数据显示，全市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为32.5岁，很多人仍处在财富积累阶段。此外，高房价加上住房自有率低，也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随着大量人口的持续流入，加上科技创新产业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深圳的消费人群庞大，有巨大的潜力尚待挖掘。而要释放出这些消费潜力，需要稳定人们的信心，解决后顾之忧。值得肯定的是，为了解决对消费造成“挤出效应”的高房价问题，深圳今年大幅增加了居住用地供应，近年来持续加大人才房和保障房的建设力度。

苏州、南京超越杭州

6座进入2019年消费十强的新一线城市中，有4座是省会城市，包括成都、武汉、杭州和南京，此外还有直辖市重庆和地级市苏州。今年1-5月，这6座城市的消费排名与2019年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

2019年排在第六的武汉，由于深受疫情影响，不出意外地成为消费跌幅最大的城市，1-5月社零总额仅有1865亿元，被深圳、苏州、南京和杭州抛在了后面排在最末，同比下跌37.9%，但这一数字比前4个月收窄了4个百分点。

杭州在2019年消费表现一举超过南京和苏州，跻身消费第八城。但今年前5个月，杭州的社零总额比苏州少了616亿元，比南京少了395亿元，居第九名。

重庆和成都2019年社零总额排名分别为第四和第五，重庆的社零总额比成都多出1192亿元。今年前5个月，重庆提升到第三名，和仍居第五的成都差距又拉大至1278亿元。

综合来看， 2019年基本上强省会城市表现出了更好的增长势头，成都的社零总额增长9.9%，武汉增长8.9%，杭州增长8.8%，南京仅有5.2%。

在疫情影响下，强省会城市却更“受挫”。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一般而言，强省会城市集聚了更好的交通、医疗等资源，对周边城市的消费吸引力强，尤其是诸如购买汽车之类的大宗消费，消费者倾向于去能够提供更丰富选择的大城市。在疫情影响下，人员流动受阻，消费者难免减少跨市消费。而此前被虹吸的城市，反倒将消费“截留”在了本地。

杭州市政府今年发放了总额高达16.8亿元的消费券，媒体曾报道消费券带来的可观乘数效应，但这仍然没有挡住杭州的社零总额在前5个月掉回到苏州和南京之后。

杭州统计局重点分析了汽车类商品的零售表现，总体来看，全市社零占比第一的汽车类商品零售有所回温，其中5月单月实现汽车类商品零售额83.4亿元，增长0.3%，但这一增幅与上海相差甚远。而且1-5月累计来看，杭州汽车类商品零售额仍然下降了15.3%，远大于同期全市社零总额的跌幅。

一方面，随着疫情的逐渐控制，新一线城市或许有望迎来更大的消费反弹空间。另一方面，疫情也一定程度反映出，不同城市在培育和挖掘本地消费潜力上，还有更大的可作为空间，促消费政策设计也可以更加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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