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7月9日文章，原题：把中国视为经济威胁——西方应停止批评中国的产业政策 随着新冠肺炎蔓延到欧洲和美国，受疫情影响的国家争先恐后地抢夺医疗用品——口罩、呼吸机、防护服。更多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中国。

危机爆发时，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关键产品供应国，占欧美个人防护用品进口总量的一半。根据《纽约时报》最近的报道，“中国早就为未来几年主导防护和医疗用品市场奠定了基础”。

中国最初转向全球市场时，拥有几乎用之不竭的低廉劳动力供应的优势。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中国的制造业实力并非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的结果。

中国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希望增加国内生产商在全球医疗用品中的份额。《纽约时报》的报道详细解释了政府如何向工厂提供廉价土地、提供补贴贷款、指示国有企业生产关键材料，以及要求医院和企业使用本土产品来推动国内供应链发展。

西方媒体现在充斥着有关中国“试图主导全球工业机器关键部件”的报道。其对中国在世界经济中作用的描述，越来越让人联想到帝国侵略而不是“软商业”。

中美之间的战略和地缘政治紧张关系确实存在。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不断增长，而美国领导人不愿承认世界有必要多极化的现实。但是，我们不应该让经济被地缘政治所绑架，或者更糟糕的是，强化和夸大战略竞争。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混合型、国家驱动的经济模式一直是中国经济成功的根源。如果说中国经济奇迹的一半反映了其在上世纪70年代末之后转向市场经济，那么另一半则是政府采取积极政策保护旧的经济结构（如国有企业），同时通过一系列产业政策发展新产业的结果。

当然，中国人民是主要受益者，他们经历了历史上最快的减贫进程。但中国的这些成果并不是以牺牲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为代价的。今天引起其他国家不满的增长政策，也是中国成为西方出口商和投资者如此巨大市场的原因。

但是，中国的产业政策，比如用于医疗用品领域的政策，对其他地方的竞争者是否不公平？

我们不应贸然作此判断。推行产业政策的标准理由是，国家有必要支持产生溢出效应、技术外部性和其他广泛社会效益的新产业。但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国家并不擅长识别哪些行业值得支持，而国内消费者和纳税人承担了（一国产业政策失误的）大部分成本。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的产业政策被误导，那么因此受损的是中国自己的经济。

按照同样的逻辑，如果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瞄准了社会效益超过私人效益的活动，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益，那么外国人没有理由抱怨。这正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修复市场失灵”的典型案例。

当所讨论的外部性是全球性问题时，如气候变化问题，这一点尤其正确。中国对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的补贴降低了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这为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了巨大好处。

很少有人指责中国生产者抬高价格。更多的时候，抱怨是相反的，中国企业被批评拉低价格。这样的指责可能更适用于美国和欧洲公司，它们经常是高科技市场的主导者。

欧美对产业政策的新推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中国“威胁”的担忧。但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个焦点放错了。需求和补救措施应放在自己的国内领域。目标应该是在国内建立更具生产力、包容性的经济——而不是简单地要超过中国或破坏中国的经济进步。（作者为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达尼·罗德里克，陈俊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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