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自去年开始，各方喧嚣热议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政策逐渐明朗，深圳又适逢其时地强势发布新一轮经济、人口增长数据，使得深圳被各界一再提及或将成为中国城市发展中最具活力的领头羊。论调之中，总有若隐若现的声音将上海拿来做对比，似有“江山代有才人出”的调调。诚然，诸如与互联网经济擦肩而过等标签使得上海这几年看起来多少有些低调，甚至沉默，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全面亮相，使得人们猛然醒悟上海还是那个上海，一直未变将来甚至会更强。

接下来我们会通过三期专题文章来讨论长三角一体化以及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对身处其中的三省一市乃至全国产业格局所可能带来的种种影响。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目前正选址“青嘉吴”地区（基本由上海市青浦区、浙江省嘉善县及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等市区县的部分乡镇街道组成）迅速推进各项工作中。对大众来说，“示范区”是一个陡然出现的概念，远不如“大湾区”那般鼓点密集、步步发酵的宣传来得家喻户晓。

长三角一体化的概念始于1982年，最早的“朋友圈”只有上海、南京、宁波、苏州、杭州五市。随后2016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其中将长三角城市群定义为上海市、江苏省南京市等9城、浙江省杭州市等8城、安徽省合肥市等9城。虽然市场此前早有反应（一大波环沪城市地价房价齐升），但直至2018年11月首届进博会上中央宣布“支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才算是正式官宣“长三角一体化”将作为国家战略实施。

2019年1月“长三角一体化”启动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首次被提出，就此迅速拉开了进程表，也使得大家愈发明了示范区的核心任务或非单纯地发展经济，关键是打破阻碍要素资源流动的体制机制壁垒，助力整个一体化发展全面跃升。

1、

我们通常讨论城市发展过程中随着人口的聚集存在两个相反的效应：

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

城市发展中自发合理地人口聚集促使生产成本降低，相应带来经济增长与人均收入的提高，由此进一步吸引人口流入产生“规模效应”，令城市加速扩张。但过度的聚集产生了副产品“虹吸效应”，即对周边区域形成资源的过分吸纳，导致区域发展失衡。同时，过度的人口聚集还会带来生活成本的走高以及人均服务水平的下降，这又阻碍、减慢了城市扩张的速度。

从全球经验来看，人口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小城市流向大城市是各国在城镇化过程中普遍遵循的规律。比如日本近三成人口分布在东京都市群、韩国超过一半以上人口集中在首尔都市群、美国绝大部分人口则扎堆在东西海岸的都市群……人口的充分流动，有助于缩小区域间收入差距，城市发展也必然会经历“城市-都市圈-城市群”这样一个过程。早期因区域不均衡导致资源集中流向大城市而产生的虹吸效应，随着城市向周边城镇进行产业与人口迁移、城市规模效应的提升而消失，加之城市发展自发的外溢扩散进一步加强了与周边区域的联系，逐步形成都市圈与城市群。

可以说收入水平的差距正是驱动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所有人口流动都是朝着缩小收入差距方向去发展的。

今年4月发改委印发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通知也基本上是延续这一发展脉络，即围绕中心城市发展都市圈，以解决大城市由于边界限制、容纳能力有限等引发的大城市病，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都是在这样的地区发展诉求下得以快速推进成型。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基于现状、布局未来的地区发展策略，并非简单地“横空出世”，总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 第一阶段为上海经济区时期（1980-1988）：

成立之初包括上海、苏锡常等十个城市，随后扩大到上海、江苏全境、浙江全境的两省一市，接下来安徽、江西、福建也相继加入。不过这个阶段的常设部门仅是一个研究规划机构，并无实际的资源调配能力，最终也由于彼时五省一市间的巨大发展差异和各种不可协调的诉求，这一规划机构很快被撤销；

− 第二阶段为浦东开发开放时期（1992-2003）：

这一时期上海对周边地区的溢出效应是明显存在差异化的，依靠市场获取资源比例较高的机构，如一些乡镇企业或个体私营户就比较主动，而依靠组织调拨获取资源的部门单位则相对谨慎的多；

− 第三阶段为长三角经济全球化（2008-2016）：

这个阶段市场化程度大幅提高，稳定了沪苏浙两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制度，每年举行的长三角主要城市市长会议也初步担当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协调机构的角色。而同时期沪杭、沪宁、苏嘉等高速公路的相继通车，城际轨交进入规划与前期建设，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交通一体化，这进一步加速了区域融合。在经济上，内部形成由优势企业主导的地区间产业分工，外部则表现为投资进入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广域地区。

− 第四阶段是至今的“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新时期”：

201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重新界定了长三角城市群的26座城市，且在2018年审议并原则同意了《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和《长三角地区合作近期工作要点》，组建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投资基金、共建G60科创走廊以及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选址规划等一系列举措加速了一体化的实际推进工作。

图1：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格局示意图（“一核五圈四带”）

资料来源：资料来源：《长江长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

2、

长三角城市群正被国际誉为全球第六大城市群，但相较其它五大区域，我们会清晰地发现长三角城市群虽然在人口、占地面积（区域面积21.1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不到4%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约16%的常住人口，产出了全国约23.5%的经济总量）等指标上几乎并驾齐驱，但经济总量和人均GDP这两项仍有明显差距。而最为严峻的则是近年来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这也是上海频繁被拿来与深圳对比的话题之一。

图2:六大世界城市群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长江长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

图3：三大城市群的经济总量

图4：国内各城市群新增人口占全国比重，明显能看到最近两年长三角新增人口远小于珠三角、成渝等城市组团

资料来源：各市统计局信息搜集整理

包括上海在内，长三角6个“万亿俱乐部”城市都是外向型经济，如今世界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外部环境日益复杂，这是大家需要共同面对的风险。虽然从数据上看2018年上海进出口总额的复合增长率仍保持在5.5%，但很大部分实际是由进口额的增长来回填的。

图5：上海历年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及进出口差额（进口-出口）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上海孚园

以“毛衣战”为标志的“逆全球化”思潮正加快“倒逼”我们发展自主可控的科技创新，同时释放庞大的内部消费市场以缓冲外部市场的疲弱，以点带面地打造更健康的内循环经济体系。结合进博会上强调自贸区扩容及设立科创板两条重磅消息来看，接下来大的政策方向依然是对外坚持开放，稳定国际贸易话语权，对内则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重点解决长三角地区重点产业集群的配置优化、完善及提高现有产业集群的规模与竞争力等任务。在这样的设计下，将长三角打造成世界顶级城市群，更好地参与到全球产业链再分工中，在全球宏观经济下行与逆城市化叠加效应的影响下，重塑产业和贸易生态。

（未完待续）

孚园联合创办人，十余年产业咨询、顾问及执行经验，专注于城市发展、区域更新、产业优化及文商运营，强调咨询与落地的有效衔接、方案到执行的有效延展，“以终为始”地提供一贯到底的解决方案，致力于成为赋能传统行业的专业解难者。孚园现为“上海购物中心协会”理事单位，个人任“品牌与经营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孚园研究院成立于2015年，下辖城市发展、产业研究、数字营销、品牌文化四大研发中心。中心坚持研发原创内容、独立观点，并汇集策划咨询、规划设计、产业开发、资本运营、文史及地理经济等多领域专家学者，致力于解决跨领域、跨生态体系下的城市发展、城市更新、产业新城、文商旅综合项目发展过程中的产品组合及盈利模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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