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 ｜ 齐鲁网

作者 ｜ 刘浩睿

来源 ｜ 润商财经

老郑终究是瞎了。

当看守所的困兽生活吃掉天花病毒留给他的最后一点视力时，苏联援建的武汉展览馆大厅里，挂上了一幅他的漫画。

画里的老郑左手捏着一大把钱，右手罩着广州、上海等一堆地名，屁股底下压着杂七杂八的小百货。

“硚口区一举连根拔起汉正街最大的地下小百货批发投机倒把分子郑举选，对他实行了批斗，是硚口区兴无灭资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标志！”

粗壮有力的字体印在漫画旁边，隔空批斗着看守所里的那个盲人。

这是1978年6月。

01

摆摊之王

如同批斗语里铿锵写明的，老郑本名郑举选。在汉口的汉正街上，没有人不知道他。

汉正街旧照，谦祥益的广告位置明显。来源：新华网

若是当着老郑面，旁人敬他一声“选哥”；背地里，街上的人都叫他“麻瞎”。又麻又瞎，这两样都是天花所赐。老郑天生好人缘，听着听着也就看开了。

上世纪60年代初，二十岁出头的郑举选自食其力，在汉正街家门口开始支摊儿卖货。

那时做生意不违法。

汉口镇是四大名镇之首，自古就有商业传统。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生产恢复，老三镇市场慢慢活跃起来。

慢步闯进个茶馆喝茶，就如同2014年走进了中关村周边的咖啡店，隔壁桌保不齐就有在谈生意做买卖的。

号称“十里长街”的汉正街，国营商店、合作商店、个体摊位一户挨着一户，一共有3000多家，好不热闹。

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

就如同甩不掉的一脸麻子和视障，郑举选摆脱不了的还有他的出身——祖父是个地主，三叔逃去了台湾——“地富反坏右”，“黑五类”里占了两样。加上小百货买卖算是投机倒把，郑家自然没了安生日子。

如果硬要掐着指头，数一数中国盲人的“从业传统”，一是算命，二是唱戏。可前者是封建迷信，后者是鼓吹封资修。“文革”里三害取其轻，还是得投机倒把倒腾小百货。

郑举选不仅自己偷偷地卖货，还把武汉周边城市的一些失业盲人都聚到一起，大家冒险寻个出路。

郑举选早年工作照。图片来源：新华网李晓笛 翻拍

朝鲜有部反特电影，叫《看不见的战线》。汉口人幽默，就管郑举选组织起来的小商贩队伍也叫“看不见的战线”。和电影的区别是，盲人们是真的看不见。

郑举选过去的一个熟识，因为“倒卖票证”被拉出去枪毙，这对他影响很大，从此他更留意红线在哪，小心翼翼地只做针头线脑的日用百货，不碰粮票、物票，避免政治风险。

“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也“枪口抬高一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堵死盲人们的出路。

于是郑举选进“打投办”，询问笔录总是那么几句话：

问：货从哪进的？

答：街上进的。

问：都卖给了谁？

答：眼睛看不见，不认得。

问：赚的钱呢？

答：滚到货里去了。

问：货呢？

答：被你们收了。

这个“从前有座山”式的循环故事讲了许多回。直到1978年1月，郑举选因为投机倒把数额巨大、认罪态度不好、屡教不改，被列为“第一号资本主义大尾巴”，一关就是一年半。

汉正街的“摊王”，倒了。

身体的摧残最能摧毁人的意志。一年半前，老郑自己拄着竹子杆儿走进看守所，出来的时候只能被家人架扶着。他不敢再去想做小生意的可能性，打算讨饭捡垃圾过完一生。

这时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了半年。

02

推开世界的门

汉正街像是改革窗帘间的那道缝隙。时间，在郑举选心中留下恐惧，也酿出了窗帘背后跃动的光。

六个月间，原来在汉正街上遮遮掩掩十多年的小贩，已经有人开始光明正大地摆摊做生意。

但对于硚口区工商部门来说，这还不够。他们开动员会，找过去的经营户做工作，鼓励街上的无业游民就地就业。工商部门的轰轰烈烈如泥牛入水溅起的水花，水花落下，水面如常。

1988年4月，武汉市私立汉正街个体工商户学校成立。图片来源：武汉档案馆

“引蛇出洞，秋后算账”的历史赫赫在前，只有不到100家商户大胆去工商局申请了营业执照。胆大的人要么是老商贩，要么是经过劳改、劳教的释放人员。只有一无所有的人顾虑最小，舍得一身剐。

群众对于政策已经出现了不信任，这让工商部门很头疼。他们要找一个汉正街的标志人物出摊儿，既提振商贩的士气，又为政府的公信力背书，借着他的手，彻底把窗帘拉开。

有这个影响力的，只有郑举选。

在工商局的领导找上门之前，盲人朋友们已经陆续来找过他。“邓小平为我们撑腰呢！”他们对局势“看”得很清楚。

不久后，硚口区工商局的书记也敲开了郑家大门。他笑着告诉老郑：“我们支持你，把摊子摆到谦祥益对门儿，跟他隔街竞争！”谦祥益是汉正街最大的国营百货商店。

电影《万箭穿心》中重现的汉正街

郑举选没挨住劝，跑到工商局，领下了汉正街开放后第103张个体经营执照。到郑举选为止，这是汉正街第一批领到个体经营执照的商户。他手里只有15块钱的本金，这是他牢狱之灾后的全部家当。

像书记建议的那样，老郑把摊儿支在了谦祥益对面。

阳光照进来了。

03

摆摊是什么？

汉正街的热络生意遭致批判家的关注。

1981年，北京一家权威报纸刊载了一封工人来信——《汉正街投机倒把多》。随着舆论升级，对方再抛雄文，光是题目就刀锋毕现——《汉正街是社会主义吗？》。

争论持续了一年多，直到1982年8月2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社论很有技巧地搬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的原文“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为汉正街的定位争论彻底画上了句号。

同一年，国家发行国库券。我国的国债市场在80年代中期才开始逐步建立，国债缺乏流通性，公众不愿意买，只能鼓励、号召、甚至摊派。工商局号召个体户有能力的多买点。

郑举选受惠于改革开放，头脑一热，买了12000元的国库券。人们这才知道，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以15元起家的郑瞎子已经成了“万元户”。郑举选成了“先富起来”的代表人物，不太好听的外号“麻瞎”也渐渐传成了颇有古龙气质的“盲侠”。

汉正街旧照。图片来源：楚天都市报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郑举选是一个善于挖掘供需信息、长于供应链管理、同时擅长市场营销的人。他有能力勾兑资源。在物资由紧缺逐步走向繁荣的时代，这项能力足以帮助他在每一次被没收货物罚款后白手起家。

例如1983年，武汉打火石厂的打火石滞销，郑举选一吨一吨地拿货，包销。在有抽旱烟传统的四川农村市场，打火石是紧俏物资，郑举选知道这点，即使大口大口吃下打火石厂的货，在四川市场也是供不应求。

又比如，空军部队有大量报废的降落伞带子，郑举选请人加工成钥匙带饰品。在崇尚军队的年代，这个小创意一推出就成了爆品。

2018年11月，郑举选被请进了人民大会堂，作为“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个人”之一被授予“改革先锋”的称号。这是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活动中官方给出的最高殊荣。

2008年，郑举选参与北京残奥会火炬传递 图片来源：新华网

但在他身后，汉正街市场正在一点点没落。

2020年夏天，摆摊就如41年前一样，再登大雅之堂。审视汉正街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理解摆摊这种商业模式的发展场景，也有助于避免让社会因为一时的热度，陷入一种无妄的狂欢。

04

窗帘破败

2019年11月，我赶在火车发车前的几小时跑到汉正街去参观。

作为一个喜欢中国商业史的人来说，汉正街对于我的吸引力，远大于人工复原、人头攒动的黄鹤楼。

参观有些“朝圣”的心态。

然而现实让我失望。

2011年，武汉市政府就决定将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整体迁往位于武汉北大门的汉口北，但这个宏伟的计划最终只是一个愿景——2019年的汉正街依然拥挤嘈杂。

拥堵的汉正街周边。图片来源：第一财经杂志

我去的时候是晚高峰。越走近汉正街，街上的车流越拥堵。由于大型运货卡车不许驶入，民间创新出了一种独特的电瓶板车。这种板车的前舵极为精简，无需遮挡，最大程度地节约空间，后面的车身可以堆上小山一样的货物。

载满货物的电瓶板车如果走在机动车道上，身板看起来太瘦弱；走自行车道，又明显过宽。于是司机们把车开成了回游的鲑鱼，见缝插针，加剧了道路的堵塞。我见到一辆电瓶车因为平衡不稳，货物倒在了街上，于是那个路口塞得像个孔明锁。

汉正街的电瓶板车。图片来源：长江日报

机动车司机们无所适从，焦躁地鸣笛，一按上就不撒手，让人一度以为司机气得昏死在了方向盘上。

街边小店的音响要和马路上的笛声比高低。

音响不是一户一个，分布得反倒有些和谐：如果相邻的两家店经营业务相同，比如都是卖服装或是卖布料的，他们只要共享一个音响就可以了。店与店只有一墙之隔，东家的喇叭招徕的顾客横竖会去西家比价，就不必浪费布设两份噪音。

改革初期，浙江的义乌市场销售额只相当于汉正街的45%；90年代初，义乌市场的销售额已经超过汉正街；2002年，汉正街的销售额只有义乌市场的37%。

汉正街退缩成了一个区域性的市场。

20世纪末的汉正街

汉正街的一大特色是服装产业，“前店后厂”模式下，“汉派服装”闻名全国。汉派服装的销路主要依托于起步较早的产业结构和九省通衢的地理环境优势，产品设计大众、亲民。但其产业规模和品牌建设远远落后于武汉同类城市的服装产业。

就在义乌市场完成对汉正街赶超的档口，21世纪初，汉派服装也同步地落寞下去。

05

不是归人，是过客

楚文化是崇商的，这与中国的主流文化不同。

回顾武汉的商业文化流转，以汉正街起家的摊贩文化爆闪之后转向没落，承接它的是以武商、中商、汉商、中百、六渡桥为代表的百货商场文化。互联网时代到来后，全国的商业中心从线下走向线上。

优秀的互联网企业正是湖北所欠缺的，武汉的商业文化也丧失了传承的载体。

百货商场对于摊贩的取代、互联网对于百货商场的取代，背后是商业模式的变迁。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所有商业模式里，摆摊是最原始的、粗放的商业形态。

在一个信息透明、交易成本压低的市场里，即使在疫情来临之前，小摊贩的存在空间也是受到极大威胁的。

此前在湖北五峰，因在摊下上网课走红的女孩。

我在上下班的路上遇到过推车出来卖水果的小贩。价格与生鲜电商或外卖相比毫无竞争力，单一小贩的渠道管理能力更是无法与大企业并论，只有绕车来回跑的小女孩让我意识到，这个家庭有以此生存的需要，似乎人们应该在这里消费一下。

这种“应该”里，实际上夹杂了公益色彩。

近几年通过搏杀留存下来的互联网公司，都在竭尽全力缩短产品生产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

只有摆摊者能够将其中环节和成本压缩得比互联网公司更狠，才有市场竞争力。

但，要是有这能耐，谁还用去摆摊？

6月1日，总理在山东一处摊位前。图片来源：中国政府网

在上一周的互联网玩梗大赛里，“摆摊”被扩大到了“零工经济”。比如一篇篇刷屏的、讨论互联网人摆地摊都能干什么的文章和漫画。

不是没有人试图为零工经济的小“摊贩”们建设市场。

其中算得上是龙头的猪八戒网，自2015年高调宣布融资26亿元人民币后，五年的时间里没有再度融资。2019年，创始人曾表示希望登陆科创板，但即使把项目中介的业务模式包装成听起来高大上的“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本质上也和“科创”二字有一段距离。

在猪八戒网巨额融资的一年前，国内的一家广告公司曾经试图打造“内容营销界的Uber”平台并成功登陆新三板。今年1月，该公司主动从新三板摘牌。

所有智力型零工经济的从业者不得不面对一个困局——证明个人能力的成本很高，但被他人替代的门槛很低。

摆摊看似是一个随时上手的行当，但商业模式的优胜劣汰是最大的系统风险。贸然进入一个板结的行业，生活丝毫不会得到更多的保障。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温州模式的成功不是摆摊摆出来的，而是产权明晰、国际化一路铺就的。

一个需要城管默许、才能安宁摆摊的“创业者”，距离“产权”和“国际化”都有点远。

微博上一位财经自媒体人大声疾呼。

他或许意识到在全民摆摊热的大潮下，没有力量去改变所有人的认知。他只想保住最宝贵、也最容易被道理说服的大学生群体：

“年轻人，答应我，无论发生什么，都别去摆摊。”

参考资料：

《我是汉正街第一批个体户》，郑举选，武汉文史资料，2008年第11/12期

《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开放的前前后后》，金邦和，武汉文史资料，2008年第11/12期

《汉口商业史》，阎志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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