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年伊始新冠病毒席卷全球，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绩，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西方阵营则损失较为惨重。

中国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在这场与病毒的抗争中，中国和欧洲文明体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初步阶段的战果也天差地别。

截止5月17日，亚洲累计死亡20145人，欧美总计死亡266247人，是亚洲的13倍，要知道亚洲人口约为世界人口的63%。

中国在熟悉病毒传播特性后，立刻成立最高级别的领导小组，下令封闭千万人口的城市，很快全国各地都关门闭户，完全割断了病毒的传播途径，之后动员全国的医生、护士和数不清的物资驰援疫区，打了一场漂亮的抗疫战。

而欧洲、美洲和澳洲由于自由惯了，被要求戴口罩会觉得受到了侵犯，更别说关在家里。在每天死人无数、医院床位爆满、救护车排着长队送患者的时候，欧美人人仍然保持着惯有的“乐观散漫”。包括一些主流国家的抗疫策略也让人操透了心。

那么有多少人思考过，他们为何采取这样的抗议策略？仅仅是因为体制不同吗？其实这是一部分表象方面的答案，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历史和文化传统。

01

东西方文化差异

东方文化要人做君子、圣人，西方文化要人做自己。东西方不同的人群特质产生了不同的思想方式，东方充满不绝对的变化思维方式，西方则是逻辑分析严密理性判断界定思维，进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文明形式。

近代西方文明之所以超越东方文明的原因就是，当中国依旧沿袭儒家传统思想的时候，西方人已经开始使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方式了，进而推动了西方社会科学、文明、创造能力的爆发。

同时，东方文化所传承的思维方式几千年来很难界定、积累和推进、也很难产生方法论，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反都能说，核心在于“求同存异”“ 大道为公“。而西方严密逻辑思维不断累积新的认知、思想、进而科学文明，但有极强的排他性和侵略性。

国农耕文化延续了几千年，遵从、秩序、个人服从集体的观念深入到每个国人的骨子里。也许这是我们能够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历史原因。

02

西方哲学家为何自杀的比较多

哲学是智慧之学，在促进文化进阶方面起到弥足珍贵的作用，但是哲学家自杀的不少。尤其是西方哲学家。比如，尼采、戈尔兹夫妻、拉吉舍夫、吉尔.德勒兹等等。

哲学家所研究的思辨最终也没办法脱离自己的意识认知范畴。而生命意识本身就有极大的局限性，它本身就是生命形式的产物，是局部的，片面的和不完整的。因而它不足以解释完整的生死的全部信息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

哲学家穷其一生之力也只能在自己的认知范围之内打转，而永远无法触及知念产生的根源。如果特别敬业，欲罢不能，最后只能亲历死地一探究竟，显然他们都是人类的精英，是英雄。

法国哲学家加缪说过：“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探索生和死是哲学家永恒的主题，容易分裂容易走火入魔，中国人讲慈悲为怀心怀天下，西方人讲他人是陷阱以自我为中心。

而这种认识，延伸，也包含了死亡。

03

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现今社会，有的人越是有知识就执着的越厉害，陷入问题本身，对自己的解释深信不疑，入局太深而不能破局，从而忽略了自己本质上是哺乳动物的属性，过于想摆脱生命的限制和禁锢，我们俗称他们为：书呆子。正如有学者断言我们正在培养“越来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比如“许可馨”“方方”之流，就是执着于偏念的原因。

人生只有两个阶段，一个是生，一个是死。我们一般人都注重生。生存，生长，生活，生生不息。大多数人的共识是，最重要的是生活，我们的经历本身，已经构成了生命的全部意义。死亡，只不过是无可奈何的结局而已。

积极的生与积极的死，也都是积极。消极的生与消极的死，也都是消极。与其消极不若积极。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何以贪生怕死苟且偷生就是积极，何以不惧生死就是消极呢？苏格拉底临刑时泰然自若微笑着说，我去了，谁又能知道那边不比这边好呢？

或许，世人只看到一面，生；哲人比众人看的明白看的全面，看到了生也看到了死，所以把自己看死了。马克思说过一句，“哲学家们只是在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在中国，老和尚参透人生，活个八九十岁小意思。道家不炼丹吃药，参透人生也能活个百年。道德经已经讲出世间万物的本质，天道无为。人类干什么都可以，都是自作自受，天道不会干涉，终究自食其果。道德经的内容是讲给聪明人听的，万事皆空。何必自寻烦恼，该吃吃，该喝喝，即来之则安之，与人为善，天下太平。

无论我们现在是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还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终都要回归到”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年龄。不管”后浪“也好，”前浪“也罢，看透活明白摆脱束缚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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