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
时间:2020-09-29 来源:新闻网 人浏览 -
鼠年伊始新冠病毒席卷全球,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绩,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西方阵营则损失较为惨重。
中国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在这场与病毒的抗争中,中国和欧洲文明体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初步阶段的战果也天差地别。
截止5月17日,亚洲累计死亡20145人,欧美总计死亡266247人,是亚洲的13倍,要知道亚洲人口约为世界人口的63%。
中国在熟悉病毒传播特性后,立刻成立最高级别的领导小组,下令封闭千万人口的城市,很快全国各地都关门闭户,完全割断了病毒的传播途径,之后动员全国的医生、护士和数不清的物资驰援疫区,打了一场漂亮的抗疫战。
而欧洲、美洲和澳洲由于自由惯了,被要求戴口罩会觉得受到了侵犯,更别说关在家里。在每天死人无数、医院床位爆满、救护车排着长队送患者的时候,欧美人人仍然保持着惯有的“乐观散漫”。包括一些主流国家的抗疫策略也让人操透了心。
那么有多少人思考过,他们为何采取这样的抗议策略?仅仅是因为体制不同吗?其实这是一部分表象方面的答案,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历史和文化传统。
01
东西方文化差异
东方文化要人做君子、圣人,西方文化要人做自己。东西方不同的人群特质产生了不同的思想方式,东方充满不绝对的变化思维方式,西方则是逻辑分析严密理性判断界定思维,进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文明形式。
近代西方文明之所以超越东方文明的原因就是,当中国依旧沿袭儒家传统思想的时候,西方人已经开始使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方式了,进而推动了西方社会科学、文明、创造能力的爆发。
同时,东方文化所传承的思维方式几千年来很难界定、积累和推进、也很难产生方法论,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反都能说,核心在于“求同存异”“ 大道为公“。而西方严密逻辑思维不断累积新的认知、思想、进而科学文明,但有极强的排他性和侵略性。
国农耕文化延续了几千年,遵从、秩序、个人服从集体的观念深入到每个国人的骨子里。也许这是我们能够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历史原因。
02
西方哲学家为何自杀的比较多
哲学是智慧之学,在促进文化进阶方面起到弥足珍贵的作用,但是哲学家自杀的不少。尤其是西方哲学家。比如,尼采、戈尔兹夫妻、拉吉舍夫、吉尔.德勒兹等等。
哲学家所研究的思辨最终也没办法脱离自己的意识认知范畴。而生命意识本身就有极大的局限性,它本身就是生命形式的产物,是局部的,片面的和不完整的。因而它不足以解释完整的生死的全部信息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
哲学家穷其一生之力也只能在自己的认知范围之内打转,而永远无法触及知念产生的根源。如果特别敬业,欲罢不能,最后只能亲历死地一探究竟,显然他们都是人类的精英,是英雄。
法国哲学家加缪说过:“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探索生和死是哲学家永恒的主题,容易分裂容易走火入魔,中国人讲慈悲为怀心怀天下,西方人讲他人是陷阱以自我为中心。
而这种认识,延伸,也包含了死亡。
03
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现今社会,有的人越是有知识就执着的越厉害,陷入问题本身,对自己的解释深信不疑,入局太深而不能破局,从而忽略了自己本质上是哺乳动物的属性,过于想摆脱生命的限制和禁锢,我们俗称他们为:书呆子。正如有学者断言我们正在培养“越来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比如“许可馨”“方方”之流,就是执着于偏念的原因。
人生只有两个阶段,一个是生,一个是死。我们一般人都注重生。生存,生长,生活,生生不息。大多数人的共识是,最重要的是生活,我们的经历本身,已经构成了生命的全部意义。死亡,只不过是无可奈何的结局而已。
积极的生与积极的死,也都是积极。消极的生与消极的死,也都是消极。与其消极不若积极。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何以贪生怕死苟且偷生就是积极,何以不惧生死就是消极呢?苏格拉底临刑时泰然自若微笑着说,我去了,谁又能知道那边不比这边好呢?
或许,世人只看到一面,生;哲人比众人看的明白看的全面,看到了生也看到了死,所以把自己看死了。马克思说过一句,“哲学家们只是在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在中国,老和尚参透人生,活个八九十岁小意思。道家不炼丹吃药,参透人生也能活个百年。道德经已经讲出世间万物的本质,天道无为。人类干什么都可以,都是自作自受,天道不会干涉,终究自食其果。道德经的内容是讲给聪明人听的,万事皆空。何必自寻烦恼,该吃吃,该喝喝,即来之则安之,与人为善,天下太平。
无论我们现在是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还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终都要回归到”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年龄。不管”后浪“也好,”前浪“也罢,看透活明白摆脱束缚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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