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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时报记者崔笑天北京报道

又有两家三甲医院的56名医生被举报收受回扣。

这种现场在医药行业似乎越来越频繁。继上个月安徽、山西多地三甲医院被贴举报信后，10月21日，又有两份实名举报信出现在西安西京医院、西安红会医院。

两份举报信均出自一人之手，举报人自称“贾登”，他表示：“患者每交耗材费用1万元，20-35%将通过公司的运作，每月被各科室主任和医生拿走。”

对此，10月23日，西安市卫健委在网站上进行了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网上传播的个别医疗器械公司涉嫌向西安市红会医院有关人员进行商业贿赂的举报，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组并严格依法依纪依规进行调查核实。对违法违纪行为，一经查实，严肃处理，并及时公开调查处理结果。”

北京鼎臣医药管理咨询公司创始人史立臣告诉《华夏时报》记者，贴举报信的行为此前也有出现，不过很少。但是现在看来，未来这种行为可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虽然这种举报行为在业内并不好听，但不能否认的是，实际上对医保、对患者都是有好处的。并且其实很多医药企业对于回扣这种非正当竞争行为，也有非常大的抵触情绪，因此，举报行为也会对规范行业起到一定作用。”

九州通子公司被“点名”

贾登在举报信上公开了自己的联系方式。不过，《华夏时报》记者多次拨打该电话，并未接通。举报信中称，西安比鲲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下称“西安比鲲”）、西安市九州通蒙太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下称“蒙太因”）为被举报医院提供医疗器械等内植物耗材，公司以内部随访单的形式和记账金额给各科室主任或科室带组组长进行当月结算。

举报信中提到，在随访单内，患者的各项信息列的很清楚，包括“患者姓名、性别、科室、床号、住院号、手术医生、计费金额等”。被举报公司以单台手术计费金额的20%-35%向各科室主任及医生进行商业贿赂。贾登还“点名”了56名医生，其中涉及西安西京医院21人，西安红会医院35人。

贾登表示，他将为所陈述内容的真实性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且以实名举报的方式已向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经侦大队递送所有材料，包括假发票复印件，并将全力配合调查。

10月28日，《华夏时报》记者就此事多次致电蒙太因负责销售的联系人蔡学韬，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随后记者致电蒙太因公司，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对举报信一事我并不清楚”，并拒绝提供其他相关部门的电话。

蒙太因是九州通的子公司，专门从事医疗器械销售。天眼查数据显示，九州通持有蒙太因的51%股份，西安比鲲持有49%。而被举报的两位关键人物——邢震声与刘晓玲夫妻，邢震声任蒙太因与西安比鲲的董事兼总经理，刘晓玲名字则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刘小玲”，任西安比鲲监事。

在2017年，九州通出资510万元收购了蒙太因51%的股份。当年年报显示，购买蒙太因的时候，该公司的固定资产仅有254.51元，货币资金622.32万元，负债353.52万元。

九州通对医疗器械的布局，起步更早一点。2015年，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下称“器械集团”）成立，也是九州通的全资子公司。随后，器械集团通过“买买买”疯狂扩张，蒙太因正是其中之一。仅在2019年一年，器械集团就收购或新设立了36家子公司。

伴随着疯狂扩张的是九州通医疗器械业务的高速增长。2019年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九州通医疗器械与计生用品这部分业务，销售收入达154.3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7.54%，销售占比15.55%，较上年同期上升2.65%。目前，九州通主要经营约23万个医疗器械、计生用品，包括超声刀头、切割吻合器和钉仓、穿刺器、膜式氧合器、心脏起搏器及骨科材料等。

为何大三甲频繁被举报？

实际上，除了西安的红会医院与西京医院，近期全国已有多所三甲医院亦被贴举报信，国内似乎正在掀起一波“举报风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向《华夏时报》记者分析，举报信频频出现的一大背景是带量采购的推行。带量采购的核心是“以价换量”，通过放量换取低价。目前，带量采购已经进行了三轮，第四轮也即将启动，但是部分药企在过程中发现，产品在低价中标之后销售量并没有达到预期，反而那些未中标的产品卖得很好。

“这些带量采购的产品虽然中标了，但是因为价格被压到很低，没有做回扣的空间。而那些没中标带量采购的产品，因为价格高，反而在医院销售的不错，形成了有力的竞争，你说这些人心里能平衡吗？贴举报信这种方法是最简单的，也是合法的，或许可以把竞争对手踢出这块市场。”该业内人士说。

所以，有动力去贴举报信的一方，基本都是有竞争关系的医药代表。一位医疗器械的销售代表也向本报记者证实了这种说法。他表示，近些年推行带量采购的同时，治理商业贿赂的政策不断出台，叠加今年上半年的新冠疫情影响，医药代表的薪酬普遍下降三分之一，竞争压力不断加大。

这种压力将导致医药代表这个行业进一步分化。史立臣表示，医药代表可以分为学术代表与销售代表，“如果你有学习需要，有专业能力，就去做学术交流，因为中国大量的仿制药、生物药出现，都需要做学术交流，让学术代表告诉医生怎么联合用药，或者哪些症状这款药效果好，哪些效果不好。另一方面，企业也依旧需要有渠道的销售代表将药品发到医院，并且去维护药店、诊所、医院这些市场。所以未来这个行业会分化，变得更专业，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史立臣认为，带量采购是一项很好的、符合国情的政策。近年来，国内药价存在虚高，而相比以前的集中招标采购，带量采购有量的承诺，也有回款的保证。实际上，通过带量采购来降低药价这种手段是国际通用的办法，不过一些国家负责采购的主体是商业保险公司，而在中国，由医保局承担起了这项工作。

这样看来，举报频发似乎是医药行业为了适应带量采购政策而引起的一场“自净行动”，医保、患者也将在一定程度上获益，并进一步促进行业规范化发展。未来，如果带量采购品种持续增加，并在公立医院等政策内市场限制未中标产品的进入，商业贿赂存在的空间将会非常小。

而对被卷入这场风波的企业来说，如果举报中的商业贿赂行为一旦被有关部门证实，会受到一定影响，比如被罚款、暂停挂网等。以药企正大天晴为例，今年1月，因员工在新余市药品、医疗器械购销活动中，存在商业贿赂行为，正大天晴的全资子公司连云港正大天晴医药有限公司被江西省卫健委列入江西省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随后，江西省医药采购平台发布通知，宣布取消连云港正大天晴医药有限公司及其代理人的网上采购配送资格，为期两年。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西安的举报事件，并非因为药品，而是瞄准了尚未推行带量采购的骨科耗材。这说明由于具有一定效果，这种举报行为已经拓展到了非带量采购的药品、耗材甚至医疗器械领域，未来或将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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