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米尔顿·弗里德曼来说，这很简单。“企业有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1970年写道：“那就是从事旨在提高企业利润的活动。”企业当然必须遵守法律。但除此之外，它们的本职工作就是为股东赚钱。

弗里德曼的观点占了上风，至少在美国是这样。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股东至上”俨然成为了传统的商业智慧。1997年，颇具影响力的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下文简称BRT），一个由近200家美国最著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组成的协会，在一份正式的企业使命宣言中庄严阐述了这一理念。该组织宣称：“管理层和董事会的首要职责是对企业股东负责，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是企业对股东责任的派生物。”

时代变了。

8月19日，BRT发布了一份新的公司使命宣言，并将旧目标扔到垃圾桶里。这份新声明长300字，直到250字才提到股东。在此之前，该组织强调要“为客户创造价值”、“投资于员工”、促进“多样性和包容性”、“公平且合乎道德地与供应商打交道”、“支持我们工作的社区”，以及“保护环境”。

弗里德曼地下有知，恐怕不得安宁。

这份新声明是为期一年重新审视的结果，它始于一场让人如坐针毡的晚宴。一群新闻批评家对出席晚宴的首席执行官、学者、非政府组织和政治领导人进行了一项全面的调查。“这是一段旅程。”主持这项工作的强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戈尔斯基如是说道。但它是一段非常必要的旅程，因为“人们问到了一些根本性问题，我们必须反思资本主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社会。”

BRT主席，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表示，这份声明“承认企业可以为普通美国人提供更多帮助。”

四十年来，我一直在报道商业新闻。在此期间，我对美国和全球最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进行了数百次采访。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清楚地看到，他们对待自身工作的方式发生了根本而深刻的变化。

如果你要追溯这一变化的历史，它或许发轫自比尔·盖茨2008年在达沃斯发表的那篇演讲。2008年是盖茨在微软全职工作的最后一年。他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呼吁建立一种新的“创造性资本主义”。他说，“资本主义的神奇之处”在于它能够“以一种有益且可持续的方式利用人类的自利倾向。”但它的好处不可避免地偏向于那些有能力支付的人。“要想迅速地改善穷人的境遇，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以更好的方式吸引创新者和企业的体系。这个体系将背负双重使命：创造利润，并帮助那些未能完全受益于市场力量的人改善境遇。”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哈佛商学院的教授迈克尔·波特开始推广他所称的“共享价值”资本主义，全食超市的联合创始人约翰·麦基提出“有意识的资本主义”。Salesforce的首席执行官马克·贝尼奥夫撰写了一本关于“富有同情心的资本主义”的著作；家族投资公司EL·罗斯柴尔德的首席执行官林恩·福斯特·德·罗斯柴尔德开始动员“包容性资本主义”；为自由企业鼓与呼的研究机构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呼吁追寻“可持续性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似乎迫切需要一个修饰语。

促使这种语法上自我反省的，是一场全球金融风暴。200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动摇了市场经济的根基，酿成了一些更为可怕的后果：超级富豪与有工作的穷人之间，充足的资本回报与停滞不前的工资之间，受保护的少数人和脆弱的大多数人之间，显现出一道巨大且不断扩大的鸿沟。此外，一系列颠覆性商业技术的横空出世，进一步加剧了这些不平等。从数字化到机器人，再到人工智能，这些在金融危机后逐渐成熟的技术，让弱势工人更加体会到社会的不公。

“反体制”情绪广泛存在，其规模之大令人震惊，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2016年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51%的18岁至29岁美国受访者不支持资本主义；与此同时，三分之一的人赞成转向社会主义。2018年的一项盖洛普民调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只有45%的人对资本主义持正面看法，比2010年下降了23个百分点，而2010年美国人还处在大衰退的阴影中。其他民调显示，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共和党人突然对自由市场持谨慎态度。

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中，英国民众蔑视企业和政治领导人的集体共识，选择离开欧盟，对现行体制的排斥由此可见一斑。这一点也在异常惨烈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选情领先的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猛烈抨击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即使美国在过去75年的经济增长正是拜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所赐），而民主党人也几乎把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推举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

资本主义，至少是大型跨国公司所奉行的那种资本主义，正在受到来自于各方的攻击，首席执行官们听到了这一响亮而清晰的讯息。

那年12月，在教皇方济各的鼓励下，《财富》杂志召集大约100位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共聚罗马，就私营部门如何应对全球社会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好事达保险、巴克莱银行、陶氏化学、IBM、强生、西门子等公司的掌门人提出一系列措施，以期帮助全球数十亿缺乏基本金融服务的人获得服务，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为那些工作受到技术变革威胁的人扩大培训项目，并为无法享受医疗服务的5亿人提供基本的社区卫生服务。

这次聚会的目的——以一种非常不像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方式——不是最大化股东价值，而是最大化社会效益。许多首席执行官似乎真心希望利用他们的商业平台推动变革。但正如我在私下讨论中反复听到的那样，这次谈话的背景始终萦绕在人们的脑海中，今天依然如此：越来越多的首席执行官担心，公众对他们运营其间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支持有可能消失殆尽。

“社会给了我们每个人一张经营许可证。”IBM的首席执行官罗睿兰在今年8月告诉我。“这是一个社会是否信任你的问题。我们需要社会接受我们的所作所为。”

更重要的是，推动这种变化的不仅仅是对“如果不这样做将会怎样”的担忧，而是大声说不，义愤填膺的“多数人”。公众对企业责任的兴趣高得异乎寻常：受《财富》杂志委托，调查机构NP Strategy在今年7月对1026名成年人的调查发现，近四分之三（72%）的受访者认为，上市公司在专注于为股东和客户创造价值的同时，应该“以使命为导向”。今天，许多美国人（64%）认为公司的“首要目标”不仅仅是“为股东赚钱”， 还应该包括“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但许多首席执行官坦言，真正推动他们着手参与社会事务的，是他们的员工。在这方面，年轻员工对雇主的期望更高。尽管这项调查显示，总体而言，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人（46%）认为首席执行官们应该在公共问题上采取立场，但在25岁至44岁的人群中，对此类行动的支持是压倒性的。千禧一代可能比任何人都更热衷于推动变革——更重要的是，他们倾向于在那些也在推动变革的公司工作。在接受《财富》/ NP Strategy调查的25岁至34岁人群中，80%的人表示，他们希望为“有担当的公司”工作。

从这个角度来看，Salesforce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贝尼奥夫公开抨击印第安纳州的一项“宗教自由”法律——他认为这是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或许就不足为奇了。与此类似，当美国银行总部所在地北卡罗来纳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一项限制跨性别人士使用公共卫生间的法案时，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布莱恩·莫伊尼汉公开发声，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达美航空的首席执行官埃德·巴斯蒂安终止了美国步枪协会（NRA）的一项折扣计划，并由此与佐治亚州的立法机构发生争执；在特朗普总统对夏洛茨维尔骚乱发表模棱两可的评论之后，默沙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肯尼斯·弗雷泽宣布退出白宫顾问委员会。在上述例子中，我认为首席执行官们都勇敢地采取了合乎道义的立场，但他们的员工，以及很大一部分客户，也很可能给予了大力支持。

尽管如此，作为一名记录首席执行官行为的编年史者，我可以自信地说，这些行为在十年前都不可能发生。彼时，面对一个富有争议、并没有直接影响盈亏底线的社会问题时，首席执行官的标准反应是“沉默是金”。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商界领袖新萌生的这种社会意识是一种真正的改变，甚至认为它不见得是一种好的变化。在这方面，《赢家通吃：改变世界的精英把戏》（Winners Take All: The Elite Charade of Changing the World）一书的作者阿南德·吉里达拉达斯已经成为最善于表达的批评者之一。

“我当然看到了变化。”吉里达拉达斯最近告诉我。“社会已经不再接受大公司或富人‘为富不仁’。首席执行官们正在问这样一个问题：‘我能做些什么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但许多首席执行官没有抚心自问：‘我有没有做过一些或许会淹没我正在做的任何善事的事情？’”他说，BRT鼎力支持2017年税收法案就是一个经典例证。绝大部分收益最终落在了最富有的1%人群手中，由此加剧了许多社会问题背后的收入不平等现象。

他指出：“我看到一些公司在从事一些善意的、有道德的活动，而它们的关键业务相对没有受到干扰。许多公司都专注于做更多的好事，而不太在意减少它们对社会造成的伤害。”

他的观点或许有几分道理。但鉴于大公司在社会上享有的巨大影响力，这种新的社会意识无疑应该被视为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现在，美国的政治领导层陷于泥沼，更热衷于党派争斗，而不是团结起来解决公共问题。好消息是，企业领导层正在填补这一领导力真空。

BRT的叛逆始于去年6月。《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史蒂文·皮尔斯坦当时撰文批评该组织1997年的声明。他写道：“宣布股东价值最大化为公司唯一目标的决定”是“美国资本主义诸多问题的根源”。

不久之后，德鲁克研究所的里克·沃兹曼在《快公司》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呼应了这一主题。他称赞戴蒙领导下的BRT提倡放弃季度盈利指引，批评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并致力于扩大劳动力培训力度。但他表示，“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但在企业连接社会的一个核心环节上，该组织的表现仍然差强人意，即它继续将股东利益置于所有人的利益之上。”

戴蒙从不轻视任何批评。他随即邀请皮尔斯坦、沃兹曼和其他一些人，于10月在摩根大通总部参加一场气氛颇为紧张的非正式晚宴。他告诉这些批评者，大多数BRT公司在决策时已经考虑到了广泛利益相关者的担忧。但在晚宴临近结束时，他同意重新审视1997年的声明。

随后的重新评估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内部辩论。商业圆桌会议的首席执行官乔舒亚·博尔顿透露称：“成员们畅所欲言，情绪激动，但最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相信，这是对公司目标的正确表述。”BRT的成员一致同意，“我们需要共同强调，并积极宣传企业在社会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进行了很好的讨论和辩论。”戈尔斯基告诉我。但最终，“BRT的成员一致支持这项计划，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博尔顿坚持认为，这一改变不仅仅是口头上的。在戴蒙的领导下，商业圆桌会议在社会问题上采取了更为高调的立场——最近支持提高最低工资就是一个例子。“BRT的传统角色是讨论一系列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的政策。我们没有失去它。那仍然是我们的生存基石。”但该组织增加了一个“机会议程”，即认识到有必要采取有助于经济增长益处惠及更多人的政策。

新的使命宣言理应会“给每个人提高标准。”罗睿兰说，“我可以肯定的一个事实是，这将对BRT的议程产生影响。我们将以更广泛的视角看待政策议程，不会像过去那样狭隘。”

作为BRT劳动力和教育委员会的主席，罗睿兰本人的工作就反映出了这种变化。她推动企业支持一项广泛的培训和劳动力计划，其范畴远远超出他们的个人利益，而更加专注于社会的需要——毕竟，巨大的社会变革有可能将许多工人抛在后面。“在这个时代，我们确实有机会看到，一些人将成为赢家，更多人将成为输家，一些人赚得盆满钵满，更多人沦为穷人。我们需要确保每个人都觉得他们参与其中。我们必须使这个时代具有包容性，这样每个人都能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并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

通用汽车的首席执行官、BRT的成员玛丽·巴拉是这一趋势的另一个例子。就在该公司因点火开关故障导致100多人死亡而受到攻击之前，她出任首席执行官一职。“我们非常看重价值观。”她说。“只是在口头说说你有价值观，并把它们挂在墙上，总是很容易做到的。但在陷入困境时践行这种价值观，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现如今，“我们定期与员工谈论我们的价值观。”她说。

2017年，通用汽车将其社会使命浓缩为一个简单而大胆的承诺，即“零撞车、零排放、零拥堵”。巴拉表示：“社会给予了我们巨大的支持，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顿悟时刻。”对枪支管制持强硬立场的李维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奇普·伯格，也讲述了类似的顿悟时刻。

巴拉和伯格似乎有许多同道中人。根据我们今年3月委托SurveyMonkey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有41%的《财富》美国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认为，解决社会问题应该成为“他们核心商业战略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7%的受访者仍然坚持弗里德曼的观点，即他们应该“主要关注盈利，而不是被社会目标分散注意力”。）

德鲁克研究所的沃兹曼指出，当前的关注点具有一种“回到未来”的特质。许多经历过二战的美国企业领袖深刻认识到，有必要把社会目标和员工需求放在企业议程的首位。但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这种承诺不幸破裂了，部分原因是全球化打破了许多企业与当地社区之间的纽带。

正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另一种激进的金融观念开始流行起来。它被称为股东至上理论。事实证明，其生命力之强大超出任何人的预测。谁知道呢？或许这种新的企业理念也会如此。（财富中文网）

本文另一版本登载于《财富》杂志2019年9月刊，标题为《企业的新使命》。

译者：任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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