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考虑到企业经营的实际困难，可以在职工安置，以及社保、工资等企业义务方面进行探索，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或将带来用工制度的创新，为“稳就业”提供全新思路。

新京报讯（记者 姜慧梓）疫情之下的中国经济持续回暖，市场主体数量稳定增长。对仍然面临经营困难的部分企业，国务院近日给出建议，将试行企业“休眠”制度，为企业留出喘息的时间和空间。

11月28日，国务院择要通报了第七次大督查收集转办的部分意见建议，在完善保市场主体政策措施部分，提出试行企业“休眠”制度。休眠期间企业合法存续，保证企业经营资格和主体资格的连续性。

何为企业“休眠”？休眠期间，员工怎么办？对此，多位专家认为，企业休眠不同于注销、破产，休眠期间不应改变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考虑到企业经营的实际困难，可以在职工安置，以及社保、工资等企业义务方面进行探索，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或将带来用工制度的创新，为“稳就业”提供全新思路。

休眠期间企业合法存续，深圳已率先“试水”

根据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对连续两个年度未报送年度报告的企业，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在第七次大督查中，部分督查组反映，很多企业因短期经营困难暂时歇业，但仍有意愿继续经营，企业一旦被吊销营业执照，其法定代表人再次创业会遇到障碍。

据此，国务院给出建议，对未按规定报送年报的企业设立“休眠期”，合理设置休眠条件和程序，承认休眠期间企业合法存续地位，保证企业经营资格和主体资格的连续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会长赵旭东表示，企业“休眠”是主体经营的一种特殊状态，与破产、注销等有根本不同，其概念与公司歇业较为接近，在公司停止营业期间，继续保持其商事主体地位，具备条件时再重新恢复营业。

现阶段，企业“休眠”尚无法律遵循，与其较为类似的歇业在现行的《公司法》等相关法律中也没有明确规定。不过，据赵旭东观察，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有此类规定。

实践中，深圳已经于今年8月在全国率先“试水”。在深圳的地方性措施中，“休眠”由商事主体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要主动申请，“休眠”期间不按自行停业处理，不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联系而载入经营异常名录，“休眠”期满前可以自主申请恢复正常经营状态。

“试行企业‘休眠’制度回应了很多企业的实际诉求，给疫情之下的中小微企业以喘息的时间和空间。”赵旭东说。

他认为，特定的时期带来的往往是暂时的困难，这说明待危机过去，企业有能力恢复生产经营。如果在此期间因为暂时不能正常生产经营对企业进行解散、清算，会挫伤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永恒则更看重政策的延续性，他认为，“休眠”不应只是疫情期间的特殊之策，常态之下也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初创企业，早期在方向、思路等方面不太清晰，或者遇到非预期性市场环境，很可能出现经营不善的情况，为它们提供缓冲期，有助于帮助企业更好地谋划长远发展。

“休眠”不改变企业权利义务，政策制定需考虑职工权益

由于企业“休眠”尚无法律法规遵循，有关休眠期间企业相关的权利、义务应该如何履行，仍待界定。

从率先“试水”的深圳来看，休眠期间，商事主体不从事经营活动，但仍然具备商事主体的其他合法权益，如可以申请注销登记。同时，休眠期间，商事主体应当履行相关义务及接受相关监管。

赵旭东认为，企业“休眠”是主体经营的一种特殊状态，而不是类似破产的一种特别制度，总体来说不应当对企业履行权利义务产生根本影响。

他解释，企业的义务，既包括商事主体的法律义务，如会计核算、纳税申报、公司年报申报等，政策应给予充分支持，考虑豁免；同时，还应包括在经营活动中产生的权利义务，包括职工安置，及其工资、社保费等。

此部分义务往往由合同来确定。多位专家表示，考虑到企业的实际经营困难，这部分义务在企业休眠期间如何履行需要探索。

杨永恒建议，可以在“休眠”前设置一次性程序，比如为员工发放一次性补偿等。

他提醒，在企业“休眠”制度的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避免个别企业恶意滥用条款，在企业经营压力较大时，滥用“休眠”来躲避人员成本开支，甚至恶意裁员。

同时，政策还应设置一些约束性条款，比如休眠的时限等，如果超过休眠时限仍未恢复经营，是否自动进入注销程序，避免出现僵尸企业，保持市场活力。

赵旭东也认为，强调“休眠”不应对企业履行权利义务产生根本影响，就是为了避免出现上述利用“休眠”逃避责任和义务的情况。

员工安置可考虑“借调”，“共享员工”带来用工制度创新

企业“休眠”期间妥善安置员工，可能带来我国用工制度的创新。专家建议，“休眠”期间，企业可以考虑将员工“借调”到其他企业作为“共享员工”。

专家同时提醒，共享员工需要建立配套机制，在工资、社保费等方面明确“谁来缴”。

杨永恒建议考虑分摊机制，原企业与实际用工企业各自承担一定比例，或是由实际用工企业全部承担，具体分摊比例仍然需要讨论。政府也可以提供一定鼓励政策，比如一定比例的减免机制等。

赵旭东认为，明确“谁来缴”需要当事企业自主协商安排，自主协商应有相应的合同规则，用合同来防控风险。法律上可以为这种安排提供应有的支持，但是不一定作为要求。

“怎么做最好，有些是法律层面解决的问题，有些是企业层面自主选择和安排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应该更多交给企业和市场。”赵旭东表示。

同时，试行企业“休眠”制度也被看作是“稳就业”的一种有效安排。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10月，我国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户数月均净增8.8万户、月均环比增长0.86%，实现稳定增长。其中，近90%是新增的民营企业。

作为市场经济最具活力的群体，民营企业也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杨永恒表示，给市场主体以“喘息”的时间和空间，就避免了因为企业倒闭、清算等导致的失业，就是稳住了就业，保住了民生。“共享员工”等新的灵活用工形式的创新，也为“稳就业”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专家：“休眠”制度正视企业生产经营的“中间”状态，为企业提供“喘息”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会长赵旭东认为，“企业休眠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回应了疫情之下很多企业的现实诉求。”

疫情导致很多企业生产经营出现困难，这在赵旭东看来，是特定时期出现的暂时困难，其中一些企业在疫情之后完全可以恢复生产经营，仍然具有市场价值，这些企业亟需“喘息”之机，不该被一刀切断。

企业“休眠”制度同时拓展了我国企业登记类型，更重要的是，新制度注意到了企业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实际存在的“中间”状态，为其提供了相应的支持。

赵旭东表示，我国现有的企业登记类型包括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三类，整体看来，“刚性有余、弹性不足”。“休眠”制度提供了第四种登记类型，即在原来的设立登记和注销登记之间，形成了一个中间形式的登记。

这也使得我国登记制度具有了一种弹性，形成了企业登记的一种过渡性状态，使我国的企业登记制度更加适应市场的需要。

此外，“休眠”制度最大程度上减少了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的成本。赵旭东解释，在原有制度中，企业完成注销到再次设立的过程，需要“一出一进”两个法律程序，会耗费企业的财力和精力。

“休眠”制度承认企业合法存续地位，保证企业经营资格和主体资格的连续性，企业再次恢复经营时，也更加有信心、有预期。

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

编辑 陈思 校对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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