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刘元春

访谈编辑：刘时姣

2020年已接近尾声，这一年，全球经济遭遇重创，中国经济经受住疫情考验，呈现稳健复苏的态势，前三季度GDP增速实现由负转正，展望未来，国家经济增长的支撑在哪里？中国优势又将如何展现？为此，搜狐财经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刘元春表示，今年，尤其是疫情以来，我国的外资外贸较去年年底预期出现强劲增长。下一步，如何按照法制化、市场化、国际化标准，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和世界一流营商环境是关键。不仅是为了吸引外资，更将保证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促进国内大循环转型升级。

未来，土地仍是实现我国快速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要素。土地流转方式及相应生产方式的变革将成为下一步土地改革的核心。农村土地应在确权过程中实现资本化和财富化，使广大农民，特别是农民工能够带着资本进城，能够在确权和资本化过程中完成财富再分配。

谈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刘元春坦言，当前我国超大城市过度集中、极化现象过于严重。未来，在国土空间布局上，不仅要有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这三个增长极，一些二线城市将成为下一步产业升级、产业梯度转移、新增长极打造的重要接力棒。例如武汉、西安、成都、重庆这几个城市已经呈现出蓬勃发展局势，尤其在创新驱动方面。

“十四五”期间，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核心就是扩大内需。刘元春强调，扩大内需不是简单的短期刺激，而是包括一揽子体系化的政策举措，例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比例、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重构国有企业整体布局等。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与搜狐财经对话

搜狐财经：今年，尤其是疫情以来，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市场，您觉得为什么外资如此青睐中国市场？

刘元春：疫情为全世界出了同一道难题，那就是如何有效应对疫情？如何在疫情冲击下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如何在产业链、供应链完整的条件下保证整体经济的有效运转？在这三个层面上，中国都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资本是逐利的，正是由于世界资本看到了中国市场、中国供应链、产业链以及中国制度所占据的绝对性优势，才导致今年我国外资外贸较去年年底预期出现强劲增长。

搜狐财经：未来如何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稳住现有外资，吸引更多外资？

刘元春：去年我国专门出台了改善营商环境的若干意见，提出按照法制化、市场化、国际化标准，打造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和一流的世界营商环境，所以未来我们可能会进一步在十二个方面做出一系列的调整。

改善营商环境不仅仅是为了吸引外资，更重要的是要保证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建立一整套有利于企业进入和退出，有利于整个市场竞争的高水平营商环境，唯其如此，才能使我国国内大循环进行转型升级。

这几年我国营商环境指数出现大踏步前进，得益于国家清晰的发展战略和扎实的战略落地举措。我相信在疫情期间和后疫情时代，中国营商环境的提升将会进入到加速期。

搜狐财经：您如何看待土地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未来的土地在经济增长中是否仍会持续扮演“发动机”的角色？

刘元春：土地是生产的要素之一，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是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城市是国有，农村是集体所有，这种特殊的土地制度为实现我国快速工业化、快速城市化提供了良好基础。我们利用土地的二元性，使土地从农业转向工业，从农村转向城市，其中的级差地租很好地为国家所获取。过去我国经历了因地兴城、因地兴企的阶段，通过土地招拍挂获取了大量的土地出让金，为城市化的基础建设提供了很好的资金来源。同时，又给大量企业提供一系列廉价的工业用地，为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随着中国经济的加速，级差地租的快速增长，土地成为金融深化的重要杠杆，大量地方政府和企业通过土地质押获取快速发展的资本积累。因此，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为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金融深化提供了很好的支点。下一步，土地依然是我们快速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要素。

目前传统农业生产体系以及相应的土地所有制配置与我国现代化进程还差距很远。因此必须对土地所有权进行进一步改革，使整个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的流转能够进一步加强，发挥土地资源配置的功效，以适应未来现代农业化、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和提升。

未来土地改革的核心之一是土地流转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农村土地应在确权过程中实现资本化和财富化。广大农民，特别是农民工能够带着资本进城，能够在这种确权和资本化的过程中完成财富再分配，从而使低收入阶层的财产有所提升，进而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指标很重要，它对于我们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具有奠基性作用。

搜狐财经：我国如今各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二线城市集聚全国资源优势，中小城市及农村相对落后。随着大城市发展日趋饱和，中小城市是否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应该如何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刘元春：这种格局是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涓滴效应，大城市一旦达到边际饱和点，它的资源必须要向其他领域、其他城市扩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有相应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在五中全会里面的布局是非常明确的。

第一，新型城镇化要建立在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民工市民化，以及整个中小城市的重新布局的基础上。

第二，国土空间的布局，我们不仅仅要有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这三个增长极，还要在其他领域、其他区域里打造新的增长极，比如目前的成渝双城经济圈，进一步还会在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方面进行布局，这些布局有功能性的匹配，也有战略性的重新考量。

在国家战略匹配、资源匹配再定位的过程中，一些二线城市会成为下一步产业升级、产业梯度转移、新增长极打造的重要接力棒。目前大家看到例如武汉、西安、成都、重庆这几个城市已经接过了一线城市进一步发展的态势，特别是在创新驱动方面已经成为我们能看得见的为新增长极打造所呈现出来的蓬勃发展局势。

第三，对都市圈、城市带以大带小的新布局要进行新贡献。不是原来简单的以城镇化为中心，小城市为中心，而是要考虑其规模经济以及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特别是对城市文明高级化的向往。因此我们下一步在城市群、都市圈上面的打造，要在城市文明高级化和普及化上面要做足文章，使我们宜居的区域更多、更广。这样就能够突破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超大城市过度集中、极化现象过于严重，导致周边城市不仅没有产生涓滴效应，反而在极化效应的过程中出现枯萎的状况。所以要构建一个大中小城市群、都市圈逐步渗透的良性生态。

搜狐财经：您曾不止一次强调扩大内需，“十四五”期间扩大内需应该如何发力？

刘元春：“十四五”期间，我们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核心就是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所以扩大内需对于内循环提升、内循环整体疏通发展尤其重要。

“十四五”所谈的扩大内需不是简单的短期刺激，不能简单定位于西方国家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而是在基础性改革、结构性调整和政策组合三重配合下打造基点性战略。

第一，要在制度层面、改革层面，特别是一些基础性改革层面进行突破，使收入分配格局、居民收入占比、国家整体消费潜力、投资空间在基础性改革作用下不断拓展。

比如对国有企业的整体布局进行重构，这不仅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同时又为吸引资本的进入提供很好的投资空间。再比如在收入分配体系上有重大改革，使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占整个分配比重大幅度提升。

第二，要在机制运行层面有所突破，补足消费潜力、投资潜力中得不到释放的断点、堵点、短板，使经济的动态循环顺畅发展。

第三，要启动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分配政策、投资政策、就业政策，以及社会政策、区域政策在内的一体系化政策来聚焦扩大内需。

因此，未来在扩大内需上面所作的文章应该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改革、大调整，和中国整个循环体系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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