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围绕互联网公司的争议

互联网公司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首先在于其超高的估值。以香港股市为例，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Price Earnings Ratio，简称P/E或PER）为18，如以传统金融业务为主的金控集团中信股份的P/E为4.2，招商局集团的P/E为3.8。资讯科技类企业的平均市盈率为24.8，其中阿里的P/E为33.7，腾讯的P/E为51.8，而蚂蚁金服的预计发行价格为68.8元/股，对应的动态市盈率高达96.48！即使根据原计划的发行价和2020年6月30日前12个月的每股收益测算，蚂蚁集团的市盈率也高达43倍。

实际上，不仅蚂蚁金服，世界上与之类似的数字金融公司，也都具有超高的市场估值。比如，MasterCard的市盈率为43，Visa为52，Paypal为85，Square为227；保险科技类公司，如SelectQuote，其市盈率为39。理财科技类公司，普信的市盈率为34，东方财富为53。微贷科技类公司，以消费者信用评级公司作为标杆，其中TransUnion的市盈率为47，益白利为49，艾可菲为38，费哲金服高达71，此类企业的平均市盈率约为52。

人们对于基于数据的平台公司的超高估值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一种观点认为，蚂蚁金服之所以估值这么高，不是因为它的业务本身，而是因为它借道“科技公司”逃避金融监管。传统的金融公司，都要接受巴塞尔协议的限制，可是蚂蚁金服通过将自己“包装”成科技公司绕过了监管，把风险转嫁给传统金融公司，一旦蚂蚁金融出现金融风险而国家出手救助，就意味着让全体居民一起帮其分担和承受风险损失。

另一种观点认为，蚂蚁金服的技术优势来自于垄断。不是其他企业做不了，而是因为互联网公司通过数据垄断，跨界“剿灭”了其它商业模式和竞争对手，并获得由垄断带来的定价权，进而获得不公平的利益。

互联网公司通过对数据的应用，扩展了金融服务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图：视觉中国

在本文看来，这两方面的批评都是基于过时的经济学框架而针对这一问题展开的表层讨论。

首先来看第一种观点，为什么蚂蚁金服可以不受巴塞尔协议的限制？不是因为它将自己包装成“科技公司”，蚂蚁金服和传统金融企业最大差异，在于它的风控能力与传统金融机构完全不一样。在传统金融下，很多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存在强烈的资金需求，却由于银行对小额贷款进行风险评估的成本很高，会在资金成本中增加相应的风险溢价，最终因资金价格过高而导致交易无法达成。

相对于传统的金融机构，现代的科技和互联网公司通过机器学习和大数据能够以非常低的成本进行风险控制，通过将小微企业的信用“提纯”，给以前无法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取融资的中小企业征信，使这些企业获取融资的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扩展了金融服务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提高了社会整体的产出水平和福利水平，这能被认为是有错吗？

而就认为蚂蚁金服向传统金融公司转嫁风险这一观点，事实上，尽管蚂蚁金服的贷款规模巨大，但相对于传统的金融公司，它的坏账率反而更低。在这个问题上，马云说的没错，“不能用马车时代的交通规则管理汽车时代的交通”。

二、“企业群落”及其结构

其次，来看第二种观点。现有的对蚂蚁金服的高估值来自于垄断的批评，主要是基于对平台企业性质的错误理解。在传统的经济学看来，所有的企业都是同质、无差异的，但在现实中，企业是由平台企业和依附于其上的普通企业共同构成的“群落”，其内部是存在结构的。所谓的普通企业是直接从事私人产品生产的，而平台企业则是通过为这些企业提供服务进而获取盈利的一类企业，我们可以称为“企业+”，这两类企业分别在不同的“维度”参与市场竞争。

为什么企业会有结构，内部会存在不同“维度”？这是因为随着分工深化和市场规模扩张，不同的企业（包括家庭）逐渐衍生出对一些共同的生产和消费要素的需求。比如，所有企业都需要电力，但如果让每个企业都自己挖煤、运输、发电和送电……，由于这种分工模式的成本太高，世界上就不会有几个企业了。家庭可以视为从事人口再生产的小微企业，对大部分家庭而言都有获取教育的需求，但如果让每个家庭都自己去建一所学校，因为成本太高，将很少有家庭能够负担得起。

为降低交易成本，这时社会分工具有演化出一类新的经济组织，出现一个平台企业，专门来提供所有普通企业都需求的这些产品——若平台企业建设了电厂，则普通企业要使用电，只要安装一个“插座”就可以了；若平台企业建设了学校，则家庭将孩子送去读书就可以了。除了电力和学校，还有道路、机场、港口等其他的公共产品都是依循相同的逻辑产生的。

在“企业群落”中，专门为普通企业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就是所谓的平台企业。有了这种企业，原来的普通企业就能从重资产变成轻资产——从要建电厂，到安装接线板即可；从需要修路，到买车就行；从需要打井，到只要安装一个水龙头……市场竞争从表面上看是普通企业之间在展开竞争，但其背后却是不同“企业群落”之间在竞争。由于平台企业的重资产可以降低每个搭载于其上的普通企业的固定成本，因此如果一个“企业群落”的平台企业相对于另一个“企业群落”的平台企业效率低下，依附于这个平台企业的“企业群落”中的所有普通企业都效率都会随之下降。

显然，为“群落”中的普通企业提供公共产品的平台企业一定是重资产的，由于必须依靠巨大的规模才能分摊固定成本，因此，这类企业的规模越大，效益越好，普通企业的负担才会越低。规模经济和垄断是平台企业最显著的特征，若对平台企业实施拆分和反垄断，导致这类企业的规模变小，所有依附其上的普通企业的成本都会随之上升。

显然，政府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平台企业，其通过空间收费，为所有依附于其上的普通企业提供公共服务，因此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在“无为”政府的领导下获得成功。当互联网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像政府一样具有平台性质，也一定需要垄断。

因此，反垄断绝不应当是缩小平台企业的规模，更不是降低平台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而是要求平台企业自身不能“降维打击”介入普通企业从事的业务。一旦提供路网的企业自己也开始生产汽车，其他的汽车公司的汽车就一定无法与平台企业的汽车展开竞争，电网、水网、通讯网领域的逻辑同上。如果将足球职业联赛视为一个平台，那么中国足协作为联赛的组织者，就不能自己也办一个足球俱乐部，否则规则都是足协制定的，其他俱乐部如何与足协的球队竞争？

同样的道理，无论微软的市场占有率多高，都不能构成将其拆分的理由，真正应当被拆分的是Windows操作系统和Office应用之间的捆绑关系。因为Windows是平台，而Office是其自己开发的应用，在这种情况下，其他的应用（比如WPS）就很难在Windows平台下与其展开公平竞争，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同理，一旦作为平台企业的谷歌也开发应用（比如安卓），他就会具备相对其他普通企业不对称的竞争优势，现实中，谷歌正是利用安卓来威胁华为的。

所以，反垄断不是反对平台企业的水平整合，而是要反对其垂直整合。这当然并不是说平台公司就无需市场竞争。事实上，所有平台公司都在参与另一个“维度”的竞争。比如，政府具有高度的垄断性，但政府之间同样存在激烈的竞争；高速公路网也具有垄断性，但它要同高铁网，甚至航空网开展竞争，互联网公司也是如此。如果由于采用了错误的反垄断政策导致平台企业的效率下降，则整个“企业群落”的竞争力都会随之受到影响。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是简单等于国内每一个公司规模的加总，而是取决于这些企业所依托的平台的竞争力。各国最后比拼的不是国内某个公司的竞争力，而是“企业群落”所依赖的平台。拥有强大平台企业的国家，依附其上的所有普通企业都只需轻资产，就会有更高的效率。因此，若阿里巴巴不如亚马逊，那么所有依托亚马逊的企业相对依托阿里巴巴的企业就会拥有不对称的竞争优势。在这个意义上，像马云、马化腾这些能创造出平台企业的企业家，都是其“企业群落”的“英雄”，他们创造的平台企业，都是该“企业群落”的核心资产。真正导致垄断的不是平台企业，而是不完善的监管规则，允许平台企业“混业经营”，这才是导致平台企业垄断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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