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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至2019年底，承接产业转移企业落地70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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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南衡阳发挥独特区位优势，高效利用本土资源，重点发展新兴产业，加快体制机制变革，拓展城市发展格局，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2017年至2019年底，衡阳市已实现承接产业转移企业落地703家，新增企业主营收入163.58亿元。衡阳雁来有留意，纷至沓来的转移企业，为衡阳的转型发展注入了动力。

出广州，沿京广线北上，很快到了湖南衡阳。

每天72趟高铁，100分钟到广州。作为全国26个老工业基地城市之一，衡阳不断加大人才吸引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承接产业转移企业数量逐年上升。

2013年，承接引进40家企业；2017年，承接引进154家；2017年至2019年底，衡阳市已实现承接产业转移企业落地703家，新增企业主营收入163.58亿元。尤其是2018年国家发改委批复建设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以来，衡阳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吸引大湾区企业落户。

截止到2018年底，衡阳省级以上产业园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全市比重由几年前的41%上升到70%；1/4的工业税收来自承接产业转移企业。

曾经，“衡阳雁去无留意”。如今，群雁归来让“雁城”加速换道超车。

从卖出去到引进来

本土资源高效利用

年轻的企业掌门人阳帅，是在广东长大的衡阳人。阳帅的父亲当年凭借家乡的一抔瓷土，成功在佛山站稳脚跟。多年以后，他和父亲一起回到家乡，开始了一次全新的创业。

过去，来自衡阳市衡阳县界牌镇的瓷土，以“卖土的价格”，源源不断地送往南方，助力了沿海陶瓷产业的蓬勃发展。然而作为中国四大瓷泥产区的界牌，却日渐没落。

但不知不觉中，格局已变。阳帅回到家乡时，迎接他的是一个初具规模的界牌陶瓷工业园。这里不再是初级原料的产地，还布局谋划了原料精加工、日用陶瓷、卫生陶瓷等多门类的陶瓷产业链。

“原料运输费用在陶瓷产品的成本中比重很大，有了这样的产业基础，回到产地建厂，优势明显。”阳帅说，他与广东陶瓷错位竞争，在中式建材、仿古建筑陶瓷上集中发力。如今，一批批“秦砖汉瓦”正在装点周边省份的各大景点和庭院，界牌也因此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仿古建筑陶瓷生产基地。

界牌陶瓷工业园管委会主任邹连春说：“过去，界牌只有原材料粗加工企业，一年只有几百万元税收。如今园区瞄准产业转移需求，完善基础平台建设，已有18家规模以上企业落户园区，大部分是沿海产业转移而来，预计2019年全年税收将达到4000万元。”

从引一家到引一批

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15岁就去深圳电子厂打工的陈名斌，2017年33岁时回到衡阳，身份已是湖南新融创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2019年，这家以生产功能手机主板和平板电脑主板为主的企业，预计销售收入12亿元，产品全部出口非洲和东南亚地区。

陈名斌看上的正是家乡的区位优势和营商环境。“研发和销售还是在深圳，生产基地搬回来。我当天往返一点问题都没有。在综合保税区内，出口企业发展势头很好。”陈名斌说，“成本比深圳低很多。标准的工业厂房，免租三五年是这里的标配，人工成本至少低三成以上。”

消费电子产业，在曾经以煤、钢、机械、化工而闻名的老工业城市衡阳，日渐成长。

就在2019年11月，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与衡阳白沙洲工业园区、高新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共同出资建设衡阳“智造谷”项目，未来将输出高端智能制造创新设备。

在白沙洲工业园区，聚集着富士康两家下属企业，一家为集团内部提供各类模具，一家主要为某世界知名企业代工生产电子书等产品，两家企业一年实现产值八九十亿元。

下属企业相关负责人说，模具工程师培养周期长，当地无法完全满足需求。2013年随着企业从深圳搬迁至衡阳的员工就有1000多人，日常生活、就学就医，都有困难；普通员工需求量大，招工也一度是个难题。当地政府在园区专门配套建了中小学，并积极协调保障用工，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看到企业用工和生活都有保障，这几年，越来越多的电子企业来到了衡阳。”该负责人表示。

2018年2月，湘南纺织产业基地在衡阳开工建设。这个项目是衡阳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重点项目，湖南省100个重点产业项目之一，达产后服饰年产量为15亿件。基地不仅服务纺织项目，还辐射周边产业，给衡阳提供了一个外来先进样板。

“既要发挥已有重点企业的作用，还要推动配套产业进入衡阳，更要吸引整条产业链整体转移以及关联产业协同转移，形成产业生态。”衡阳市市长邓群策说。衡阳市已颁布促进招商引资工作的若干试行措施，提出对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等新兴企业，分别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

从谋产业到谋城市

拓展城市发展格局

衡阳承接产业转移，既有区位优势，又有资源劣势。

衡阳市发改委副主任李定慧说，衡阳市总人口和城区人口均排在湖南前列，“因为历史原因，城区规划面积却在湖南排名倒数第二。”用地指标少，地价较高，是衡阳在承接产业转移时面临的一大难题。此外，产业聚集度不高，11家园区特色不够明显，存在着同质化现象；高等院校毕业生人数较多，但人才层次有待提高、高技能人才不足……

这些短板，呼唤衡阳进一步加快体制机制变革，拓展城市发展格局。

探索弹性用地制度。2019年10月，衡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台了关于工业用地弹性供应实施办法，明确了“租让结合，先租后让”等供地模式的具体要求；弹性年期租让，打破了传统工业用地出让的“一竿子买卖”，让用地供应更灵活，降低了企业成本。

为破解人才难题，2018年衡阳市正式启动“人才雁阵”行动计划。衡阳市每年设立不低于1亿元的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用于保障人才计划和政策的实施。高层次人才的“头雁”，紧缺人才的“俏雁”，青年人才的“雏雁”，名家名匠的“名雁”，分别享有不同的优惠政策。

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推出招商引资30条、工业30条、人才23条等优惠政策；扎实开展“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改革，倒逼党员干部主动为企业提供全程化代办、保姆式服务、超市化收费清单；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全面实施“五证合一”，推行“多证合一”“多评合一”；行政审批事项及审批环节持续精简，目前审批时限提速率达81.3%，审批环节精简率达65.5%。

“我们做招商引资，不仅要把大湾区的产业延伸到衡阳，还要把大湾区的人才吸引到衡阳，把大湾区的环境复制到衡阳，推动衡阳软硬环境的同步提升。”衡阳市副市长周玉梅说。

纷至沓来的转移企业，助推了衡阳的转型发展。2019年前三季度，衡阳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277.16亿元，同比增长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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