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国家统计局刚刚宣布了2019全年GDP增速6.1％。符合预期！

距“6”一步之遥。

几个月前，关于中国GDP增速是否需要“保6”、如何“保6”等问题曾引发了经济学家的热烈讨论。2019年12月，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在《财经》杂志刊发的《经济增速已滑至6％，该刹车了》直接将这场争论搬到了台前。

该保！

实际上，早在2019年10月，金融界国庆系列报道中（[70而兴]余永定：经济增速是一切的基石 扩张性政策下 借力基建 ），余永定就谈到了自己对经济增速的担忧，他说：“按照中国的情况，6.5％的增速已经在降低标准了。”

当争论从幕后来到台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举办了内部研讨会。据报道，余永定在会上再次作出解释，2019年以来我国经济走势严峻，但更重要的问题是目前还看不到筑底的趋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还会持续下降”的市场预期一旦形成则十分危险，因此采取及时妥当的宏观措施，抑制经济进一步下降是当前最紧迫、最突出的问题。

中银国际证券徐高与余永定的观点相似：“6％”只是一个数字，从实体经济的短期运行来看，GDP增速跌不跌破这个数字并没有什么分别。但从稳预期、稳信心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重要的定心丸，是我们应当坚守的底线。对是否应该“保6”，各方可以有不同的观点，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强求一致。但对“保6”争论中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国潜在产出水平，必须分析清楚，以免误导。

没必要！

与之相对的，沈建光博士在其专栏《沈时度势》中指出，2020年不应当把目标定为“保6”。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中国已经采取一定刺激措施，但效果不佳；二是外部环境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三是过去的强刺激措施留下诸多后遗症，如果为“保6”而重启强刺激，可能影响防风险等政策目标完成，从而得不偿失。

另外，光大证券彭文生也指出，由于各类学者对潜在增长率在理论和实证的估算上存在较大分歧，我们不应当过度关注一个指标；要先考虑“怎么保”，而“怎么保”则决定了“应不应该保”。

另外，他表示，过去二十年，驱动中国经济的最大力量先后为人口红利和金融地产，而现在这两股力量都已开始衰退。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的GDP的重要性下降，争论GDP是否应该“保6”的意义不大，应该更多关注就业、医疗保障、研发投入等影响到未来增长潜力的因素。

不论正、反方如何争论，潜在增速都是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

潜在增速才是关键问题？

2019年12月，广发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郭磊（《金融街会客厅》第326期 郭磊：中国经济的周期性仍然存在 ）提出，我国已进入“工程师红利”阶段，经济增速在此过程中有所下滑是正常的。他指出我国国民储蓄率依然偏高，虽然IMF预计该指标会缓步下降，2024年将降至40％。但储蓄率并没有快速下降，因此从经验上来看，潜在经济增速也不应该那么快下沉。

其次，我国属于东亚赶超型经济，抓住发展较快阶段加速追赶是必要的。而要实现赶超，隐含的目标增速也要进一步更高。

另外，当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时，政策应适度逆周期，以推动经济回归均衡。

最后，郭磊表示存量经济的稳定是“工程师红利”孵化的必要条件。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2019年Q3，“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的景气度也明显下行。

怎么保？

当然，关于“怎么保”的讨论也不少。

对此，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2020年需要更加现实地发挥房地产在稳经济中的作用。

据报道，渣打北亚及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丁爽指出，在财政政策方面，2019年我国的政策非常积极，支持力度也很大。2020年继续出台大规模减税措施的概率并不大。今年财政政策应至少保持与2019年同等水平的扩张力度，更偏向于支出端。

而在货币政策方面，需要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匹配，防止出现挤出效应和利率上升。同时，他预计，2020年央行将会降准三次，央行会小幅下调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从而保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更好协同发力。

郭磊则向金融界表示，2019年季度增速下降过快是因为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同时承压，并不代表内生趋势增速同等幅度的下降。他预计政策会把6％左右当作2020年的目标增速，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稳定住仍在继续承压的固定资产投资。要稳住固定资产投资，则需要宽财政稳货币，适度推动基建修复，以基建修复来带动制造业补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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