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2月10日报道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4日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发表文章称，特朗普的“交易型”外交目光短浅。文章编译如下：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别国贸易和技术政策的策略，破坏了美国所依赖的各种联盟和制度。短期收益会超过长期的制度代价吗？

用单边主义打破制度惯性

为特朗普辩护的人声称，他咄咄逼人的单边方式打破了国际贸易体制的惯性，阻止了其他国家削弱美国的力量。但特朗普的交易型外交与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曾描述的耐心“园艺”的外交政策体制观截然不同。

自二战以来，美国历届总统都倾向于支持国际制度并寻求扩展这些制度，无论是约翰逊时期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时期的军控协议，老布什时期的里约气候变化协议，克林顿时期的世贸组织以及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还是奥巴马时期的巴黎气候协定。

直到特朗普，美国政府才从政策上广泛批评多边制度。2018年，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宣称，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秩序一直让美国失望，并抱怨“多边主义已经被视为自身的终结”。“我们签署的条约越多，我们就应该越安全。我们的官僚越多，工作就做得越好。”特朗普政府转向一种狭隘的交易型方式来对待制度。

仅着眼短期讨价还价能力

制度是社会行为的重要模式。它们不仅仅是有时僵化、需要改革或抛弃的正式组织。制度包括组织，但更重要的是创建社会角色和道德义务的整个规则、规范、网络和期望的体制。例如，家庭不是一个组织，但它是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中，父母的角色蕴含涉及孩子长远利益的道德义务。

一些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贬低制度，理由是国际政治是无政府主义的，因此是零和博弈：我的获得就是你的损失，反之亦然。但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用电脑比赛证明，当期待关系持续时，短期内有合理的作弊动机的游戏是可以转变的。通过强化阿克塞尔罗德所说的“未来阴影”，国际制度能够鼓励互惠与合作，其结果超越单一交易。这正是特朗普的交易型目光短浅所错失的。

当然，制度有时会失去价值，变得不合理：比如曾经被广泛接受的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度。在国际关系中，特朗普政府担心1945年以后的制度会使美国像格列佛一样被捆绑住。小人国居民用多边制度的线限制美国这个格列佛讨价还价的能力，否则美国就会在任何双边对峙中动用这种能力。

美国能够利用其非凡的实力和资源来扯断这些制度游丝，并在短期使其讨价还价的能力最大化。但它也能将此类制度视作拉拢他人支持符合美国和其他国家长远利益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制度的手段。美国抱怨搭便车的人，但开车的人是它。

“自由国际秩序”或“美国治下的和平”等词被用来描述二战结束后的那段时期，但它们不再能准确描述美国在当今世界中的角色。尽管如此，除非大国带头创造全球公共产品，否则不会有人提供这些产品，美国和其他国家将蒙受损失。清楚的是，退出国际问题将是不可能的，孤立也不是一种选择。

以牺牲伙伴关系为代价

民族主义对抗全球化是错误的选择。对未来的美国总统来说，重要的政策选择将是在哪方面和如何参与其中。领导地位不同于霸权、统治地位或军事干预。即使在1945年后美国保持卓越地位的近70年中，也始终存在某种程度的全球领导力和影响力，而且当美国总统明白与他国建立多层次伙伴关系网络的重要性时，美国的外交政策才最有效地发挥了作用。冷战结束后支撑美国外交政策的霸权（从控制的意义上说）和全球单极地位始终是幻想。

外国伙伴在它们愿意时会帮助美国，而它们的意愿不仅受到美国军事和经济硬实力的影响，而且受到魅力软实力的影响，而后者是以开放的文化、西方价值观和以被视为合法的方式制定的政策为基础的。杰斐逊式的对人类意见的尊重和威尔逊利用制度鼓励互惠的做法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成功至关重要。正如亨利·基辛格提醒我们的那样，世界秩序取决于一个领头国家把实力与合法性结合起来的能力。制度会加强合法性。

特朗普的继任者无论何时到来，都将面临一个挑战，即就美国与他国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并利用其软实力吸引它们合作的外交政策，重新教育美国公众。1945年后美国主导地位的成功既取决于和他国一起行使权力，也取决于对他国行使权力。21世纪新的跨国问题——如流行病、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网络犯罪——将加剧这种局面。

美国外交政策未来的成功可能更多地取决于美国人能够以多快的速度重新汲取这些制度教训，而不是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崛起和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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