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的LP大部分是富有家族和高净值群体，潜在高收益预期吸引了一批专注高收益并能承担高风险的富有人群。

由于资产规模庞大，富裕人群在对冲宏观风险方面的需求较强，因此，用于对冲宏观经济波动、汇率风险的海外资产是其配置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富人们越来越富

如同其他新富国家一样，中国在极短的时间里经历了城市化、工业化、商业化的社会变迁，一部分家庭在时代的变革中抓住机遇完成了财富积累，其绝大部分资产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形成了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机构所统称的“高净值群体”。

2019年，中国高净值人群达到349万人次，其中资产在1000万-5000万之间的166万人，可投资资产上亿的高净值人群达到17万人次。从2010年到2018年，高净值人群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从2980万元增长到3100万元。资产规模1千万-5千万的高净值人群总财富规模从11.7万亿元增加到26万亿；持有过亿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人群资产合计从3万亿增加到2018年的25万亿。从区域分布来看，高净值人口数量最多的省（直辖市）依次为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

二、富裕人群的资金大量流往私募投资领域

2019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的LP中一半以上都是富有家族及高净值客户、企业和上市公司，这三者中以富有家族及高净值客户占比最高，共有9845家。富有家族及个人投资的基金以成长基金和创业基金为主，分别占比51.52%和32.9%。高净值客户之所以选择成长基金和创业基金，主要基于长期因素的考虑，以及对中国市场长期发展的信心。独角兽公司几乎吸引了成长基金和创业基金一半以上的资本。

互联网企业、IT企业是获得私募融资最低的行业，2019年分别有790家公司和335家获得PE融资。其中天使轮820例，pre-A轮数量位居第三为328个，A轮869例。

2019年，私募基金资金的退出比2018年更加冷淡。2019年私募基金退出金额最多的行业依然是信息技术行业（511.04亿元），其次是材料行业（334.97亿元）。

三、海外资产也是富人新宠

1、基于对冲宏观经济风险的需求，高净值人群倾向于资产多元化配置

按照“新增外汇占款-直接投资净流入-贸易差额”的口径大致估算的“热钱”流动数据，以及净误差与遗漏账户的差额数据，从2014年5月开始国际资本从整体流入转变为单边流出，其中2019年8月、9月流出规模分别为2484.28亿元和2729.21亿元。但是观察国际收支的资本和金融账户，2016-2017资本与金融账户大体从单边流出转变为单边流入，2019年差额为7231.02亿元，这主要是由于金融账户中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不断增加所致。将部分资产投向海外市场，主要是基于对冲宏观风险的需求而采取的跨区域、跨币种、跨周期配置策略。

从CBOE波动指数来看，2017-2019年全球经济震荡明显大于2016-2017年。2019年大类资产表现最好的是MSCI全球指数，上涨幅度为20%，其次是中国基金总指数和货币市场基金指数，涨幅为17%，中证公司债指数收益率大致5%左右，但同期CFETS人民币汇率指下跌了2%，为了规避单一市场经济下行、汇率波动以及政策转变等系统性风险。高净值人群更加倾向于增加海外配置资产。

2、通过沪（深）港通、沪伦通和QDII投资海外资本市场

随着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加快，沪（深）港通、沪伦通、取消QFII投资限制等一些列开放资本对外投资的政策在不断加码。在资本流出方面，QDII投资额度从2019年4月开始增加到1093.83亿元。这些QDII的投资者多半是高净值客户。

3、通过各种信托产品实现海外资产配置

信托产品的 QDII资产余额从2010年的2755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17383亿元，占比从2010年12月的1%增加到2019年9月的21%。由于信托公司QDII产品的投资门槛最低100万元，因此高净值客户是主流人群。从QDII信托产品投资标的分类来看，海外类固收产品（投资优先股、美元债、高信用资产证券化产品）、海外房地产产品（单一房地产项目投资和房地产基金）、海外PE类资产占比相对较高。

此外，出于有效资产隔离、财富传承、避税及其他安全性考虑，“定制化”离岸家族信托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富豪家族选择。仅2018年11-12月，就有龙湖集团董事长吴亚军、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达利食品董事长许世辉、宝龙地产实控人徐华芳等知名富豪将大约307亿美元转入离岸家族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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