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3月4日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怎么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其实最简单有效的办法还是基建，“新基建”，短期有助于扩大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提升长期竞争力，改善民生福利。

这几年，中国经济分析研究最需要的是客观专业务实，现在社会上有些思想认识存在“一刀切、层层加码”，非黑即白是情绪化的民粹的业余的。

现在一提到基建有些人就会上纲上线，说是刺激铁公基，这是严重误解。过去40年，没有适度超前的基建，怎么会有中国制造的强大竞争力？没有超前的网络宽带建设，怎么会有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发展？而印度经济发展潜力释放不出来，很大程度受制于基础设施短缺，道路、桥梁、卫生系统都问题很大。

从历史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增发特别国债加强基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推出大规模基建投资，尽管当时争议很大、批评很多，但现在看来意义重大，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释放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巨大潜力。

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重走老路，导致过剩浪费和“鬼城”现象。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四“新”：

一是新的地区。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0.6％，而发达国家平均约80％，中国还有很大空间，但城镇化的人口将更多聚集到城市群都市圈。我们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71％时，新增2亿城镇人口的80％将集中在19个城市群，60％将在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7个城市群，未来上述地区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等基础设施将面临严重短缺。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但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

二是新的主体。要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项目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

三是新的方式。基建投资方式上要规范并推动PPP，避免明股实债等，引进私人资本提高效率，拓宽融资来源。

四是新的领域。调整投资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数字经济、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创新稳增长，发展创新型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有观点认为，大搞减税基建将增加地方债务负担、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缺少长远的大局观，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财政还要保收支平衡将使企业居民雪上加霜，财政应该搞跨期平衡，从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只要中国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何愁未来财政问题。如果百业萧条，财政何谈平衡。

我记得10年20年前，就有很多观点都说北京人口太多了。2000年北京常住人口1382万人，2008年1695万人，根据统计部门公报2019年2154万人，事实上根据大数据可能已经超过2500万人。20年前我们按照1500万人规划了这座城市，规划了她的土地供应、轨道交通、公路、教育、医院，现在北京人口增加了1000万人，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所以，人口流入城市进行适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助于稳增长，而且是重大民生福音，何乐而不为呢？

来源:金融界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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