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冬天，我跟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二十几位同学一起，在孟买和班加罗尔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参访，时隔一年，终于提笔，与大家分享我印度之行的收获。

在我去印度的几个月前，我的一位印度同学到中国参访了两周。她说，去中国前，她以为印度比中国落后四五年，去之后，她意识到差距得有十年。基于我此行的认知，我觉得她还是太乐观了。

没去印度前，我想象中，印度和中国都是泱泱大国，都是高速发展的经济体，都有充沛的廉价劳动力，都有巨大的内需市场，所以印度与中国的发展水平就是几年的时差问题。然而，尽管我在印度短短十天的认知必然不全面和有偏颇，已然足以颠覆我之前的看法。

印度和中国除了都是人口大国，其他方面差异太大了。最大的差距在于基础设施，包括能源水电、交通、卫生系统，以及对未来发展极为重要的数字基础设施（Digital Infrastructure）。基础设施的落后在印度当前政体和社会环境下很难快速改善，将严重阻碍印度经济发展的潜力。

以交通为例。印度对铁路交通依赖程度很高。亚洲第一大贫民窟达拉维旁边就是一个铁路运输枢纽，对达拉维发展成10亿美元的体量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印度的铁路系统还是一百年前英国殖民时代的遗产。铁轨长度不短（6.6万公里，世界第四长），但是更新缓慢，疏于维护（铁轨常被垃圾淹没，被尿液腐蚀，年久失修），技术严重滞后，造成事故多发，火车速度慢，常晚点。殖民时代由不同私营公司铺设的铁轨有四种制式，至今仍未统一，导致需要频繁换车，进一步拉低了效率。

2500万人口的孟买只有一条地铁线路（应该算城铁吧，很多轨道在地上而不是地下），2014年才通车，另有两条地铁线在建。

我在孟买看到的地铁车厢都没有门（不知道是根本没有门，还是门永远敞开着），很多人挂在门口，车进站还没停稳，乘客就跳上跳下。

我问印度同学，车厢看起来并不拥挤，他们为什么挂在门边，而且行驶的列车为什么不关门？同学说：“我也不清楚，可能是凉快、拉风吧。”

只有一条地铁线路的孟买，市内交通的压力主要在马路上。孟买同向双车道的马路已经算是主干道，汽车、人力拖车、行人，还有动物，神奇地交织在一起，不堵车才是怪事。

没有找统计数据证实，我在印度那些天的体验是，班加罗尔的交通拥堵比孟买还要严重。市内一个小时的参访活动，往返路上需要四个小时。不仅浪费时间降低效率，还因为交通时间的不可预测性，增加了商业活动成本。

我们到访时，印度头部电商Flipkart正在为提高全国物流配送的效率大伤脑筋。糟糕的交通基础设施带来的效率损耗，不是互联网公司的科技可以弥补的。

印度的数字基础设施同样薄弱。

我们拜访的移动打车平台Ola的负责人说，创业初期，核实一位Ola司机的身份需要花一个月时间。司机驾照由各地方政府颁发，很多是手填的，根本没有官方的线上数据库可查，需要通过书信、电话等方式到各个地方政府查询，效率太低。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只能妥协，后来就只查司机的指纹，确认这个身份对应着一个真人即可，也没有途径查询司机的犯罪记录。

在没有Aadhaar全民数字身份信息平台之前，很多印度人从生到死连身份记录都没有。有身份记录的，档案也通常保存在其出生的村子里，不可随身携带，没有电子化，不能异地查询。而且各地的公民身份信息没有标准化格式。印度电子政务普及率很低，各邦各地分治，没有全国联网。

据Aadhaar负责人介绍，因为难以核实公民身份，印度政府每年用于医疗、就业、食品等的社保补贴，20%-40%会被冒领（duplicate and ghost），损失占到GDP的1%。

Aadhaar由印度政府主导建成，历时八年在全印度进行地毯式的普查，采集了12亿人的基本信息数据，包括虹膜和指纹等生物特征识别数据，并为每个人建立一个12位数字的公民身份账号。

Aadhaar可以为网约车、电商、在线支付、银行业等提供极大便利，但2018年印度最高法院裁定私人企业使用Aadhaar数据违宪。印度财政部、印度储备银行、身份认证管理局、印度国家支付公司等一直在协商探讨，是否允许非银金融机构接入使用Aadhaar系统数据。

我在印度时，恰好读到《经济时报》（the Economic Times）2018年12月21日整版文章讨论此事，称由于此禁令，银行业和互联网金融公司每位顾客背景调查的开支将上升五倍，并引用一名互联网金融创业者的话说，其公司收入因此直接损失了30%，曾经依靠Aadhaar数据几秒钟可以在线完成的签名审核现在需要10-15天。

基础设施的落后，跟印度的政体、种族文化、社会结构等密切相关。

‘政治体制’

印度号称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不过世间没有完美之事。我一路无数次听到印度人把各种问题都归咎于政府官员的官僚和腐败（言论自由大大的有，但是感觉他们也没有解决腐败顽疾的药方）。

孟买满大街是触目惊心的垃圾，我问印度同学，印度劳动力这么便宜，政府为什么不雇佣清洁人员，保持市容整洁呢？回答是政府太官僚太腐败了，他们不作为。

我在贫民窟达拉维看到张贴着当地政客的竞选海报时，问当地人的看法，听到的回答是，这不过是作秀，这些政客靠花钱贿赂百姓买选票，上了台要拼命敛财连本带利捞回来，而百姓也有他们的招儿，鸡呀粮食呀小恩小惠照收不误，投票时到底投了谁的票只有自己知道；又说投谁其实都差不多，反正都是官僚和腐败。

另一方面，印度是联邦制政体，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权威和资源做大型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

莫迪上台后，通过废钞和税制改革等一系列动作，对打击腐败、加强中央集权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印度各邦分治力量强大，加上民族语言宗教等的巨大地区差异，中央政府很难做全国的顶层战略设计和统一高效实施。

中国式的高铁工程，在印度政体下不可能发生。莫迪2014年提出了高铁计划，2017年印度第一条高速铁路开工。然而没过多久就搁浅，因为印度土地私有，加上地方政治复杂，农民暴力抗议，征地难度非常大。

在印度邦一级，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政治斗争提高了商业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

2008年，塔塔集团有意在西孟加拉邦设厂生产Nano汽车，当时该邦的执政党认为这是增加就业机会、刺激经济增长的长期利好的事情，承诺给予塔塔很优惠的贷款、税收等政策条件，并积极帮忙征地。但是，没能与部分农民达成征地协议。由于该邦次年即将大选，反对党印度国大党抓住这个机会拼命搞事情，煽动农民暴力活动，放火烧毁了塔塔已经建好的厂房等设施，最终迫使塔塔放弃已经投入的数十亿美金投资，离开西孟加拉邦，重新选址。

土地私有、公私合营、政治斗争、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使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步履维艰。

‘语言文化’

印度有一百多个民族，数百种语言，上千种方言。官方语言就有22种，其中印地语和英语是联邦级官方语言，其他是邦级官方语言。全国约40%的人会讲印地语，20%的人会讲英语。我们一行中有四位印度同学，他们各自的母语都不同，靠英语交流。

印度不仅是人种博物馆、语言博物馆，还是宗教博物馆。不同种族、语言、宗教文化的人，有着多元的消费需求。

Ola说，他们的APP有十几种语言版本，印度的科技创业公司APP大多在首发时就提供多种语言版本。亚洲最大的卫星电视台STAR一再向我们强调印度多语言多文化的独特性，STAR针对印度不同语言的受众要制作完全不同的内容，而不只是增加字幕翻译和配音。

从这个角度看，印度虽然人口众多，但并不像中国一样是个相对统一的大市场。

多种族、多语言、多宗教对印度的影响不仅是需求多元化和市场碎片化，更深刻影响着这个国家的统一凝聚力。美国也是个多民族国家，但是美国是个强大的文化熔炉，有美国宪法、美国精神，而英语也将移民都变成美国人。而印度社会则松散很多，也很难讲清楚印度精神、文化内核到底是什么。缺乏大一统的归属感和向心力，全国性的战略规划在地方频频受阻，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难以跨邦开展。

‘种姓制度’

三千多年前，雅利安人开始南下进入到印度河流域，打败了土著的达罗毗荼人，逐步称霸印度北方。但是雅利安人数量少，为了维持统治，把人划分成几个阶层管理，逐渐形成了种姓制度，并通过宗教让低种姓的人服服帖帖地认命受压迫，寄希望于下辈子投个好胎。

种姓由高到低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

婆罗门是最高种姓，自诩是神的代言人，担任祭司。刹帝利是武士和官吏阶层，管理国家军事和行政事务。吠舍是平民种姓，主体是小工商业者和农民。首陀罗是低种姓，做重体力劳动和奴仆，几乎都是非雅利安人。

此外，还有一个“不配”进入种姓体系的贱民阶层——达利特，被认为是低贱肮脏的、不可接触的，从事掏粪、背尸、屠宰等污秽之事。我在印度街头看到提着鞋子光着脚走路的人，印度同学告诉我，他们一定是达利特。

种姓制度最主要的限制在于婚配和职业两方面，不同种姓的人世世代代被割裂封闭在不同的圈层中，让阶层流动成为不可能。

在当今的印度，表面上看，种姓的影响力日益式微，从肤色、姓氏、职业，都不能准确判断出所属种姓，询问种姓是绝对的政治不正确。印度宪法禁止基于种姓的歧视。为保障低种姓的政治和受教育权力，议会、政府机构、公立学校都给首陀罗和达利特保留一定比例的名额。

但是，现实生活中，种姓制度根植于印度宗教文化几千年，其无孔不入的影响力不是一夜之间可以消除的。

种姓观念在当今印度社会最主要的体现在婚姻方面。虽然越来越多开明家庭接受跨种姓的婚姻，财力和种姓仍是双方家族最看重的因素。特别是高种姓的女子不可以嫁给低种姓的男子，此种婚姻被家族反对引发的人间悲剧仍不时在印度上演，播下仇恨的种子。

教育是如今低种姓跨越阶层改变命运相对最可行的途径，越来越多的低种姓家庭认识到送孩子上学的重要性。但是，低种姓的人，特别是达利特，有可能自惭形秽或者被歧视排挤（尤其在农村和偏远地区），不敢跟高种姓的孩子一起去上学。他们世代做着最底层的工作，目不识丁，在现代社会仍然无力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

政治上，低种姓出身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些政客获取底层选票的政治工具。印度的民主制度保障了一人一票的投票权，达利特约占印度人口的16%，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然而，种姓出身与政治选举的结合，更加剧了印度社会的割裂。

另外，种姓制度的“天命”思想，让特权阶层坐享其成，不思进取；让被压迫阶层，逆来顺受，卑微认命。这必然会束缚印度社会的奋斗精神和创造能力。

近几年，随着中国移动互联网增长放缓，资本和创业者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印度，希冀通过复制硅谷或中国模式，假以三五年的耐心，就可以再造印度版的腾讯和阿里巴巴。

我的印度之行结论是，长远可期待，短期不乐观。不差钱有耐心的深口袋可以放点钱慢慢等，小玩家建议谨慎入场，不妨多观察些时日。

首先，低消费能力限制了市场规模，且市场呈现碎片化。

虽然印度有超过13亿人口，然而贫富差距巨大，穷人太多，实际消费能力有限。

便宜是刚需，从印度手机市场的格局可见一斑。功能机在印度还有很大市场。印度电信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印度65%的手机用户使用功能机。IDC和Counterpoint数据都显示，2018年印度功能机销量持续增长，而智能手机销售开始疲软。

印度智能手机市场，据IDC最新数据，2019年第三季度，第一品牌小米的市场份额是27.1%，vivo和OPPO合计占到27%。我了解到，vivo和OPPO在印度市场的品牌定位低于小米，走中低端路线。小米主打极致性价比。而在美国和中国市场广受追捧的苹果手机，在印度的市场占有率是1%。不是产品不好，实在是高攀不起。

除了低收入水平和低消费能力带来的市场规模局限，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种族、语言、文化、宗教多样性，导致印度市场严重碎片化，为商业活动带来额外的成本和挑战。单从互联网产品的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来说，在印度就缺少在中国和美国的优势。

外资日化巨头印度斯坦联合利华的CEO说，他们把印度市场划分为14个区域，每个区域都单独制定商业战略。

我们在印度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印度创业公司出海，并不是在国内市场份额稳定后谋求全球扩张。主要原因是国内市场规模有限，增长乏力，不足以撑起其虚高的估值和高额融资，融了这么多钱，只能往海外扩张。出海首选有语言优势的英语国家。例如，移动打车平台Ola已经进入澳大利亚和英国市场。尚未盈利的教育科技头部公司Byju’s2018年12月完成4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即宣布向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海外市场扩张。

第二，创业生态尚不成熟，整体处于早期阶段。

与硅谷一线风投基金Accel印度办公室的合伙人及印度本土私募投资人交流获知，印度早期风险投资市场被五六家外国美元基金垄断，B轮和C轮投资人缺失（没有接盘侠），D轮后进场的投资人通常目标明确，快进快出，谋求短期获利。早期投资人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容忍被投企业长期亏损，退出遥遥无期。

印度本土高净值人群，天使和风险投资的参与感很弱。印度政府设立了15亿美元的科技创新母基金，而这与中国地方政府的引导基金相比，体量微不足道。

移动支付还不够成熟和普及，给移动互联网创业带来挑战。印度很多人没有银行账户，现金使用习惯非常强大。Ola和头部电商Flipkart，创业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收钱的问题。他们都接受现金结算。Ola司机收了乘客现金车费再跟平台分成。Flipkart的快递小哥很重要的任务就是送货时一手收钱一手交货。

跟中国创业者的前仆后继相比，印度创业氛围尚不够浓厚。也许某种程度上受当地宗教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感觉印度人比较安于现状。印度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最理想的工作是进联合利华这种传统大外企。

总体而言，我认为印度科技创业整体还处于数字化（go digital）的早期阶段。我们在印度参访期间，不管是头部创业公司，还是风投基金，没有任何人提到大数据，更别说人工智能。Ola在开发电动车，尚未考虑自动驾驶。

第三，人才流失严重，职业女性缺失。

大量精英离开了印度。曾有在硅谷创业的印度人跟我开玩笑说，印度梦就是到美国去。我在美国读书时的印度同学没有人回印度，全部都千方百计留在美国。

为什么印度裔职业经理人能够称霸硅谷大厂，而中国人做不到？对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讨论，我补充一个解释：因为印度一流的人才选择留在美国，而中国一流的人才选择更加多元。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发展，不管是加入大平台还是自己创业，中国能够提供的事业发展机遇，是现阶段的印度无法相比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印度女性在职场的缺失。印度官方2019年6月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报告显示，印度妇女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滑至23.3%，位列全球倒数第十。我在印度见到的女性职场人主要是在班加罗尔的互联网公司。在孟买很少见到女性员工，就连酒店和餐厅服务员也是被男性垄断的就业机会。

我有一位女性印度同学之前在外企巨头印度斯坦联合利华工作。她说如果加班到晚上7点之后，从安全角度考虑，公司会派保安护送女性员工回家。一方面，我对联合利华竖大拇指，另一方面又对印度女性的生存环境感到悲哀。联合利华有这个意识和实力做到这一点，而印度绝大多数企业会把这看做是额外付出的雇佣成本，事实上会影响女性的就业机会。

印度女性在职场的缺失，从生育、教育和婚嫁歧视就已经种下根源。并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而缺失了女性的生产力、智慧和领导力，对小到企业发展，大到国家经济，都是极大的损失。

挑战中总是孕育着机遇。长远来看，印度数字经济发展的未来可期。

1． 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整体消费能力提升。

据硅谷风投基金Accel印度办公室提供的数据，预计到2025年印度就业人口将达到2.54亿，是2015年的1.6倍；消费阶层（Consuming Class）的总收入这十年间会翻3.4倍，达到2.7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印度内需市场的消费能力会有大幅提升。

2． 庞大底层人群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创造了消费人口红利。

印度首富安巴尼的信实集团旗下的Reliance Jio2016年横空出世，开展4G网络业务，以斥巨资自建生态系统、免费和超低价策略，迅速完成下沉市场的数字启蒙，使印度数亿穷人提前成为移动互联网的使用者和消费者。

Jio将印度4G数据流量价格降到全世界最低，免费提供4G手机（约20美元押金三年后全额退还），免费为用户提供覆盖生活和娱乐方方面面的APP服务及内容，培养用户网络使用习惯，引发了印度前所未有的4G数据流量消费激增。

至2019年6月Jio成立不到3年时间，用户数达到3.313亿。印度已经成为全世界移动互联网数据流量消耗最大的国家。这对印度市场的创业者和风险投资人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

3． 海外精英回流苗头出现，软件业人才得以发展。

印度人撑起了硅谷大厂的半边天，这其实也是一种潜在的优势，意味着硅谷和印度的信息渠道是畅通的。当印度国内进入机遇期时，部分美国名校和科技大厂培训出来的人才，会带着硅谷的最新技术和商业信息，以及风险投资，回到印度创业。

我印度此行见到的创业者和投资人，大多数毕业于印度顶尖名校IIT（印度理工学院，号称录取率低于麻省理工学院），并且有海外留学背景，或曾在亚马逊、谷歌工作。他们看到了印度数字经济发展的潜力，是精英回归的先行者，只是人数还太少，尚不足以撑起一个繁荣的创投环境。

我们拜访总部位于班加罗尔的移动广告平台InMobi时，恍如迈进了谷歌的大门。装修风格、办公氛围像极了硅谷的科技公司。体育休闲设施处处可见。我们停留的两个小时里，不断有餐车出没，厨师推着小车现场制作美食，我们跟员工一起享用了冰淇淋、爆米花，以及各种油炸喷香的印度传统美食。这里也是我见到印度女性员工最多的地方。InMobi的创始人Naveen Tewari毕业于哈佛商学院，是归国创业的印度精英的一个代表。

班加罗尔一千万人口中，两百万是软件工程师，还有约一百万是科研人员。他们中的很多，身在班加罗尔，却为美国的公司做着软件外包工作，与硅谷的码农保持着技术同步。这样的人才结构，让我看到了这个印度硅谷的发展潜力。

硅谷的技术、中国的模式、全球的资本，都在涌入印度。印度民营企业巨头和本土创业精英也纷纷淌入数字经济的洪流。我满怀好奇，再过五年，在印度市场，本土科技公司和外国巨头，会形成什么样的割据？

24小时滚动播报最新的财经资讯和视频，更多粉丝福利扫描二维码关注（sinafinance）

上一篇：华发跃进：跑马圈地与举债狂奔之后 销售额逼近

下一篇：开车进故宫的不止一个 人民日报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