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这么严重，还是不要去了。”

当梁芳向姐姐说出要返回北京的打算时，姐姐担心地说到。梁芳的老家位于河南省汝州市的一个小乡村，这里从1月26日就已经开始“封村”。

按照公司最初的通知，她要在1月31日返回北京上班。但受疫情的影响，北京市政府发布通知要求：除必须外，北京市所有企业单位推迟至2月10日上班。

相应地，梁芳所在的公司也推迟了集中办公的时间。从2月10日到2月16日，公司要求所有员工在家远程办公。作为公司唯一的法务，梁芳每天都要审核公司的合同文件。

然而由于春节回家没有随身携带电脑，这项看似简单的工作操作起来也变得十分麻烦，她最终决定还是要尽快返回北京。

从家到当地火车站不足10公里的路程，却成了梁芳返回北京最大的障碍。由于很多村庄已经封路，即便是电动自行车也无法通行，梁芳最终用了1个半小时才到达火车站，而正常情况下只要20分钟左右。

2019年年底开始于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在全国各地迅速蔓延。乡村封路、列车停运、航班取消，对众多像梁芳这样的北漂来说返回北京之路变得异常艰难。而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他们也不愿过早离开家乡，可最终的决定权却不掌握在他们手中。

回还是不回呢？

“生命重要还是工作重要？”

梁芳知道姐姐已经生气了，由于父母已经去世，姐姐成为了梁芳在世上唯一的亲人。在姐姐看来，呆在村子里要远比去北京安全。“村里不仅把路给封了，而且各个路口还有专人把守，严禁陌生人进出。”梁芳向《商学院》记者说到。

这种看似简单粗暴的做法，成为了阻断疫情在乡村蔓延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也给了村居极大的安全感。但与此同时，也给梁芳这样需要返回城市工作的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其实我个人也觉得还是呆在家里最安全，但没有电脑工作起来真的不方便。”梁芳表示。在梁芳公司的安排中，会根据工作的具体性质，从2月17日起一部分员工要在北京集中办公，其余的则可以居家办公。为保证集中办公员工的安全，届时公司会安排专车接送员工上下班。

最初，梁芳计划在2月17日乘坐从郑州出发的高铁前往北京，但随着疫情的扩散，梁芳心里越来越觉得不安。“我退票了好几次，内心一直在纠结。”梁芳说到。

从工作性质来说，梁芳完全可以在家远程办公，因为她的主要工作是审核文件合同，用手机也可以完成，但却要麻烦领导帮忙修改文件的格式。

“到北京之后，还要隔离14天，还是早点去吧。”2月13日，梁芳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一度处于纠结状态的不只是梁芳，尽管公司要求2月9日必须返回北京，家在陕西的郭帆还是不想离开家乡。“一是担心沿途会接触跟多人，存在被感染的风险，二是担心到北京后的吃饭问题。”郭帆说到。

“我平时在北京都是吃外卖，自己基本不做饭，疫情之下，外卖是不敢吃了，还要自己做饭。”郭帆进一步补充到。可随着公司要求返程的日子临近，郭帆决定在2月8日返回北京。

2月6日吃过晚饭，郭帆的一家人聚集在一起，他们要为郭帆找到一条最安全的返京路线。“最初想的是乘坐飞机返回北京，但是机场离我家太远了，而高铁站就在旁边。”郭帆表示，“我们筛选高铁车次的时候，主要考虑两点，一是要经过的省份最少，而是要时间最短。”郭帆说。

全副武装的归程

2月8日，郭帆按时出发了。

按照家人的要求，她把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口罩、帽子、手套、眼镜，尽量不让一寸肌肤暴露在外面。

由于提前已经给村里说明过情况，再加上村子就紧邻高铁站，没有遇到任何阻碍，郭帆仅用了10分钟就顺利到达。让郭帆没有想到的，在乘坐高铁站时竟将自己吓出了一身冷汗。

由于疫情的持续扩散，按照相关部门的规定，在进入高铁站之前，先要测量体温。在给郭帆测量体温后，工作人员没有让她立即离开，而是要求她在旁边等会儿。

“瞬间，各种不好的想法就从我脑子里冒了出来。”郭帆向《商学院》记者回忆到。大概三分钟今后，工作人员又把她喊过来重新量了体温，这次让才她进入高铁站，郭帆悬着的心终于才踏实了起来。“可能是当时裹的太严了，导致体温有点高，所以他们没有让我立刻进去。”她推测到。

由于离火车站较远，梁芳的出行之路就没有那么顺畅。在说服姐姐之后，梁芳决定直接乘坐从汝州到北京的火车，尽管全程需要12小时。“要坐高铁的话，需要先乘坐火车到郑州，然后再乘坐到北京的高铁，这样的话中间接触的人太多了。”梁芳解释到。

出发前，梁芳特意准备了一次性手套、帽子。“其实，就是不想皮肤露出来。”她表示。

由于各村的路早已经封了，表哥只能骑着电动自行车送梁芳到火车站。在出发前，他们了解到很多村庄不让陌生人通过。为避免麻烦，他们只好专挑小路走。

“真的就像探险一样，走着走着路就没了，只好再重新去找路。”梁芳说到。原本20分钟的路程，最终却花了一个半小时。她开心的发了一条朋友圈，“翻山越岭终于顺利到达火车站”。

本来应该是座无虚席的列车，那一天却是空荡荡的。列车员要求一排只能坐一个人，并且不要与其他人攀谈。而梁芳所乘买的软卧，那列车厢只有两个人。她全程不敢和对方说一句话，尽管对方试图和梁芳聊天。

12个小时，梁芳一口食物没有吃，甚至连卫生间也没去，她全程呆在自己的铺位上，心里一遍又一遍的盘算着还有多久才能到达北京。“体温36.8，正常，顺利抵京。”2月15日上午8点，梁芳开心的在朋友圈写到。

归京之后

“又取消了。”家住山东的刘明向《商学院》记者抱怨。

这已经是第三次被取消车票了。已经在家呆了半月有余，刘明迫不及待的想返回北京。但命运似乎是在给他开玩笑，车次总是被取消。家里人也改变了主意，想让他在疫情结束之后再返回北京。

“家里人还是觉得村子里最安全，”刘明说到。如今他还是在山东老家，每天通过线上处理各种工作。

但在郭帆看来，刘明的经历是幸运的，在家里最起码有人可以给做饭吃。“在家里，我妈每顿都会做好几个菜，完全不用我管，而回北京之后还要自己做饭，真的太麻烦了。”郭帆向《商学院》记者表示。

“我连厨具都没有，而在网上买的厨具迟迟没有发货，还是只能吃外卖，但每次去取外卖，我都会很害怕，尤其是看到有外卖员被感染的消息。”来自山西的王琳向记者表示，她在1月30日就已经返回北京。

“对面小区就有一例确诊的，现在我真的不愿意出去，可还是要去买菜做饭。”2月3日从老家返回北京的孟璐无奈的向记者说到。但她所在的教育公司要求2月3日必须返京，尽管暂时不需要到公司集中办公。

而在梁芳到达北京的前一天，北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通告，从即日起，所有返京人员到京后，均应居家或集中观察14天。拒绝接受居家观察、集中观察等防控措施的，依法追究责任。回京前，须提前向在京所在单位及居住的社区（村）报告。

现如今梁芳已经无法自由出入，所需的日常用品只能通过外卖平台来解决。

困扰他们的不只是吃喝问题，还有要呆在家里办公。“还不如到公司上班呢，在家工作基本上等于全天24小时待命，甚至周末还要工作。郭帆向记者表示。

“早上八点钉钉就开始响，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孟璐则抱怨到，”疫情还是快点过去吧，这样一切就可以回复正常了。”她继续说到。

只不过，疫情的转折点还没有到来，钟南山院士2月11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已经在一些地区出现下滑，预计峰值将在2月中下旬出现，4月前可能结束。

不过他承认，目前人们对新型冠状病毒还有很多未知：“我们还不知道病毒为何有如此大的传染性，这是最大的问题。”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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