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岁的花子，当了20多年的家庭主妇。

直到五年前，她才在中国女人静香开的淘宝全球购店里，找到了一份兼职的工作。

“时薪一小时1000日元”。

白天，花子自己来静香开在小区里的库房上班，捡货、备货、打包。下午四点下班，回家做饭。

跟花子一样，千代、慧子、和子都是静香雇来帮忙的日本妈妈，她们的年龄在45岁到55岁之间。居民楼里100平米的拥挤库房，成了她们家庭以外最重要的“社交场所”。

然而，一场疫情，却打破了原来的平静。

疫情下，在日本生活了16个年头的静香，打算趁势扩张，将自己原本100平米的小库房，搬到成田机场附近。“2800平米的现代仓储，机器人配货。”

而曾给静香打工的花子、千代、慧子和和子，有的要重新回归家庭；有的不得不另外再找一份工作。

这是日本东京，一间四房一厅的普通居民楼。

只是，每个房间墙面上装得满满的货架，显示着如今这里已是一个简易的库房。花子的手，就像装了弹簧一样，熟悉地在各面墙的货架间穿梭着。没一会儿功夫，她就从货架上，理出了30多件“川久保林”。

1975年出生的花子保养得很好。完全不像一个年过四旬的妇女。20多年前，花子从日本“短大”毕业，就嫁给了如今的丈夫，从没有上过一天的班。

直到2016年为止， 她一直都是全职主妇。

那个时候，她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最大的孩子读小学三年级，两个小的，还在读幼稚园。”老公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所以她需要一份兼职工作，贴补家用。

同在一个社区里的静香跟花子的闺蜜是“妈妈友”。

那时，从大连到东京扎根的辽宁姑娘静香，与老公才创业不久。两人开了贸易公司，经营着一家全球购买手店。不过，日本的潮牌是拿不到代理权的，只能靠大量地在零售店扫货。

每一天将近一百件的货品入库，让他们急需一个捡货员。

在朋友的撮合下，花子成了静香的员工。

“九点上班，下午三点下班。”其余的时候，可以回家照顾孩子们。

跟花子一样，在静香的全球购买手店里，这样介于45岁到55岁之前的日本兼职妈妈，如今一共4个。她们都住得很近。最远的一个，骑自行车上班，也仅需15分钟。

“时薪一小时1000日元。”日本妈妈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从货架上，找出货品。备好货，打包好，以待物流公司发向海峡对岸的中国。

2007年，静香从大连到日本读研究生。毕业后，她在日本的一家上市公司工作，做了7年的法务，是那时公司里唯一的中国雇员。

工作的第六年，静香怀孕了。日本少子化严重。在静香怀孕之前，他们公司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出现孕妇了。“我是我们那一批员工，第一个生孩子的。”从社长到同事，都很照顾，“就像对待大熊猫一样。”

工作之余，她和丈夫还开着一家淘宝全球购店，帮国内的网友代购一些潮牌。

不过，在静香准备为大女儿备考日本的私立小学后，事情发生了变化。

静香的另一个身份是二孩妈妈。她的大女儿6岁，二女儿4岁。

经历过国内高考的静香说，这辈子最难的考试，就是日本私立小学的入学考试了。日本私立小学的竞争，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残酷好几倍。

日本的私立小学，就像是一场智力财力和精力的家庭角逐战。据说，在东京，只有1%的家庭，有条件送孩子去上私立学校。

学校为入学考试设立了严格的障碍：孩子智商情商才艺考核，父母收入考核，家庭教育理念考核。经过层层选拔，往往在五、六百个考生中，才录取60名。

静香不得不腾出大量时间，带着孩子上各种培训班。

潮牌服装常常需要到门店扫货，为了拿到市场的垄断地位，静香的丈夫需要吸入大批的服装。这样一来，库房的工作量比平时大了不少。

静香有了找兼职员工的念头。她的朋友向她推荐了花子。

因为花子是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介绍的。在见面的第二天，静香就把库房的钥匙给了她，并给她做了简单的培训。

一开始，花子担心“不懂汉语”。不过，这种顾虑马上就被静香打消了。事实上，库房的工作很简单，只需按条形码来分练，扫码打包就可以了。

干了一个月后，花子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工作。白天，花子自己来库房上班，备货、打包。下午四点下班，回家做饭。

再后来，业务越做越好。每天的发货量从不到100件，到超出200件。

2017年，静香也从公司离职。店里陆续又请了三、四位兼职的日本妈妈来帮忙。

作为前辈，花子一手带出了慧子、千代、和子。

仓库也热闹起来。她们两两轮班，分工合作。

对于花子她们来说，这个堆满衣服的100多平米多库房是整个东京最有人情味的地方。就像美剧《绝望主妇》里的一句台词，“我和这些人一起分享过生活。”妈妈们聚在一起，在工作之余，偶尔也会讨论“哪家的老师，钢琴教得好”这样的话题。

“出门打工，不仅意味着多一份收入，也意味着妈妈们有了家庭已外的社交重心。“库房不像传统的日本公司，没有鲜明的上下级，也没有同僚竞争。大家干得很开心。

在日本，越来越多的妈妈，选择出门兼职工作。不过，大部分日本妈妈只能去餐饮店做兼职，像花子她们这样的并不算多。所以，对于这份工作，妈妈们都格外珍惜。

静香说，妈妈们打包特别认真，一丝不苟。包装的塑料纸稍微有一点点皱，就要换一张。

工作的时间久了，来兼职的妈妈们也渐渐能认识一些简单的汉语。比如“白色”、“大红心“等等。

然而一场疫情，改变了原有的节奏。

4月份，东京的学校停课。孩子们不上学之后，都聚集在家附近的公园里一起玩耍。“反倒不安全了。”

静香店里的慧子和千代，纷纷请了假，回家照看孩子。花子和和子的最大的孩子已经读初中了，可以照顾弟弟妹妹，因此她们还在坚持上班。

在日本待了16年，静香在日本实现了“住房自由”，成立了家庭。身边也有不少日本的同学和朋友。不过，疫情发生后，口罩成了彼此间的一个禁忌，大家都避免说起这个话题。

1月中旬，国内疫情刚爆发那会儿，日本的电视台常常报道，华人在药店、超市抢购口罩、消毒液的消息。到了一月底，药店口罩紧缺，日本开始限购。紧接着，2月，日本进入花粉季。“在过去，日本老百姓几乎人人都要带口罩出门的。”

一位跟静香关系好的日本妈妈看见静香带的口罩，忍不住问她“你怎么还有口罩？”

还有一次，静香的老公去专柜买货，见着熟识的柜姐没带口罩，关心地问”怎么不带口罩啊？”对方翻了一个巨大的白眼，“我又买不到口罩咯！”

在国内爆发疫情时，静香不是没想过，要是她集结所有的员工，到东京的各个超市去买口罩，是可以扫货的。

静香的买手店，有18万粉丝。她也可以把口罩当作福利，送给自己店里的粉丝。“那时候，我一天发150单、160单的样子。”

但一盒口罩，五十片。就算每个粉丝送一片，每天也要送出三盒口罩。

思来想去，最后她还是作罢。日本的口罩很快就紧缺起来。生活在日本，她不得不考虑，当地人的需求和感受。

在这样的情形下，看到日本援助中国口罩，静香觉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背后的情谊分外可贵。

银座、新宿、涩谷曾经是静香最常出没的扫货之地。过去，这里人山人海。

不过，从上周五起，商场也陆续关门了。政府规定，从4月13日到5月6日，商场暂停营业。

其实，早在两周前，静香去扫货的时候，她就发现自己已是“ 包场的待遇”。

疫情期间，政府对国际游客进行了“封锁”。游客少了。许多拿着旅游签证的小代购，都被挡在了日本的国境线外。

没过多久，也停运了。

一批依赖EMS的小卖家的通路，彻底被切断了。

那段时间，静香反而觉得“货源充足”。

静香隐约感到代购行业，正经历着一场疫情下的洗牌。“许多规模比较小的买手，他们大部分拿着旅游签证，靠人肉带货。在春节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赶在商场关闭之前，按照去年的发货量，静香一口气屯了三、四个月的货。“就算商店关门持续到六、七月份，生意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唯一的影响，可能就是直播地点从商场转移到了库房。

静香的库房，曾经是花子她们最喜欢的地方，安放着她们主妇以外的另一个身份。如今，仅仅一百平米的空间里，货架上，打包台上，到处放满了衣服。连个下脚的地方，也要找半天。

即便是疫情下，静香还在寻求新的品牌代理机会。这意味着未来还有更多的货品要搬进来。

这让静香终于下决心，落实搬仓库的事情。

事实上，换仓库的念头，由来已久。差不多有一年时间，静香陆陆续续谈了好几个地方。只是，每次看到库房里堆成小山的衣服，夫妻两人总是腾不出完整的时间来收拾。

疫情期间，工作量骤减，静香终于有时间把库房搬迁，提上议事日程。

不久前，静香决定要把库房搬迁到成田机场附近的仓库中心。她算了一笔账，仓储这部分，以后每个月会多支出1万人民币的成本。但机场附近的货仓有2800平米，未来可以开拓新的潮牌，还有美妆产品。

“只是新库房采用高科技的机器人配货。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雇人来手工作业了。”

到时，花子们可能要重新再找一份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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