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文锋 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研究员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依然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人员、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成为常态，并不断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形态迭代演进。互联网、数字化技术迅猛发展，与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全球供应链处在一个深刻变革的关键时期。把握好全球供应链构建、重塑、创新带来的历史性机遇，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合作，跨越全球供应链转型升级鸿沟，进一步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是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

当前全球供应链构建、重塑与创新的最突出特征是数字化，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区块链、云计算技术与供应链的深度融合，促进了供应链面向客户需求的柔性化，推动供应链智能化从前端向后端延伸，组织形式从链式结构向平台化、网格化演进。数字智能技术在促进供应链全球化的同时，也为区域化的并行发展提供了支持。全球供应链释放出的外部性，与越来越多的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绿色供应链业已成为各方共识和行动。

1. 数字化。世贸组织研究报告指出，传统的供应链管理是一种从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到消费者的线性模型，数字技术正在将其转变为全息流动（综合信息多方向流动）的模型。一大批跨国公司投入巨资开发数字化供应链（Digital Supply Chain），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全球供应链。供应链的数字化贯穿于研发、设计、采购、生产、物流、营销全流程。据阿里云研究中心报告，未来3-5年内，零售业数字化程度有望达到70%~80%。随着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智能机器人等技术和设备的投入使用，数字化正在向工业制造端延伸，将极大改善供应链效率。根据一些企业案例，车间数字化可提升生产效率20%~40%。传统供应链开发一个系列产品需要8~12个月，数字化手段则将研发周期缩短至1个星期。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到2030年，去中介化、分散化、非物质化的数字化推动力，将创造10%~45%的行业总收入。

2. 智能化。从数字化供应链发展到智能化供应链，乃至智慧供应链，是生产组织结构和方式的大变革。2019年高德纳（Gartner）提出八大战略性供应链技术趋势，认为人工智能和算法成为智慧供应链的大脑，高级分析为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将对传统供应链产生颠覆性影响。根据德勤（Deloitte）最新调查，中国制造业正处于人工智能大规模落地应用爆发的前夕，93%的受访企业认为，人工智能将成为全球制造业增长和创新的关键技术。Gartner预测，到2020年，全球物联网设备将达到260亿个，数据通信体64亿个，128.6亿个物联网传感器和设备在消费者群体中使用；到2022年底，85％的大型和超大型组织将部署某种形式的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全球60%的职业至少有30%的工作可以被完全自动化。根据麦肯锡的数据，世界500强企业中，超过70%都在使用RPA。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促进了供应链管理优化，从研发、采购、生产到物流、营销，整个业务流程“有眼看得清、有脑更智慧、有手更柔性”，实现了可视化、可感知、可调节。未来供应链面对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环境，将更具自主性和预见力。如德国电商Otto开发了一个智能系统，能够分析30亿次交易和200个变量，对未来30天内销量进行预测，准确度可达90%等。

3. 柔性化。传统供应链管理注重“先生产后销售”式的供给端要素配置，其流程优化设计，往往根据成本最优原则，批量生产批量营销。柔性化供应链管理则是需求拉动型，从“成本中心”转化为“机会中心”，以更好满足消费者需要为出发点，精准把握消费者行为偏好。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意愿和偏好精准营销，将碎片化的订单信息集中处理，进行“柔性化生产”，尽可能在短时间内将定制产品或服务送到消费者手中。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数字化工具、大数据分析系统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信息交流、商务来往、快捷支付，缩短了供应商、渠道商到消费者的距离，使得个性化定制、分散化采购、小批量生产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在快销品、时尚用品领域，“小订单、多品种、快周转”特征更为突出。海恩斯莫里斯（H&M）、飒拉（Zara）、优衣库（Uniqlo）等休闲服饰品牌的网络订单，从消费者点击购买到工厂发货，周期是7-10天，对客户的快速响应速度是传统服装供应链的10倍，合作的外包工厂也必须适应这种订单快速安排快速生产的节奏。中国鞋类供应链柔性化趋势也在加速发展，依托大数据平台收集分析鞋类样本，利用3D技术开发鞋类样品，通过互联网营销，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时尚化的需求。

4. 平台化。过去十多年来，基于现代信息、互联网、大数据等在全球供应链领域的广泛应用，供应链组织形式从链式主导，部分转向平台型主导，涌现出一批面向供应链客户端的平台型企业，如亚马逊、阿里巴巴、腾讯、eBay等。目前数据智能化、供应链一体化、工业软件、智能工厂等技术逐步成熟，供应链制造端正经历平台化的深刻变革，将催生一批基于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的“超级车间”“超级工厂”“超级货仓”。未来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将对平台型企业形成新的发展助力，基于安全、信任、可追溯和可控等优势，通过创建安全透明的分类账本系统，整合生产商、零售商、物流服务商和监管机构等相关利益方，纳入同一平台管理，整个供应链流程变得可信透明。例如，航运巨头马士基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共同开发的TradeLens运输平台，是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运输解决方案，迄今全球近百家合作伙伴加入该平台，提供全球海运集装箱货物接近一半的数据，航运文书处理量减少了10倍，运输时间平均下降了40%。全球供应链的平台化，从跨领域、跨区域、跨边境层面，促进了信息、人员、资源、资本等要素的融合和整合，以平台型企业为核心，辐射大量的上下游企业，促进了产业的规模化、集群化、专业化，创新了全球供应链生态。

5. 绿色化。全球供应链本身是跨境、跨领域的生态体系，具有极大的外部溢出效应，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早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考虑供应链对环境的影响，之后绿色采购、绿色供应链、绿色设计等概念雨后春笋般相继提出。绿色供应链管理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综合考虑供应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如避免资源消耗浪费、生产资料可降解可循环、工作人员环境安全舒适、产品有机健康、产品回收处理等。如今从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绿色生产到绿色物流、绿色包装、绿色销售、绿色回收与处置，绿色理念与绿色管理已遍及供应链整个运营流程。实践中各国企业普遍执行全球供应链的国际绿色要求和标准，要求其供应商参加ISO14000系列标准认证，履行社会责任。例如，美国通用电气（GE）从2004年开始在中国推行绿色供应链项目，十多年来参与的供应商达4500多家，解决约16500项环保问题等。

6. 区域化。全球供应链作为国际产业分工的组织形态，随着国际分工不断深化而进一步演变发展。一方面，人员全球流动、资源全球分布、知识全球化、市场全球化等特征，决定了包括研发设计、采购、生产加工、营销等在内的供应链环节全球化，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分工的基本格局与发展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比如许多鞋服、手袋时尚产业，其材料采购来自日本、韩国，设计出自世界各地设计师的共同参与，生产则遍布在东南亚、南美等发展中国家，分销中心则布局在欧美、中日等主要目标市场。另一方面，随着全球供应链重塑动力增强，区域化属性日渐突出。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2013—2017年间，区域间贸易在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占比增加了2.7个百分点。全球供应链的中高端环节逐渐向美欧等发达国家集聚，低端环节则流向劳动力更密集、资源更富集、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加工组装环节从中国流向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产业转移具有代表性。这其中既有科技创新、环保压力、用工成本等因素，也与美国等采取关税措施鼓励制造业回流，跨国公司重构全球供应链有密切关系。当前美国抛开世贸组织规则，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单独签署协议，加上英国正式与欧盟脱钩等因素，尽管供应链全球化的长期基本走势不变，但供应链重构的区域化走势值得关注。

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培育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新优势，促进对外经济协调均衡发展，推动形成区域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健全开放型经济体制，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目标新任务。把握全球供应链的发展趋势，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合作，在全球新型供应链的构建、重塑、创新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不仅是实践证明的成功经验，也是新时期赋能高水平开放的必然选择。

（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进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高水平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是沿线国家着眼于共赢发展的战略层面，构建具有全球性或区域性的现代新型供应链体系的共举，体现了参与各方的一致意愿，惠及沿线国家和地区，将激发巨大的辐射和普惠效应。落实“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应有之义。五通推进要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精准发力。在宏观层面，沿线国家政府政策、合作机制等公共产品服务至关重要，是构建“一带一路”价值链的主导者、推动者；在中观层面，根据各方优势与需求，构建要素资源畅通、市场需求互补的产业链条体系；在微观层面，按照市场原则、国际规则与合作协定，倡导国际国内有实力、有运营能力的企业参与，形成具有技术引领、产业支撑、流程协同、配套完善的新型供应链体系。

“一带一路”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构建、塑造与创新，是全新的、高水平的开放合作：起点高、幅员广阔、要素多元流动，既有市场内在的需求驱动，也有政府的主动而为。要积极应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型技术，推动在沿线国家构建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供应链体系；注重“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顾及公众利益，放大外部正向效应，打造绿色供应链体系；利用国际供应链重塑、传统产业转移时机，开展沿线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引导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向沿线国家转移落地，推动沿线国家参与全球供应链体系；利用沿线国家枢纽城市或港口优势，培育若干具有全球或区域影响力的供应链合作平台，形成一批具有研发、采购、生产加工、物流配送、营销等流程的供应链功能集聚区。

（二）培育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新优势

衡量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能力的指标，可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经合组织（OECD）和世贸组织（WTO）提出了包括全球价值链（GVC）参与度指数、GVC生产环节指数和GVC最终需求距离指数，以全面衡量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广度及其在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至于在企业层面，不少研究则认为，可以从采购、研发、设计、渠道、品牌、信息化和互联网运用等方面，衡量企业的全球供应链运营能力。发达国家在研发、技术、制造、渠道等全球价值链细分领域，长期占据制高点，主要归因于其众多跨国公司构建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和强大的运营能力。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方，无论是传统的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机械电子和装备产业，都是全球最大的供给方，也是全球最大的市场。电子、机械和设备占全球出口份额达17%~28%；家具达26%，纺织和服装达40%。但大量的中间品仍需依赖进口，尤其是新材料、关键零部件、核心工艺和技术。以集成电路和光学设备领域为例，进口额高达国内产值的5倍。中国企业自有品牌在境外具有渠道运营能力，但能够提供一揽子服务解决方案的凤毛麟角。大量案例表明，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一是要有鼓励竞争、激励创新的市场机制和环境，二是要有来自企业内在的创新动力。如今，富有现代供应链理念和思维、提前布局和应用新型供应链技术的企业，最有机会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链主”，形成具有全球价值链主导能力的生态圈。当下正是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广泛应用的技术窗口期，也是大力鼓励技术创新和管理模式创新，跨越供应链升级鸿沟，形成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的历史窗口期。

（三）促进对外经济均衡发展

促进国内国际市场良性互动，内外贸深度融合，进口出口相对平衡，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协调发展，生产与贸易形成联动，“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流动，是新时期发展阶段转换、产业结构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体制机制模式创新、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着力点。基于国际深度分工下的全球供应链，在促进要素流动、市场融通、贸易畅通、业态兼容、环节协同、流程联动等方面，不仅有着失衡调节的天然机制，而且也是供应链优化管理和模式创新的功能所在。针对进口环节多、进口壁垒多、进口主体散小的状态，应以改善进口供应链管理为着力点，鼓励国内外有实力的企业构建组织化程度高、运营能力强的进口供应链体系，推动进口便利化，激发国内进口需求的潜力，扩大进口。鼓励有实力的外向型企业眼睛向内，利用其研发设计、批量生产、质量管控的优势，打通国内市场渠道，为国内消费升级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与服务供给；鼓励内向型企业“走出去”，把在国内市场所形成的技术、服务、品牌和渠道优势向境外延伸，实现由国内供应链向全球供应链转变。积极引入发达国家成熟的渠道商，通过学习效应，提升国内采购、物流和分销体系的组织化和现代化水平。主动把握全球供应链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柔性化、敏捷化发展的强劲势头，抓住数字贸易、服务外包、现代物流、互联网营销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迅猛发展的机遇，发展带动力强、辐射面广的国际新型供应链服务和配套体系，带动服务贸易跨越式发展。

（四）形成区域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中国人口众多、幅员广阔，地区间差距长期存在，促进东中西部区域开放型经济协同发展，是新时期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东部沿海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供应链起步早，已经形成一批外向型的产业加工集群。新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从全球价值链参与者转变为构建者、引领者，转换产业成长动力，跨越转型升级鸿沟，发展的基础条件相对成熟。实施京津冀协调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建设富有活力的世界级产业群、城市群，既要对标国际发达的产业群、大湾区和城市群，更要对接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鼓励顶级跨国公司设立负责供应链运营管理的“头脑”中心，成为国际贸易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新动力，在全球现代供应链构建、重塑、创新进程中走在前列。中西部区域参与全球价值链、供应链起步晚，参与度低，原本已有的供应链体系，也因要素资源和市场的双重流失而削弱、断裂甚至消失。根据国际国内经验，提升中西部内陆开放，形成开放型经济新的增长极，一要培育有核心竞争优势、有稳定市场需求的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形成产业集聚区。二要围绕产业链、供应链、技术链，畅通联结陆海内外的信息流、物流、人流和资金流，改变信息孤岛、资源孤岛、产业孤岛的状态，培育面向国内外市场的产业供应链体系，形成产业生态圈，放大辐射效应。三要抓住当前国际供应链重塑、产业转移的机遇，主动承接轻纺、电子等产业的生产加工环节，形成一批外向型的产业集群。四要构筑稳定的订单需求。采取需求管理措施，在军民融合采购、政府采购等领域加强对中西部的支持，发展进口替代，引导供应链分散布局。沿边重点口岸城市、边境城市是“一带一路”建设、内外联通的重要节点，可以依托沿边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自贸试验区，建设若干具有产业特色，集采购、加工、物流、配送等功能于一体的供应链服务与配套支点。

（五）健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高水平开放是一种体制、规则和管理模式的开放，构建并健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其中要义。全球供应链本质是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而且是跨境多方向多渠道多频次的流动，新兴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加快了这一趋势。全球性的供应链一般都有成百上千家企业参与，分散在世界各地，其运营流程必须要求有一致性的商业规则和营商环境，如果营商环境差异大，全球供应链的布局和正常运营就难以进行。全球供应链运营的通行规则、标准和模式体现了市场化、专业化、全球化的特征，跨国公司在许多领域都是其中的首倡者、推动者和主导者。进一步降低关税税率，减少服务贸易壁垒，保护知识产权，不搞强制性技术转让，打造符合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符合跨国公司将价值链、供应链拓展到中国的需求，也是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努力方向。顺应全球供应链发展趋势，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也与构建符合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开放型新体制有着内在逻辑一致性。中国主动商签FTA协议，履行更高标准的开放承诺，可以对国内体制机制形成创新倒逼；设立自贸试验区，建设自由贸易港，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则是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的主动开放措施。推进制度、规则、标准和管理开放，需要进一步参与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和治理，提出中国议题，实现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共建共营共享。

近年来，我国参与全球供应链，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努力已取得明显成效，但与全球新型供应链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需要跨越不少鸿沟。

1. 向智走，需要跨越数字鸿沟

以智能化、智慧化为特征的新型供应链正迭代传统供应链，供应链的核心竞争能力将取决于数字化应用。我国供应链数字化起步早，在数字应用领域已拥有一批走在世界前列的企业，华为、美的、海尔、联想等企业是实现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成功转型的代表。但总体来说，我国企业数字化供应链构建与创新仍滞后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真正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管理的企业仍为数极少，有些机构及企业甚至没有ERP系统，大量的数据处理依赖Excel完成。数字领域的基础设施支撑不够，操作系统、工业软件等关键技术软肋，成熟解决方案匮乏，加之投入成本较高，导致许多传统企业不能也不敢数字化。

2. 向上走，需要跨越技术鸿沟

目前，我国制造业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条，制造和贸易规模居全球首位，个别行业和产品已经处于高端位置。根据中国工程院的分析，我国处于世界领先的产业有通信设备、家电等5类，处于先进水平的产业有航天装备等6类。但国际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分工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美国是全球科技创新的中心，日欧是高端制造的代表，我国仍处在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的进程中，突出体现在缺乏大量有技术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缺乏对全球供应链的控制能力。我国技术集成创新能力突出，但原始创新及其应用能力有待提高，高档数控机床、机器人等10类产业与世界水平有较大差距，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等5类产业差距更大，半导体材料和设备、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芯片、基础软件、数据库管理系统等对外依赖度极高，如机器人制造所需的伺服马达、减速齿轮、控制系统等核心技术组件严重依赖进口。

3. 向外走，需要跨越服务鸿沟

我国企业“走出去”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和影响力，但对外经济和贸易综合服务型企业的运营能力和服务水平相对较弱，大多从事价值链中低端的服务环节，在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上下游企业协同、配套服务支撑方面存在一定差距。许多企业代工生产能力强，但把握不好目标市场或东道国的习俗文化、商业惯例及时尚趋势，在设计、营销、渠道等环节不能精准对接消费者需求，自有品牌成功拓展欧美发达经济体渠道的数量比例仍然较低。企业运营管理及服务跟不上信息、资金、物流、人员等跨境流动配置需求，上下游企业之间缺乏有效协同，导致缺乏供应链应变弹性。我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20%~50%，受服务品质和服务能力制约，信息、咨询、法律、财务、金融等一些细分领域缺乏竞争优势，难以为“走出去”提供配套支持。

4. 向内走，需要跨越营商鸿沟

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内陆区域，参与全球供应链广度和深度相对较低，与营商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经过多年发展，我国营商环境已经取得很大改善，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从2017年的78位跃升至2019年的31位，连续两年入列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但营商环境的改善存在区域不平衡现象。相比东部地区，中西部基础设施落后，区位偏僻，物流、通信、土地等成本高，存在诸多客观性制约因素。市场准入、人才环境、中小企业融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透明度、契约精神等软环境上的差距则更大。中西部参与全球供应链，承接产业转移，面对东南亚等地区的激烈竞争和国外贸易壁垒，不仅靠用工、资源等价值洼地，更需要在改善营商软环境上下功夫。

5. 向惠走，需要跨越治理鸿沟

增进各国各地区社会福祉，惠及更多的企业、消费者和社会群体，是国际社会改善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共同挑战。一方面，全球供应链基于其市场特质，可能带来垄断、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外部性问题。一些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忽视社会责任，缺乏对产品品质、知识产权保护的把关门槛，损害了相关企业利益和消费者权益。全球供应链讲求合规性运营，对链条企业而言，必须通过环境、质量、标准等认证，以减少负的外部效应。另一方面，政府不恰当干预会造成供应链扭曲。一些国家政府单方面采取加征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导致贸易争端，冲击了全球供应链的正常运转。因此，需要加强相互间的协商，化解分歧。此外，公共卫生、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人类社会面对的共同挑战，也需要各国政府加强供应链治理的国际合作。

数字化构成了全球供应链构建、重塑与创新的核心特征，产业转移反映了全球供应链重塑的方向，跨国公司承载着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竞争能力。我国要积极顺应全球供应链数字化发展新趋势，因势利导构建数字供应链体系，跨越数字鸿沟；推动技术创新、运营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培育在全球产业链有控制能力、运营能力、配置能力的核心企业；迎接全球供应链重塑带来的挑战，有舍有取，有序引导产业转移；加强新型供应链的战略支撑与保障；积极参与全球供应链治理，实现共建共营共享。

（一）顺应全球供应链数字化发展新趋势，因势利导构建数字供应链体系，提高参与全球供应链的广度和深度

当前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将数字化提升到重要的战略层面。如2020年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数字化转型规划，包括《欧洲数据战略》《人工智能白皮书》等文件。设计与开发、供应商选择、物料采购、生产控制、物流配送、分销渠道等供应链领域，具有数字化发展的巨大空间。要促进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与5G技术与全球供应链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智能机器、人机协同、云办公、数字签名、移动支付、身份认证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塑造可视化、可跟踪、可预见、反应敏捷的数字化功能，实现传统供应链运营从串联到并链，从链式到网式的转型。推动数字化构建从供应链销售端向供给端延伸，贯穿到全流程各环节，包括数字化规划、数字化精准营销、数字化设计、数字化采购、数字化生产、数字化物流、数字化运营及质量管理等，促进数字贸易、数字外包、数字服务等数字业态的发展。构建数字供应链资金投入大，建设周期长，整合难度大，技术门槛高，既需要企业有数字规划、投资实力和管理能力，也需要政府提供数字供应链构建的公共服务，实施促进供应链数字化发展的综合政策，提升数字技术基础研发水平和大规模应用能力。

（二）把握全球供应链构建和创新带来的新机遇，推动技术创新、运营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提升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

企业有差异，产业有朝夕，供应链有兴衰，创新是保持生生不息的动力。发挥供应链创新在资源配置、要素流动、效率提升的作用，着力改善筹划、布局、整合、优化、评估、保障等运营功能，实现产业链的协同、价值链的主导和供应链的顺畅。企业是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构建者、重塑者和创新者。抓住全球技术变革新趋势，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政府为引导，开发、挖掘、突破全球产业链中的“独门工艺”“卡脖子技术”和关键中间品，跨越技术门槛。抓住全球经济信息化新趋势，鼓励精益管理、快捷反应、综合服务、解决方案等运营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网络化转型，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前端后端融合，推动一批企业成为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柔性化、平台化运营的标杆，从1.0向2.0乃至3.0升级。遵循全球产业分工新特征，推动生产与贸易、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进口与出口、贸易与投资、国内环节与国际环节、实体流程与数字流程的融合与联动，实现由链条参与者向链条运营者转变，由业务承接方向业务组织方转变，形成一批在全球产业链有控制能力，全球供应链有运营能力、全球价值链有配置能力的核心企业。

（三）迎接全球供应链重塑带来的挑战，趋利避害，有舍有取，有序引导产业转移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采取措施吸引制造业回流，这种回流具有结构性、阶段性特征，外流趋势没有减慢，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基于成本、安全及技术变革的全球供应链重塑，是各国面对的共同机遇和挑战，关键在于抢占先机，主动而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重新构建与分散布局，我国迈向中高端环节面临的竞争压力更为显著，同时，供应链外迁的风险正在增大。要依托我国坚实的产业体系和巨大市场优势，鼓励国际先进的供应链环节和业务流程在中国生根落地，形成数字化、智能化产业集群；积极参与高标准规则和议题的FTA谈判，商签双边协议，打造互补性强、流动性大、融合度深的区域一体化生态圈。继续鼓励国内优势产业、企业、项目、服务“走出去”，结合东道国需求，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带动产业链、供应链向境外延伸。部分轻纺传统产业加工生产虽向东南亚地区转移，但总体上可承载的产能规模有限，我国生产加工及配套的容量依然巨大。要发挥产业链、供应链的牵引与结网效应，鼓励研发设计、关键材料、生产设备、营销服务等上下游环节深耕本土，扩大中间品贸易，实现由中间品进口国向中间品出口国转变。改善商务政务服务环境，有序引导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内陆转移，培育既面向国际国内市场，又面向机构采购的分布式供应链体系，避免供应链大规模外迁。

（四）加强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支撑与保障

基于全球供应链的集聚力和辐射力，欧美国家将其提升到战略层面，作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资产。美国2012年发布了《全球供应链安全战略》，把促进商品的高效和安全运输、培育有弹性的供应链作为战略目标；英国2015年发布了《加强英国制造业供应链政府和行动计划》，重点支持供应链创新、上下游协作、供应链融资、弹性安全等；德国将构建智能化供应链作为工业4.0的重要内容。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现代供应链，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为参与全球供应链协同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与政策支撑。此次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正常运行构成了巨大挑战，也暴露出现有供应链体系缺乏应变弹性的症结，需要继续动态完善保障与支撑体制机制，突破技术瓶颈，夯实流程协同缺口，弥补运营管理短板。要着力构建应急供应链体系，按照分散布局与上下游协同原则，分层分类设置战略物资与供应商优化目录，构筑军民融合供应链，提高供应链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和灾变的响应能力。做好全球供应链的人才储备与使用，着力培养信息技术、应用程序、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运营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和应用型人才。

（五）参与全球供应链治理，实现共建共营共享

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产业与企业已通过全球供应链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全球供应链带来市场垄断、环境污染、收益差距等外部性问题，各国政府对全球供应链的干预带来的市场扭曲，都需要各国政府与机构协作，共同推进全球供应链治理的改善。要利用国际合作平台，加强供应链产业政策的谅解与协调，实施符合国际多边规则的中性政策，营造国际公平竞争环境，促进全球供应链的共同参与，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共同分享。利用多边贸易组织加强数字贸易等国际规则谈判，逐步建立可互认的供应链标准规则体系，提高各国规则和标准的一致性，采取措施消除或减少供应链壁垒，解决贸易环节多、贸易时间长、贸易成本高等供应链环节存在的瓶颈问题，促进海关通关、检验检疫、运输物流、电子商务等便利化。为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灾变，应倡导各国协同合作，共同构建全球应急供应链体系。督促参与全球供应链的各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倡导绿色供应链，实行采购、生产、物流、销售、消费、回收等全流程的绿色管理，推广生态标识，避免包装过度、废弃倾销、污染外泄，实现供应链全生命周期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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