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塬上草

70岁的李爹爹在新冠重症隔离病房经历过生死关，他没想到，治愈回家后，还要忍受的被周围人冷落和躲避的“自我隔离”生活。以下是他的自述，借以呼唤更多的理解。

重症监护室：我和尸体同病房睡了一晚

我是摄影爱好者，1月18日我和朋友到汉口一家书店看“永远的非洲”主题摄影展，摄影展很受欢迎，看展的人挤人。当天晚上我开始发病，低烧37.3度，四肢乏力，肌肉酸疼，和我一起去的朋友当晚也出现发烧症状。1月19日，我到医院看病，做了血常规，白细胞异常，有病毒感染迹象。医生告诉我，最近有很多这类发烧的病人，我的症状不是很重，医生给我开了一些药，让我在家休息。

在家呆了几天，持续发烧，拉肚子，喘气很严重。看到新冠肺炎的新闻，我觉得不对劲，想去医院检测下到底是什么病。1月22日下午五点多，我到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发热门诊排队挂号。那是红会医院成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的首诊日，发热病人像潮水一样挤进本就不宽敞的门诊大厅，像沙丁鱼一样密密麻麻，走道上也塞满了打吊针的人。我做过质量安全监督员，我对医疗系统比较熟悉，我立即感觉到不对劲，在密闭的环境里，各类病人挤在一起，很容易交叉感染。

病人明显超出医院承受的极限，医生和病人都很疲惫，不耐烦的病人屡次和医生发声口角，抱怨等太长时间了，有的病人骂的话很难听，有情绪激动的病人用手捶打分诊台和玻璃门。医生也很绝望，医院缺人手，医生护士们大多连轴转了十几个小时没有休息。3号诊室有个男医生熬不下去哭了，他跑到分诊台，我听到他哭着说，“上级把任务扔给我们，其他什么都不管，吃饭的问题、穿着防护服解手的问题都不好解决。” 他说实在撑不住了，要求轮换班。但分诊台的人说，再撑一撑，还有这么多病人，实在调不出人手来。

排了七个小时队，晚上12点多，终于轮到我了。给我看病的医生很疲惫，也许是盯着电脑屏幕太久了，他眼神很迷离，眼睛里充满血丝。我等了七个多小时，他只和我说了五分钟。医生告诉我，医院没有病房，给我开了点药，要我回家休息。

看完病已经接近凌晨1点，路上车很少，我只得走回家。我平时跑步和游泳，走路大步流星，医院到家里大概五里路，平时走路半个小时，那天边走边喘，走走歇歇，走了一个小时多才到家。刚到家，武汉就发布了封城的消息。

在红会医院看病的经历太糟心了，我在家躺了两天，吃了退烧药，发烧并没有降下来，喘气更加严重了。大年初一我躺在床上，发烧38.6，我感觉快不行了。1月26日，我老伴跟社区反映，社区帮我联系了医院，但是社区没有车，我自己慢慢走路挪到医院的。在医院拍了CT，CT显示双肺感染，有玻璃纹阴影。看到“磨玻璃”的字样，我就知道我“中招”了。我恳请医生收我住院，医生说医院床位已经住满了，比我严重的病人都住不进去，给我做了登记，让我回家等消息。

我知道如果我不立即住院，很可能过不了这个坎。我像疯了一样打电话，到处找关系求床位，反馈的结果都说医院满了，一床难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当天晚上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说医院要新开一层病区，要我赶紧去抢床位。我很幸运地在1月26日晚上住进了医院的隔离病房。

隔离病房是临时紧急改造的，改得很粗糙，走廊用铁皮挡板隔开。我住的是重症监护病房，一个房间三张病床，用布帘子简单隔开，病房里抢救设备很少，不能做插管。

和我同病房的两个病人，一个爹爹年纪比我大一点，73岁，住进来病情就很重，呼吸困难。1月29日凌晨一点多，我突然闻到一股恶臭味，我拉开帘子一看，那位72岁的爹爹面部僵硬，氧气面罩已经被他拉下来，他眼睛很惊恐地看着我，手颤颤巍巍，使劲想握成拳头，已经说不出话来，大小便失禁了。我再看他床头的心电监护仪，线条快拉平了。

我赶紧按铃叫护士，当时医院很缺人手，隔离病房没有护士值班，等了好一会儿，没有人应答。我又跑出去用手锤隔离病房外的铁门，依然没有人应答。老爹爹在死亡边缘挣扎，看得出来他很痛苦，戴着假牙，面部显得有点狰狞。我就安慰他，不怕，不怕，医生就要来了。老爹爹的儿子在澳大利亚，临终时没有一个亲人陪在身边，肯定很孤独，很恐惧。我就不停陪着他说话，给他做临终关怀，他握得很紧的拳头慢慢松开了，人渐渐松弛下来。

大约过了三四十分钟，护士才进来，心电监护仪显示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护士跟医生通了电话，报告了病人已经无生命体征，没有任何抢救，撤下了心电监护仪。当时是凌晨二点多，叫不来殡仪馆的车，护士用白布简单的把病人遗体包好，摆在病床上。

同房另一个病床的人吓坏了，他坚决要求换床。那天晚上就我和尸体呆在一个病房。我做工程安全监督员，尸体见得多了，但是和尸体呆在一个屋过夜，还是第一次。我倒不害怕，就是感觉有点不舒服。我把帘子拉上，用酒精消毒，把头蒙上，就迷迷糊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六点多醒来，看到窗外微光，终于天亮了。我当时给朋友发了一条信息，死去的人熬不到天亮，只有活着的人才能感受到天亮的幸福。

我住的病房消杀完后，等我返回房间，就立即住进来两个新病人。有一个病人是我的熟人，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喘气很厉害。他住进来两三天后，有一天我从厕所回来，看到他趴在床上不动了，一只脚搭在床架子上，没穿袜子，像白纸一样的颜色。我感觉不对劲，按铃叫医生。这一次护士来得很快，给他供氧。几天后他还是走了。

一周之内，我亲眼看到同病房的两位病人去世。给我们治疗的是广州来援助的中医院医生，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他们很敬业，对我们这些病人很耐心，但前期医疗物资缺乏，病房缺少抢救仪器，没有插管，没有ECMO，有时候都没有什么抢救的过程就死了。而且这个病发展得很快，就那么两三天，人就不行了。

我在重症监护室住了八天，这个病区是35张床位，我所知道的有7个人死亡。第一天住进来的时候，隔壁房间的一个老太婆死了，走得悄无声息，亲人不在旁边。没有人哭，没有喊，周围的人也很平静，没有人惊恐，没有人说话，口罩下看不出表情。在这里死亡是悄无声息的。见太多了，当死亡是个大概率事情时，大家都麻木了。

生死关头自救

我的病其实也进展很快，住进去第二天就很严重，持续高烧38度多，拉肚子，拉出来的东西像鸡蛋清一样。最难受的是憋气，第三天，我去厕所，蹲下去突然感觉到胸部憋闷，像呛水一样窒息，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努力撑了几分钟，踉踉跄跄挪回病房，立即把我的情况告诉医生。医生给我调整了中药，对我的呼吸调整很有好处。有些人反感中医，但广州来的中医根据病人的情况个性化施治，对我比较有效，两天后我的呼吸问题就得到改善。

我跟医生护士的关系相处很好，有些病人不愿意和医生说话，有的病人甚至对医生护士发脾气。有一次，一位护士给隔壁床的病人打针，护士穿着防护服，打针不是很方便，第一次没打准部位，那个病人就发脾气骂护士，我就去劝说，护士很辛苦很不容易的。我喜欢和医生护士交流我的病情，他们也很耐心。我总是感谢他们，“你们做得很好，我的身体有很大进步了，一定要巩固成果。”这样一个新的疾病应该怎么治，大家都没底，医生护士也需要表扬，给他们信心。

最初几天我胃口不是很好，但我知道，要想活命一定要吃，营养要跟上去。我就逼着自己吃，吃完了发给自己的那份，有时候旁边病床的人不吃，我就把他的盒饭拿过来吃。但吃得太多，又缺少运动，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在疫情之前，我有糖耐量异常的基础病，这是糖尿病的前奏。有一天半夜，我突然觉得浑身奇痒，我用手指去抓皮肤，使劲抠皮肤，皮肤都抠出很多血来，粘在被子上。抠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止不住痒，然后我就没劲了，全身冰冷，尤其是胸口，像结冰一样。我放弃了抠皮肤，放弃的那一刹那，人就松下来，大脑空了，身体空了，我有种幻觉，感觉自己要飘走了，是一种临死前要解脱的感觉。

有一阵子我迷迷糊糊，突然想起来是不是某种酸中毒。因为我自己有糖耐量的基础病，我也有意听这方面的讲座，所以在那一刻我突然想到我可能是糖耐量异常引起的酸中毒。我立即挣扎着坐起来，从床头柜拿杯子，喝了一大杯水，身体就缓和一些了。我平时看医生给病人做检测，知道病房有一台测血糖的仪器，我就自己去测了血糖，血糖指标28.9，正常人是6，这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我的血糖超出正常人很多倍，必须降血糖。我注意到平时医生给病人降血糖，病房里有降血糖的胰岛素，我给自己打了十个单位的胰岛素，然后又喝了一杯水，回到病床上躺着，身体渐渐舒缓。早上医生来查房，我跟他讲了我自救的经过，医生给我测了血糖，降到了8.9，医生夸奖我，自己把自己救过来了。

在重症监护室住了八天，我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症状也缓解了，我换到了普通隔离病房。 我的一些朋友就没有我这么幸运，我所知道的和我同在摄影爱好群的就走了五个。1月19日他们一行八个人到江滩户外拍照写生，拍完后一起吃了饭，然后陆续发病了。和我关系比较好的一个摄影爱好者，今年才58岁，身体很好，他比我晚五天住进医院，拖到重症了才住进汉口医院。有一天我收到他的信息，他微信语音跟我说：“哥，我感觉快不行了。”第二天，有人告诉我，他死了。他身体比我还壮实，如果早几天住进医院，可能能挽救回来。去年我和他一起去南疆旅游摄影写生，欢乐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今年我们约了一起去海南摄影，但他不在了。

治愈只是煎熬的开始

住院期间，我做的后四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肺部吸收了，经过医院专家组综合审核，2月14日，我治愈出院了。我原来以为治好了病，生活可以回归正常了，没有想到后面还有漫长的被“隔离”的生活。

这个新发传染病，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医生对很多问题还未有科学定论，大家对这个病还是恐慌，我自己也恐慌。首先不知道是否会有终生后遗症。我1.72高的个子，生病前体重将近160斤，现在130斤，体重降下来30斤，吃东西补，体重也上不去，腿瘦得两根细棍子。呼吸不顺畅，胸口总是隐隐作疼，动作幅度大一点，气就会有点提不上来，气管和喉咙这个地方感觉被东西堵住了。晚上睡觉不踏实，容易被憋气憋醒，很难深度睡眠。我和其他病友交流，不少人反映有这个问题，一个治愈的患者说，走路走快了就喘气，要站住休息下才能继续走路。我准备吃中药调理顺气。

身体上的后遗症还不是最恐怖的，最大的是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近来媒体陆续报道有治愈者复阳的问题，尽管复阳患者的比例很低，但我还是很害怕，担心自己的病情是不是会反复，会不会传染给家人。还有人说，这个病可能会像乙肝一样，终身携带，尽管科学家否定了这个消息，但大众还是很恐惧。

我回到家后很小心，我老伴有呼吸道的老毛病，身体底子弱，千万不能传染她。出院已经一个多月了，中间又去隔离酒店集中隔离了14天，其他在家时间，我每天除了吃饭就一个人呆在自己的卧室里，在家也是戴着口罩和手套，吃饭的时候我一个人独自吃，上完洗手间，我会用84消毒，还有我摸过的门把手等地方我都会自己消毒。从生病开始，我就不让女儿回家。

这个病很考验人性，它把人们分开，即使是我的亲兄弟姐妹对我也是有戒备的。我的亲兄弟叮嘱我，“你不要出去走动了，你的病还可能复发的。”他们本意是关心我，但我听了还是有想法。最让我难过的是我的亲妹妹，妹妹比我小很多，往常我最疼爱她，两家走动得很多，有好吃的我总惦记着她。但是自从我生病，她没有问候过我一次，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只跟我老伴通过一两个电话。在我病重的时候，我老伴给她电话，哭着告诉她哥哥快不行了。我小妹妹立即说：“不要跟我说这个，不要说这个。”把电话挂了。她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晦气的事，这个伤了我的心。

亲兄弟姐妹尚且如此，外人对我们这类病人更是有偏见。尽管我们已经治愈了，但别人依然看我像看到病毒一样避而远之。我原来是一个爱热闹的人，退休十年，生活安排得满满的，我参加了武汉最大的一个户外群体，里面有摄影群、游泳群、骑行群、户外登山群。我生性乐观开朗，什么都玩，有很多朋友。那些微信群现在都冷清了，我曾经给朋友们发过微信，转一些预防新冠病毒的科普帖子，没有人回复。但武汉有个治愈的人复阳后死亡的消息报道出来，不少人都把这个帖子转给我，我自己已经看到这个帖子了，本来就害怕，还不断被周围人提醒，心里更难过。我已经被我喜欢的社会隔离了，没有人跟我交往，人们在语言上和行动上表达拒绝。在这个传染病没有百分百被人类攻克前，在疫苗没有出来前，人们认为我们这类病人是危险的，治愈只是暂时的。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善待他们，欢迎大家评论区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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