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关注连岳了，因为他已经变馊很久了。

没想到这次他也站出来，嘲讽一个在灾难中心写日记的退休老太太。

连岳说：

别再用纳税人的钱养一堆作家了，别以为养着他们就自然是你的吹鼓手，更大可能是享受你的待遇、福利与特权，还要搏一搏反体制的美名.

关于“别再用纳税人的钱养一堆作家了”，这句话本身是对的，文人艺术家，本来就不该被体制圈养，浪费纳税人的钱，还腐蚀了文学艺术的独立精神。

但问题在于，连岳没有看到大批歌功颂德的作家，反而盯住了极个别不参加大合唱的人，暗讽方方“反体制”。

方方作为一个退休老太太，与千万武汉人困在灾难的中心，她根据自己的见闻，碎碎念地写一些日记，因为真实的味道，引得无数民众跟随阅读。他们内心也有这样的压抑，无处诉说而已。

方方追求真相，不正是我们大众所期待的吗？不正是中央的精神吗？

连岳以此就给方方扣上“反体制”的帽子，摆出一副岳不群那般名门正派的姿态。

说到反体制，连岳自己才是这方面的标杆。

他看到自己上热搜，很快又写了一篇，在这一篇文章里，连岳说：

“民主并不是更好的体制，它是更坏的体制。”

“一个喜好市场的君主制国家，好过一个民主国家。”

而民主，恰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二个词语。

连岳，你想怎样？

早在20年前，连岳只是公知身份。

2000年，连岳成了《南方周末》的记者。那时候，《南方周末》可以说是中国公知的聚集地。

2002年，他又成了专栏作家，天天针砭时弊，还回答情感问题，逐渐走红。

连岳还是公知聚集地牛博网的主力作者，这个网站因为经常发表不恰当的言论，后被依法关闭。

他经常接受外媒的采访，对中国的民主等问题说三道四。

为了宣扬自由，连岳的三观经常很出格，在《笑贫不笑娼是正常的》一文中还公然写到：

“一个有自由的国家，一个公民有权利的国家，一个尊重财产权的国家，一个想繁荣的国家，一个人与人互相尊重的国家，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一个好国家，色情业必然应该合法化。成年人有卖淫嫖娼的自由，在进行性交易时，不用担心任何人的打扰.... 剥夺一个人卖淫的自由，就是局部奴役此人，甚至让此人陷于永远贫穷。”

因为色情业是非法的，连岳居然就认为中国没有自由，公民没有权利。如果有，那你的色情业就应该合法。这是什么逻辑？
总之，在那个看起来松散的时代，做公知，对连岳来说，是个名利双收的好生意。他也如愿做到了。
如果他像他曾经的南方系战友一样，一直走公知的道路，倒也是个汉子。

可是后来，他敏锐地捕捉到大环境已有所变化，自己必须改头换面，以新的面孔示众。

他不再提从前的公民、民主，不再去碰那些虚无的东西。

他的文章从此围绕着这几个话题：有钱才有自由，去北上广才有希望，房价是一种信仰，弱者不值得同情……

他的文章走向了“成功学”，满满“正能量”，成为新一代的鸡汤教父。很快，他依靠炒房、带货，实现了自己的财富自由。

即使在挖苦方方、嘲笑民主的文章里，他也不忘同时发送四条带货的文章，又是书籍，又是护肤品，又是蛋黄酥，又是清洁剂。

他一个码字的，懂这么多产品吗？不懂，他只是卖，他的读者里有足够的韭菜。

连岳，对于自己成为一个既得利益者，很是满足。他写道：

“我现在很善意，因为世界对我很善意。我生活幸福富足。”

“我自己活得滋润，却要老想着世界的坏，那太虚伪了，我做不到。”

因为自己过得好，就看不到其他人的悲苦？看不到世界阴暗的角落？从没见过一个既得利益者，把自己的麻木说得这么清新脱俗。

古今为中外，多少名门望族出身的作家、艺术家，在为底层人民呼唤，在为社会不公呼唤？

可惜连岳认为这样不正常，你自己过得那么滋润了，还装什么装？

也许在这场疫情中自己的存在感太低了，连岳不明白方方这种人为什么因祸得福地走红。他顾及文人的斯文，没有直接点名开骂，眼看方方停更日记，再不骂就没机会了，于是就用讽刺的手法，将枪口对准了一个在灾难中心写日记的退休老太太。为了攻击方方，连岳不惜诋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鼓吹君主制。

他没有罗永浩的那种口才，需要这样标新立异的文章来带货，并且如愿上了微博热搜而很高兴，赶紧又写了一篇，又附上了几篇带货的广告。

他批评政府，他非法率众游行，他倡导成功学，他诋毁民主，可他依然觉得自己是朵白莲花。

他就是连岳，一个根据利益而随时变色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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