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22日，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黑帮大佬，曾是上海青帮大头目的杜月笙，开始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开启了一段红与黑交融的传奇人生。

晚清民国，是中国近代最为动荡的时期，因此民间萌生了诸多帮会，其中最为著名的三大帮会，在华南活动的洪门，也就是《鹿鼎记》里的「天地会」，在西南活动的哥老会，以及在江南一带的青帮。

今天的主角杜月笙就是青帮历代最为显赫的头目之一。

青帮往事

早在清朝雍正四年，潘清、钱坚以及翁岩三人就创建了青帮，青帮原本并不「黑」，早期帮会成员多是水手，以漕运为业，所以又称粮船帮，主要在江南一带流传。

当时的帮规分为：三准三不准（准借不准偷、准打不准骂、准充不准赖），三露三不露（遇急、遇难、遇盘查露，外人、熟人、亲人不露），三谈三不谈（同道能谈、香堂能谈、告帮能谈；茶馆不谈、酒肆不谈、澡堂不谈）。

就这样，宛如大家庭的青帮一下就吸引了很多穷苦底层的忠义之士，加入青帮的兄弟义字当头。

乾隆年间，青帮被清廷视为威胁而取缔，才转入地下活动。清末漕运没落，海运兴起，大批青帮人士来到上海，从事各行各业，青帮「黑」化之路开启。

青帮在民国上海除了从事大多数黑帮都在做的基础业务外，还有两项增值业务：一是暗杀，二是武装镇压。

他们参与过袁世凯对宋教仁的暗杀行动；在「四·一二」事件中，他们又联合其他帮派屠杀亲共罢工人士五千余人，甚至还直接参与了后来的第一次国共内战。当时，发生在上海的任何一件足以改变国内形势的大事，青帮都不愿意落下。

过去，金三角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洛因产地，也与青帮有关。建国后，青帮离开上海，在香港开设了海洛因工厂，培养了一批「化学家」。后来，这些「青帮化学家」在缅泰边境开设了第一个制作纯度最高的「4号海洛因实验室」，金三角的海洛因从此「一炮而红」。

黑色童年

清光绪十四年农历七月十五，杜月笙在江苏川沙（今上海浦东）出生。

他出生的七月半就是民间俗称的“鬼节”。民间忌讳七月半鬼节出生的人，他们把这天出生的孩子叫做「天胎」，迷信认为这样的孩子命格太硬，克亲人。

杜月笙的父亲也是基于这个考虑，于是给孩子起名「月生」。至于后来改称「月笙」，则是显达之后，得了朴学大师章太炎的点拨。

杜月笙童年的时候，父母因为染上当时流行的疫症，无钱医治，相继离世。抚养他的舅父始终认为这个外甥生来晦气，加之品性顽劣。于是，还是少年的杜月笙，就被自己的舅父赶出了家门。

14岁的杜月笙离开了浦东高桥老家，去到了对岸繁华的上海滩谋生。为了不使孤身一人的自己在大上海闯荡受人欺负，他加入了青帮。

根据多处资料记载，当时的杜月笙在十六铺的水果行打工，销梨无数，为他在险恶的黑帮争斗里练就了一手好刀法的基础。

青年杜月笙

杜月笙在23岁时开始贩毒，因为过人的胆识和圆滑的处事，得到了黄金荣的赏识。

黄金荣，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以及上海青帮大头目，法租界真正黑白通吃的大人物。杜月笙的天字第一号大贵人。

自此以后，杜月笙开赌场，贩鸦片，办银行，迎娶姨太太，出任青帮CEO，跻身上海三大亨之列，走向人生巅峰。

中年杜月笙

红与黑

杜月笙的巅峰时期，如果要在一张名片上印下他的完整头衔，那么一张对开报纸的版面都未必写的全他担任的职务。全国轮船业公会理事长、全国棉纺织业公会理事长、全国面粉业公会理事长、上海鱼市场理事长、中国茶计公司董事长、上海水果业公会理事长……类似的头衔，他多达上百余个。

但如果只是一张普通大小的名片，上面只能印三个职务的话，那么杜月笙一定不会漏掉「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这个职务。

这里的红十字会可不是杜月笙自己随便起名的什么民间「莆田系」红十字会，而是真真正正的国字号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的上海租界，由沈敦和发起缔造。

沈敦和是谁？2020年新冠疫情当中走红的张文宏医生，是华山医院的传染科主任。而华山医院的前身是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正是一百年前由沈敦和创办的。

中国红十字会最初的名字叫「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直到被清廷收编，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后，开始从民办变为国有。辛亥革命后，最终定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在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任内，中国红十字会加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为了世界上第23个国家红十字会。

杜月笙当选为总会副会长的时候，时任的会长是促成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人称「中国奥运之父」的王正廷，名誉会长则是蒋介石。

由于杜月笙在民间的超高威望与调度资源的强大能力，杜月笙实际上成了后来中国红十字会的核心领袖，三次续任，1934年-1946年，长达12年。

这段时间，中华民族经历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深重的苦难，也是中国红十字会历史上艰苦卓绝、迸发光芒的时期。

红会聘书：会长 蒋梦麟，副会长 杜月笙、刘鸿生

热衷慈善

在任职红十字会之前，杜月笙在中国慈善界，已颇具威望。

父母因时疫而死，杜月笙从小失去双亲，还要背负克死双亲的污名，使得他尤其关心底层人民的疾苦。

早在他在江湖上初露锋芒时，每年夏天，他就会采购大量的「莎药水」「行军散」，送回老家，挨家挨户免费送给乡亲们。如果他亲自送，他总不忘同时叮嘱乡亲一句，「盛夏时令，易染疾病，要讲究卫生，防止时疫流行。」

发迹后，他每月初一十五会给上海的贫民发救济金，另外又一手创办上海乞丐收容所，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市救助管理站。

1922年，浙江爆发了罕见的水灾，历时长达半年。灾区之广、灾情之重、灾害时间之长，被称为「亘古未有之奇变」。

这场灾情从4月份的余杭暴雨导致山洪爆发开始，蔓延到全省各地水位暴涨，到处发洪水，到了8、9月份，随着台风给温州和台州带来的新一轮强降雨，灾情愈发严重。田毁屋倒，桥倾山崩，「积尸蔽途，哀鸿遍野，其凄惨状况，实不忍睹。」

浙江壬戌水灾

杜月笙迅速出面搞募捐活动，他请来当时最有名气的一众京剧名伶，在上海破天荒的搞起了「九班合串」的赈灾演出。这可以说是民国京剧版的全明星演唱会，好比63年后西方国家的LIVE AID「拯救生命」演唱会。

他当场捐出三百大洋，为当时赈灾演出捐款最多者。在他的带动与号召下，演出现场的观众和嘉宾们纷纷捐款救灾。募捐结束，杜月笙一再强调，「把每一粒粮食都送到难民碗里，绝不让官员染指！」

此外，杜月笙和武汉也颇有渊源。

1930年，长江武汉段决堤，武汉水灾爆发，受灾地区16省，灾民5000万，杜月笙带头成立水灾救济委员会。

1932年，武汉疫情爆发。4月23日，首例霍乱病例在武汉出现，当时的武汉也是中国内陆最大的交通枢纽，这次疫情迅速向全国扩散，4月26日，上海便有新确诊病例。杜月笙在浦东高行紧急创办了浦东济群医院高行临时分院，相当于民国上海版的「火神山医院」。

而这样的时疫医院，杜月笙先后创办过5所。

因为杜月笙对救援运动的热忱和他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同时又具有长期的赈济组织工作经验，早在加入中国红十字会之前，杜月笙就被推选为上海慈善团体的理事长。

当时和杜月笙一起在慈善界并肩作战、相互鼓励的，还有他的好友——上海《申报》的总经理史量才。

因为与蒋介石政见不合，史量才在1934年11月遭到了特务的暗杀。在此之前，史量才同时兼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一职。史量才死后，杜月笙继任他在红十字会的这一职务，同时也收购了《申报》。

红十字会时疫医院外景

抗日第一

杜月笙正式加入红十字会之后，随着日军的入侵，他也把慈善重心转向了战时救护。

1937年8月13日，日军全面进攻上海。上海守军在正面迎战，杜月笙则在后方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的名义，联合社会各界团体，成立上海市救护委员会。

今天的方舱医院，杜月笙在抗战时期也搞过。

当时，他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多地筹划设立重伤医院，每家医院收治伤员少则二三百人，多则三四千人。

同时发生在这段时期的，去年管虎导演被撤档的影片《八佰》，讲述的那场荡气回肠的「八百壮士四行仓库保卫战」，背后也少不了杜月笙的影子。

为了吓阻日军，四百余名国军将士，对外虚称八百人，驻守在苏州河北岸的闸北四行仓库，经过持续四天的鏖战，抵抗住了日军的多番进攻，掩护大部队撤退。

当杜月笙得知守军断粮的消息之后，他迅速将食物、水果、衣物、器具等给养准备好，派人秘密运送到前线。

传闻，当时日军久攻不下，曾向法租界负责人提出借道。而在场的杜月笙当即对此强烈谴责。

抗战中的红十字会医院内景

此外，杜月笙虽然曾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夕，杀害当时的上海工人运动领袖——共产党员汪寿华，和中国共产党交恶。但在国共联合抗战期间，也曾为八路军捐过物资。

为了预防日军的细菌战和毒气战，八路军需要防毒面具，中国共产党的「王牌特工」潘汉年与杜月笙多有往来，随即向杜月笙求助。杜月笙紧急从荷兰进口了1000套防毒面具，专门送给八路军使用。

此外，杜月笙也学习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他与国民党的情报头目戴笠联合，在上海创办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配合国军作战。

这支武装游击部队由1万人组成，队员以原来的帮会成员和工人为主，除了打游击战，还负责暗杀日军间谍及我方汉奸等工作。

杜月笙自己出钱捐赠了5000支快慢机手枪，又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动员除帮会成员和工人之外的学生、店员、失业青年入伍。

这支部队后来改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正是红色经典样板戏《沙家浜》中的那支「忠义救国军」。

尽管在对付共产党人这方面，戴笠的手段更甚于杜月笙。但两人在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思想上，是保持高度一致的，戴笠也十分欣赏杜月笙的爱国情怀。对此，杜月笙评价自己，「人之爱国，谁不如我。」

红色经典《沙家浜》

红会奔袭

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多次搬迁。

1937年底，红十字会总会撤退到武汉，杜月笙立即赶往武汉，在武汉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设置驰援武汉医疗队37队，后来又陆续增加到178队，共有工作人员近3000人。

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室迁移香港。红十字会利用香港特殊的地位，接受海外侨胞捐助的物资，并同时筹措救护事业的经费。

这段时期，可以说是杜月笙毕生最繁忙的时期。

因为除了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里的工作，杜月笙同时还担任国民政府设立的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委，负责第九救济区，也就是广东、广西、福建三省的救济工作。

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将第九救济区办事机关与中国红十字会机关一起设在了他在香港九龙柯士甸道的自家公寓楼里。

对于海外侨胞对抗战捐助的天量物资，杜月笙不管人手多紧张，不允许积压，总是争取在第一时间尽快完成物资分发工作。

即便在工作量如此巨大的状态下，他还不忘联动戴笠，积极收集沦陷区的前线情报，找机会铲除汉奸。被除掉的汉奸中，就包括了他曾经的青帮同门，那位和他、黄金荣并称为「上海三大亨」的张啸林。

杜月笙（左）、黄金荣（中）、张啸林（右）

1940年，香港濒临沦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再一次转移到了重庆，杜月笙也跟着撤退重庆，继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办理前方救护、后方空袭救护等工作。

1942年，杜月笙筹建了民国重庆版的「火神山医院」，该院有床位300张，各科设备齐全，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时后方医院。

杜月笙在全力做好红十字会救助工作的同时，也会根据需要，随时切换到黑帮大佬的身份。

地处西南，当时国民政府运送物资经过滇缅公路，经常会被当地的哥老会拦路抢劫，但是只要杜月笙出面，以同行友帮的身份打一声招呼，车队就可以一路畅通。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回到了上海，又恢复了上海红十字会分会。

整个抗战期间，虽然红十字会总会的办公地点几经变迁，但杜月笙始终紧随其后。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个抗战时期，杜月笙是领导中国红十字会的真正核心。在他的领导下，据统计，到抗战结束时，由中国红十字会救护的军民总数已达260万人。

抗战中的红十字会战地救助

枭雄落幕

为了洗恶而行善也好，为了消除童年家贫父母早逝的阴影也罢，荣辱一生，杜月笙的晚年过得并不遂意。

1949年前夕，杜月笙没有选择相信哪个政权，而是留在了香港，还因此一直担心自己会遭蒋灭口，没过多久便不幸中风。三年后，他黯然离世。

1952年8月16日，他在弥留之际对妻子说，「把我的尸骨带回上海，葬在浦东高桥老家。」

然而他的遗愿未能实现。杜月笙的遗体最终被运往了台湾，至今还葬在台北汐止大尖山麓，墓地坐东南、朝西北，面朝上海。

台北杜月笙墓

国产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讲述的就是有关杜月笙和他的那个时代的故事。

影片的最后一幕，由葛优饰演的「陆先生」（人物原型杜月笙）在解放前夕选择去往了香港。

在香港接受通关检查时，随着「陆先生」脱下帽子，举起双手，电影落幕。一个善恶模糊、忠奸难辨的混沌时代，宣告结束。

杜月笙，与他的青帮，与他的红十字会，也在中国历史长河里留下了一段红与黑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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