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4月28日电 (记者 张蔚然)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人类面临严峻的公共卫生治理危机。如何在采取“非常措施”阻断病毒传播的同时，最大限度保障人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基本生活物资和生活需要等核心权利，不仅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道“必答题”，也是国际人权保护重要命题。

受访专家向中新社记者表示，同处一个世界，无论是启动“举国体制”阻断本土疫情传播，还是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参与国际合作，中国对疫情之下“人的境遇”的关切已经超越“一国一域”。

这种关切首先贯穿国内防疫“上半场”。在前段时间疫情防控紧急状态下，各省相继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常健指出，随着各类应急措施的实施，加之传染病的特殊性，对生命健康权的保障和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保障之间存在一定张力。“基于不同的国情、历史、文化和信仰，各国对此二者的优先顺序有各自的理解，人们应尊重这种差异和多样性，但绝不应将自身观点强加给其他国家。出于对生命高度负责的态度，中国将生命健康权放在首位，这是一个已被实践证明的正确决定。”

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法学院教授张万洪说，国际人权条约允许国家在紧急情况下克减所承担的人权保障义务，中止公民在社会正常状态下所享有的某些权利。除平等权和生命权等权利外，其他如迁徙自由、隐私等权利都可以克减。中国的做法符合人权条约规定。

从实践看，绝大多数中国人从一开始就充分理解防控措施的必要性，选择“宅家抗疫”，这样的“全民默契”在全球是少见的。“中国在个人自由与公共卫生防疫需求之间成功实现妥协，为紧急状态下公权力的依法履行留出了空间，为打赢国内战疫发挥了关键作用，也为全球战疫赢得了时间。”常健说。

另一方面，从公权力履行轨迹看，无论是在形势严峻时期调集4万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还是在形势好转之后决定在武汉保留高水平重症救治力量，抑或是针对不同人群实施“后危机”心理干预，保障个体心理健康，专家认为这些举措“均表明中国不仅慎终如始关切人的境遇问题，也是在以符合人权的方式践行人权”。

这种关切亦在贯穿国际防疫的“下半场”——中国正积极推进国际卫生合作，与各国合力应对全球疫情蔓延态势。

数据显示，中国政府和民间已经或正在向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多批急需的医疗物资援助；截至4月12日，中方已同153个国家举行83场卫生专家视频会议；从3月1日到4月10日，中国共出口口罩约71.2亿只，防护服5557万件，红外测温仪359万件，呼吸机2.01万台，护目镜1369万副。

另一方面，中国多次发出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呼吁有关国家应立即取消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单边制裁，呼吁各国保护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移民等弱势群体权利。

“中国力所能及采取的行动正使很多人受益，这是与国际社会伙伴‘共命运’的体现，也是依据《联合国宪章》以及中国政府批准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进行国际人权合作的一部分。”张万洪说。

回顾世界历史不难发现，当人类社会遭遇战争危机或重大传染病时，总有一些人出于政治操弄目的诉诸种族主义或煽动仇外情绪，此次疫情也不例外。

眼下，一些西方政客正变本加厉打“中国牌”，在妄称中国举措“侵犯人权”的同时，他们所在国家却出现针对中国和华人的歧视性言行；而随着将新冠病毒与中国进行恶意关联言论的传播，海外中国人、各国华裔甚至是整个东亚族裔不得不面对现实或潜在的社会排斥。

“这些言行在国际上虽是极少数，但严重违背国际人权公约相关精神，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包括受害国、受害群体或族裔在内，国际社会应联手加以坚决抵制，否则将进一步加剧各国之间以及一国民众内部的分裂。疫情之下，我们应努力改善人的境遇，而非让境遇变得更凶险。”常健说。

张万洪指出，为保障人的多样性与平等尊严，各国可以有因时因地制宜的不同做法，但必须坚决反对以任何借口实施的歧视行为。“面对危机，人们应重新确立对生命、健康、自由、尊严的共识底线，迸发出超越狭隘国族、地域认同的团结精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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