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4月28日，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300万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的同时，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美国这个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正在展现双边关系中丰富与复杂的诸多层面。

在3月27日中美两国元首的通话中，双方都表达了两国合作抗疫的意愿。面对新冠病毒给中美带来的共同挑战，双方也正在就疫情开展合作。与此同时，美国个别政客持续以不实言论污蔑、抹黑中国，美国政府也拟对华为采取新限制措施，限制制造商向华为提供芯片。

除了中美关系之外，美国断供世卫组织、一些国家互相争夺防疫物资、世界经济面临负增长压力等等也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疫情中和疫情后的世界秩序和格局，以及全球化进程。

对此，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阎学通教授近日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指出，这次疫情对全球化的正面作用是一个严重打击，有些人会更加恐惧和反对全球化，但“他们并不是反对全球化好的方面，而是反对全球化坏的方面”。他还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并不具有二战那种改变国际格局的力量。

阎学通 资料图

疫情中的中美关系与合作抗疫难点

澎湃新闻：国际政治中，非传统安全领域往往比传统安全领域更容易合作，但是为什么此次中美两国在非传统的抗疫领域合作少于对抗？

阎学通：病毒扩散是中美面临的共同威胁，抑制病毒扩散本是双方的共同利益，然而防范病毒扩散是需要付出经济和社会代价的，即国力增长速度要下降。中美实力增长速度的差别直接关系到双方实力对比的变化。当一方实力增长速度严重下降而另一方增速保持不变时，双方的实力对比就会快速向实力增长速度不变一方倾斜。如果中国实力增速大幅下降而美国的不变，中美实力差距将从缩小转向扩大，反之则加快缩小。疫情在中国暴发后，美国认为疫情只影响中国实力增长，不会影响美国，没有与中国合作的意愿。这是相对实力的零和性使得中美在疫情初期未能合作。

美国政府在疫情初期没采取严格隔离措施，疫情在全国扩散后，自然就面临着社会的追责压力。美国政府承担不起防疫不力的追责，试图以病毒源问题把责任甩给中国。于是病毒源问题不再是个国内问题了，而成了国际冲突。在主权规范的国际体系中，只能以主权国家为防疫单位，各国自主决定的防疫政策不同，必然造成冲突。

澎湃新闻：疫情当前，我们留意到美国对华、中国对美都有着非常多元化的声音，您认为疫情当下，美国与中国各界对华、对美认知的共识分别是什么？

阎学通：正如你观察到了，中美两国的舆情都非常多元。社会观点多元意味着社会共识较少。不过，在具体问题上的观点不同并不意味大家对中美关系的认识毫无共识。美国各界对中国认识的共识是，中国与苏联不同，中国在国际上看重的是实际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中国不想与美国进行冷战，因为这对中国不利。中国各界对美国认识的共识是，美国综合实力比中国强大，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在下降；美国衰落是缓慢的，不会像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那么快速沉沦。

两国社会的多元声音有助于阻止极端的所谓“政治正确观念”在双方国内的形成。如果舆论不是多元的，就不能排除极端思想观念成为主流的危险。如果以战争手段一决雄雌的观念成为社会主流共识，其结果将是悲惨的。因此，我们需要防止那些推动中美意识形态之争的势力坐大。

我认为，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从来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争取美国大众支持与我国合作的角度讲，我们可做的事情很多，有两点特别值得考虑。一是一定要区分美国政府和人民，这是我国政府以往多年执行的统一战线原则。与美国竞争不是与美国老百姓的斗争，对美竞争的政策要针对美国政府而不要针对美国老百姓。二是要区分国家关系和人民关系，这可防止助长美国反华势力。两国民间机构和百姓之间有各种各样的联系，这些联系都是促进双边合作的因素。对这样的联系要减少限制，尽量扶持。

数字时代中美竞争的应对之道

澎湃新闻：您此前撰文谈到数字经济时代中美两国战略竞争会集中在技术上，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大国竞争的战略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美国计划采取退出《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策略将对中国企业比如华为的限制从以往的对产品限制提升为对芯片等原材料的限制，这说明什么？

阎学通：在数字时代，大国战略竞争的战略环境变化主要是两方面。一是财富主要来自科技创新能力而不是对自然资源的控制能力。二是国家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来自网络世界而非自然界。如今的疫情让人们清楚地看到，现代生活对网络的依赖性很强，这既意味网络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同时也意味一旦网络出问题其危害巨大。这种环境变化使得大国战略竞争的领域自然集中于科技创新。哪国科技创新能力强且持久，哪国的实力增长就比他国快，也就拥有国际发言权甚至是主导权。

随着数字技术对国计民生的影响日益上升以及中美双方数字技术实力差距接近，中美在数字技术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这是个自然形成的过程，不是人为设计的。目前中美在5G技术上的竞争，本质是5G无线通讯技术标准的规则之争，是以哪国的技术标准为国际标准的问题。

中美在数字技术的规则竞争中主要靠的是技术实力，即技术的先进性且价格低廉。谁的技术得到普遍应用，谁的数字产品和服务占领的市场大，谁就有了规则制定权。不断提高自身创新能力且长期强于对方的创新能力才是竞争的根本。

美国加大对华为的限制是因为华为的技术创新能力比美国的企业强。而当华为的技术创新能力远远超过美国，美国企业需要通过与华为合作提升其科技能力时，美国就不会限制了，因为再限制就不利于美国的科技进步了。

在所有竞争中，都是弱者希望与强者合作以提高自己的能力，而强者不愿与弱者合作，认为自己受益少。

澎湃新闻：中国应当如何“接招”？

阎学通：我以为这有三个方面，一是加强与其他技术发达的国家的合作。德、日、俄、法、英、以色列虽然各自的总体科技能力不如美国，但他们在某些技术上比我国先进，甚至在个别技术上比美国先进。与这些国家进行科技合作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二是调整科技创新政策，给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更多的自主权。很多数字技术创新是自下而上发生的，国家顶层设计的科技项目应限制于个别项目，增加对自主创新项目的支持力度。三是高薪引进外国著名科技人员。体育和娱乐业采取高薪引进外援提高水平的方法值得科技领域借鉴。这个策略的效果取决于引进的科技人员的水平是否高于至少不低于国内的最高水平。引进国际上二三流的人才，这个策略就发挥不出实际作用。

澎湃新闻：技术和数字层面的竞争将如何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世界国际秩序？

阎学通：中美两国的数字技术明显比其他国家先进，两国已经占有了全球数字经济的主要份额，与此同时，由于数字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其他经济领域，高数字化国家与低链接国家之间的差别会越来越大，这意味国际层面的社会两极分化将更加严重。由于中日韩的数字化水平高于欧洲国家，因此世界中心向东亚转移的速度会加快。由于网络安全威胁不断上升，以及产业链的脆弱性增长，互联网碎片化和产业链缩短化甚至国内化的现象有可能出现。

疫情会永久性改变世界秩序吗？

澎湃新闻：目前美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新冠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此时刻美国政府选择对世卫组织“断供”，您认为这些事情本身会对美国自身的国际地位造成什么影响？

阎学通：第一，美国对世卫组织的援助并没有多少，两年总共不到10亿（美元）。对这场疫情来说，有没有美国这几亿美元对全球防疫没有实质性意义。第二，目前全球合作抗疫的核心靠的都是双边合作，多边合作并没有解决合作抗疫中的实质性问题。欧盟已经是多边合作基础水平最好的机制，它们有联合抗疫吗？如果说有一天这个世界真的要进行所谓的全球联合抗疫，首先得是大国联手进行抗疫，而且大国都是双边联手抗疫。大国之间不联手，全世界想联手抗疫是做不到的。

疫情对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死亡人数，多少人得病不是最重要的。美国由于死亡人数全球最多，这对美国的“国际样板”作用将构成重大打击。美国有这么雄厚的物质基础、医疗条件和医学知识，居然成为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这说明这届美国政府的领导力弱，它没有能力运用自己本国的物质资源和科学技术能力来防止大规模死亡，而这正在伤害美国自身的国际地位。

美国政府在防疫问题上如果被证明领导力是低下的，这意味着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力将进一步下降，这不是别人印象中的下降，而是客观上领导力本身在下降。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疫情本身对于当前全球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的影响？

阎学通：基辛格做了一个判断，说疫情将永久性地改变世界，这句话影响比较大。基辛格之所以做出这么一个判断，应该说他是把现在的疫情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些过度夸张疫情对国际格局影响的都是把疫情理解为或者说是作为战争来对待。战争对国际格局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无可争议。但这次疫情没有二战那种改变国际格局的力量，改变不了。

澎湃新闻：我们来看下经济，之前有报道说美国已经有2600万人因为疫情可能面临失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预测，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可能会跟当年大萧条时候差不多。您如何看待疫情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这又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个世界呢？

阎学通：第一，疫情严重的国家经济出现衰退是一个正常现象。失去的时间是不可能抢回来的。世界各国包括国际组织到四月份才认为世界经济会严重负增长，认识得这么晚，我觉得是比较奇怪的。在这次疫情面前，我们看到学者对疫情影响的认识明显比政府和国际组织认识得要早和更为深刻准确。

第二，如果在疫情之下，还有国家寄望自身经济增长能和去年相似，这是不实事求是的。此外现有的国际组织，本身是在世界的无政府体系内建立的，作为国际组织，他们主要起咨询和协商的作用。疫情告诉我们，抗击疫情只能靠主权国家。这是因为，我们今天仍然是主权国家为最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主权是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维持国际经济能够正常运转的根本基础。摆脱主权想做的事情，总体来讲，不太可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由于现存所有的国际组织，国际框架没有以主权为基础，所以他们都很难解决实质性问题。

澎湃新闻：像美国断供世卫、部分国家之间抢夺防疫物资，其实都是打破规律或者说国际秩序的做法，国际社会在应对疫情来临时出现了团结的声音，但是否也不免出现这种打破承诺、变身“丛林法则”的现象？

阎学通：这很简单，在人在要死的时候，会关心规则还是关心生命？对个人来讲是人得活下来；从国家来讲，是国家得活下来。在生死存亡面前，第一原则当然是要先保住命才是最道义的。如果连命都保不住了，那道义在哪？存在是今后是否讲道义的基础，如果不存在了也就没有道义的问题了。

澎湃新闻：在此次全球抗疫过程中，令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件事情？有没有具体个案？

阎学通：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面临生命威胁的时候，这个世界才认识到原来命比钱重要。一句话，经济决定论当下在很多国家影响太大，认为有钱就有了一切，等面临生命威胁的时候才发现钱保不住命，这时候才知道只靠钱不行，保住命是必要条件。长期以来，我就认为一些国家政府过分注重金钱，而对安全问题关注不够。

澎湃新闻：网上也有人关心疫情如果持续下去，各国之间有没有可能矛盾激化最终导致冲突甚至战争的发生？

阎学通：提到疫情会导致战争，我的回答非常简单，这是不可能的！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因为发生大规模疾病而导致战争的先例。疾病本身对人类构成威胁，怎么可能还会再带来战争？第一，应对疾病的国家忙不过来，没有精力去发动战争；第二，无论核国家是否发生疫情，核武器都能防止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第三，即使将疫情归咎于他国，也不会采取战争方式来遏制疫情，因为战争没有消除疫情的功能。

疫情结束后的世界与全球化

澎湃新闻：您在此前所写的《历史的惯性》这本书中，曾经预测过十年后世界的样子，在您的判断中疫情结束之后世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我们所认知的全球化发展方向会在疫情之后继续持续，还是呈现别的方向发展？

阎学通：2013年我在《历史的惯性》中预测了欧洲一体化将倒退。根据我的观察，全球化从2016年开始出现了倒退，或者说全球化的势头从那时就开始弱化了。2016年的英国“脱欧”是典型的逆全球化的开始，这个变化是在反全球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反全球化是指中小企业和普通老百姓对全球化的反对，逆全球化是指各国政府开始加强主权边界，以及对网络的控制，抵制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侵蚀。我认为逆全球化是从2016年就开始的，这场疫情并未改变全球化倒退趋势，而是加快全球化的倒退速度。

过去很多人把全球化理解为是一个正面含义的事情，总是把好的事情归为全球化，把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说成不是全球化。这次疫情让大家看清楚了，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好的方面，促进了人员往来、资金流动自由、形成全球产业链、降低了生产成本，但是它同时也促进了疾病传播速度、恐怖主义全球泛滥、污染加剧、走私贩毒这些犯罪活动更加猖獗，而最严重的是全球化促进了国际世界的社会两极分化，也就是人类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

这样一来，人们反对全球化坏的方面的力量就会不断加强。疫情并不是放大了全球化的坏的方面，它只是帮助人们看清楚了这点。过去人们有些忽视，特别是推崇全球化的人，故意掩盖和否认全球化的负面作用。

澎湃新闻：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形成的大流行对于当下的全球化发展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影响？

阎学通：这次疫情对全球化的正面作用是一个严重打击，有些人会更加恐惧全球化，会更加不支持全球化，会更加反对全球化，也就是说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力量会上升。他们并不是反对全球化好的方面，而是反对全球化坏的方面，而这些全球化坏的方面是跨国公司解决不了的问题。

全球化是跨国公司推动的，它们只想享受好处，它们不管随之而来的负面问题，交给了国家去进行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的对象就是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这次疫情暴露出，任何跨国公司都没有全球治理能力，防疫中最多能起配合政府的作用。当全球化的负面作用来的时候，享受全球化最大好处的跨国公司没有承担全球抗疫治理责任的，这次防疫都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进行防疫，没有以企业公司为单位进行防疫的，当然这些企业也没有这样的权力。

这次疫情之后，全球治理肯定会变得更弱，对全球化负面作用的抑制能力可能更差。严格意义上讲，疫情会使全球化的正面作用加快萎缩，但是没有人能知道疫情能否使全球化的负面作用也萎缩，至少现在还不知道。我判断，疫情之后所有的跨国公司都会缩短它们的产业链，因为产业链长了，危机带来的代价太大，承受不了。世界上的大国，也一定会推进产业链的集群化，也就是国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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