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

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细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头脑混乱就像疯狂一样，它本身也是易于传染的。

——勒庞，《乌合之众》，广西大学出版社

我们现在跟外国人沟通的时候，真的可以感觉出来，人家就是那种藏的极深的恨。

——《一个疫情倒爷的自述》

不宽容的根源只有一个，那就是恐惧。

——房龙，《宽容》

为什么在现代文明社会，仍然会发生世界大战、种族大屠杀、校园枪击、集体变态（N号房）、街头暴乱等残暴的反社会、反人类行为，有些事件的凶残程度，甚至超过古代、原始时代。这是著名社会心理学教授弗兰克尔一直苦苦追寻的问题。

他说，“作为心理治疗师，我在工作中能够帮助很多个体，但同时社会却在大批量地制造更多的精神患者......”（弗兰克尔，《心灵考古》）。

就像股票突然熔断，看似已经脱离动物性的现代文明社会，集体良知在某个特殊的历史时段也会突然“跌停”，出现返祖和集体丧失人性的现象——纳粹屠杀几百万犹太人的同类相残行为，恐怕连动物和我们的史前祖先都做出不来。

这样的集体道德突然塌陷的可怕现象，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仍然一再上演。人类的这种自相残杀行为，根本上是来自社会集体心理的极度扭曲。有些是显性的文明、文化冲突，有些则来自集体潜意识、无意识。

此时，我们正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理上的传染病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会心理的恶化，尤其是集体的潜意识在悄悄的发生变化——对立、割裂、仇恨的病毒正在滋生，并快速的向全世界、全社会传染。这可能是比新冠病毒更可怕的“精神瘟疫”。

一、疫情造成的心灵创伤：集体焦虑与戾气

我们今天经历的是一场生理学意义上的瘟疫，病毒的传染和爆发直接伤害的是人的肉体。但是，在由疫情引发的混乱局面下，隐藏着另一股悄悄发生的暗流——心理和精神层面的“瘟疫”：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一改往日的信任和合作，开始相互猜忌、相互指责、相互仇视。价值观、意识形态和信仰之间的冲突和敌对，多少年来似乎从没像今天这样严重。

戾气和冲动很容易传染，这是精神瘟疫与新冠病毒的相似之处。仇恨的心魔一旦打开，就会像病毒一样迅速在人群中蔓延；人与人之间不再是求同存异、容忍异己的宽容，而是陷入互不信任、互相厌恶的焦躁氛围。不同频道的对话，鸡同鸭讲，人们越来越没有耐心倾听。积聚到宏观层面，就是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和社会撕裂。这种精神瘟疫，所造成的损害，可能并不比生理病毒轻多少。

黑衣暴徒 图源：《独家》

我在《忧伤的香港》中已经提醒集体性心理疾病的传染性和破坏作用。虽然可能一开始，集体的诉求是理性的（民生、法制、公平等），但是在集体行动的过程中，特殊氛围的过度渲染，比如煽动性口号、带头效应、冲动展示、不实传闻、虚假视频的传播等，会带来逆向淘汰的效果。理性的声音逐渐被压制，变得衰微而异类；相反，带有极端目的、扭曲本意的“狂热分子”会登上大众舞台。这个时候温和派或者退出，或者也转变为激进派。总之，在浩大的群众运动里，一般不会存在温和的稳态。

当前来看，或许这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距离和隔阂，人与人之间不再信任和宽容，而是相互猜忌、争吵和互怼。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公共事件，从吹哨人到圆圆日记，从病毒起源到制度优劣，本来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亲密无间的同事、同学、朋友，甚至是生活在一起的亲人，都突然会因重大事件和人类前途方面的三观不合而割袍断义、互相拉黑。

同病毒一样，精神瘟疫也有巨大的破坏力，有时甚至比疫情更加可怕。相互猜忌和对立，上升到国家和民族层面，就可能引发“冲突螺旋”：疫情—困境—敌对—更大的困境—更严重的敌对。而对抗的形式从舆论战、贸易战、金融战等相对温和的领域，很容易转入冷战甚至是恐怖的军事战争。而对于杀伤性武器烈度已经抵达顶峰的今天，即使不用核武器，局部战争所造成的代价也不是人类所能承受的。

我们回顾一战和二战以前的国际局势，都具有这种浓厚的猜忌、对立、仇恨和狂热。意识决定行动，在疯狂的集体行动之前，人类社会的底层已经涌动着心智扭曲的暗流。它虽然看上去只是像一场“慢性病”，看上去似乎就几个人在散步一些极端的思想和言论，但是一旦遇到合适的气候，就如同汽油或干柴沾上了火星，一场声势浩大的来自人类集体心灵或潜意识（集体无意识）的运动就会席卷大地。对此，茨威格对一战以前（《昨日的世界》），德鲁克对二战以前的这种诡异的氛围，都有着细致入微的描述（《旁观者》）。

这种集体心理瘟疫的可怕之处是：它像病毒一样不可控，具有高度的传染性。有时候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滑向不可收拾的深渊。而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心理瘟疫会在互联网社交媒体快速传播，那些带有个人极端情绪和戾气的尖叫，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舆论热潮。这些“键盘行为”，虽然在短期内并不会付诸实际行动，而且还会因为宣泄而降低烈度，但累积时间过久，就很可能演化为现实的行动。比如最近几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街头暴乱行为。

图源：《日本键盘侠杀人事件》

本次疫情发生后，人们之间的割裂正在变得前所未有的大，并不是因为害怕传染导致的距离拉开，而是对各种热点的立场和三观差异太大。这种集体心理的变化，可以看成是这次大疫情带来的精神创伤。当个人遇到突如其来的灾难，需要心理医生或专家的干预，集体心灵的创伤该如何修复？在灾难面前有两种选择，对于理性的个体来说，最优的选择是选择与他人合作共同应对不幸。但是对于集体来说，一个国家、一个种族，很可能会走向另一种极端，将不幸转嫁到别人身上。更加令人担心的是，集体情绪和认知的变化，一旦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就可能形成可怕的民粹、法西斯、暴力运动和军事对抗。这时，来自集体精神疾病转换成的极端行动，会形成后疫情时期的二次伤害。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范式”，将会以一种极其惨烈的形式呈现。

二、文学叙事与思想的贫困：禁锢的后果

我们不知道这是本来就有的认知上的差异，还是因为疫情隔离时间太久而产生的暂时的焦虑、狂躁甚至是抑制不住的歇斯底里。但有一点我们比较确信，那就是信息爆炸和自媒体时代，人们获取信息和意见的渠道，很容易被单线条的传播和极端化的表达所左右。一方面，信息高频时代，人们已经失去了深度和长时间阅读和思考的耐心，大量的快讯和短视频占据了信息渠道，个人独立判断的时空被剥夺，在浩如烟海的线上集体群落里，很容易形成极端化的情绪和意见。

被隔离在小小的空间，获取信息和与他人交流只能通过线上。而线上自媒体制造的各种讯息和内容，往往带有片面、夸大、高频、充满冲击力的色彩，加重了人们的情绪：如果对世界的感知只靠一篇篇脸谱化、简单化、线性化的热文，而不是亲身体验和深度阅读，那么就难免制造简单的“左右”对立。因为现实本身是复杂的，任何线性化近似的表述都会带来偏颇和极端的认识。

另一方面，长期的管制和禁锢，导致这个社会的叙事能力严重不足，思想贫困，缺乏由多元化形成的容错体系。文学退化，这个时代缺乏真正的记录者。文学娱乐化、浅薄化，文学家让位于喧哗的网络写手。而这些写手明显没有勇气和能力担负起这场史诗级疫情的刻画者。

如果语言与现实之间存在映射，像本次疫情这样大事件的描述，需要《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罪与罚》、《红与黑》等这样的伟大的作品，她们通过有血有肉、立体式、史诗级的高超文学技艺来描述现实的是是非非，让人们得以全方位的看到在这个大时代的宿命里，每一个个体的卑微、渺小、坚强，以及悲壮的英雄主义。

文学是呈现现实原生态的一种方式，它不卑不亢的站在“上帝视角”，通过对“人”的刻画（尤其是内心活动），来还原一个个具体的细节以尽可能的靠近真相（真相似乎用于无法实现，但可以无限接近），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大赞歌”和“大字报”，也不是空喊的口号和一篇篇八股新闻。整齐划一的语境秩序中，往往是空洞的美学和思想。

本次疫情爆发的整个过程中，主要靠一本日记承担起民间叙事的责任。日记是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她真实但又过于自我的从一个女人的视角来置身其中的“旁观”这场大灾难，难免有抱怨、愤怒和个人情绪的表达。一个宽容、平和和理性的社会对一本个人日记，不应该有如此大的激愤（当然可以不同意、不认可）。

换句话说，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从法治的角度（传染病法、公共卫生法等有明确的民事和刑事追责要求）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把愤怒转嫁到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作家身上。更可怕的是在没有明确证据下，上升到了卖国贼和汉奸的角度。更有一些人，甚至组织起来要对当事人实施人身伤害。这难道是正常的社会心理？

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日记的文学叙事能力严重不足——过于单薄，过于自我（很多都是家长里短的“听朋友说”），很多描述来自朋友圈和自媒体，而不是实际体验——这就陷入了叙事空转和自我循环。当然，作者本来并没有把日记当做严肃的文学作品来看待，只是一种个人情感的抒发。在隔离和封城的日子里，人难免焦虑和憋屈，武汉某个小区集体呐喊和唱国歌的短视频，展现的也是这一点。但是，作为职业作家，为什么不能更加严肃、更富有责任感的去描写和刻画？要知道这是她的本职工作。一定是什么在禁锢着作家们的表达边界！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遗憾。文学和思想作品本来是治疗精神瘟疫的良药，但她们在笼子里早已失去自我。当人类需要文学家和思想家的时候，他们并不在场。文学的死亡意味着任何一种缺乏叙事能力的记录，都将引发激烈的争论和严重的分歧。我们已没有足够出色的文学家、思想家，有能力将这次疫情置于人类共同命运的高度，让不同国家的人们放弃隔阂、矛盾和冲突，携手并肩作为同一个地球村的村民们，一起为战胜疫情而努力。

图源：微博

于是当大疫情来临，一方面各国在抓紧研制药物和疫苗，另一方面在争夺叙事和话语权。对于一些国家，文学死亡和思想贫乏的恶果终于显现——情感越是单薄，心态越容易惶恐；认知越是浅显，情绪越容易极端。当灾难和剧变来临，长期浸淫于物欲和禁锢于认知中的人们，最容易患上集体或者社会精神疾病——乌合之众的大众心理与群众的臆想癫狂。

集体的非理性就在这里，在嘈杂的欢呼和声讨浪潮里，无法听到理性的声音。或者说是无法听到有力量的理性又富有温度的声音。在病毒疫情导致的精神瘟疫里，人们需要出色的文学家去叙事，卓越的思想家去启蒙，伟大的文学和思想作品，都是治疗集体心理瘟疫的良药，也是防止战争、民粹运动等悲剧发生的精神疫苗。（当然，疫苗不是一劳永逸，新的精神瘟疫还可能爆发）

三、走出“乌托邦与文明的悲剧”：宽容和信任系统的重建

从集体行为学和社会心理学角度，虽然单个人的微观行动是主观的、唯心的，但积聚的人类心理活动交汇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客观”的意识体系和精神世界（客观唯心主义？），这个并不能以个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

当然更值得研究的，是集体潜意识或无意识——人们无法自我察觉和显现的集体心理活动。这个集体潜意识或无意识，可能更加可怕，它深藏在人们的心灵深处，自己觉察不到。当有一天被压抑的情绪以极端的形式释放出来，就像经历了一场噩梦。

法国大革命，德国法西斯，十年浩劫等大运动，实际上是精神瘟疫爆发的结果。一些日常看上去温文儒雅的绅士，在群体的活动中就像“发烧一样”变得凶残无比。当活动过后，如果他们还幸存，会觉得自己就像做了一场梦——在一场精神瘟疫中发病并有幸活了下来。事后问他们为何这样，他们的回答一般是“那是一个非正常的时期”——很少有人发自内心的反省与忏悔。

而每一次大运动中，绝大多数敌人，是自己制造出来的（“敌我“相互制造，一个巴掌拍不响）。在森严的战狼式呐喊声里，温柔、理性和人文关怀的声音，都将被已经点燃的群体疯狂视为妥协、投降与修正主义，甚至是私通外敌。其实不要惊诧，人类五千年历史最大的事件是，公元33年一群犹太民众将一个完全没有罪过，让人们停止仇恨、彼此温柔以待的木匠送上了”十字架“。所以尼采说：你们杀死了上帝。

图源：微博

回顾历史，狂热求战的往往是没真正经历过战争残酷的领袖和身居幕后、没看到过战火硝烟的“文人”。迦太基战神，伟大的战略之父汉尼拔，在军事生涯的后期一直在寻找和平，期间他策划的每一场战争都意在求和。因为战神深知相互残杀并不是未来的出路，而是国家的末路。但是身在后方，远离战火的文臣却对其加脏陷害，最终导致汉尼拔流亡而终。清末的李鸿章也时常处于这样的困境，洞察战局阻止战争发生的言行，往往被深宫中的口头式“战狼”们视为懦弱甚至是卖国贼。这些历史经验深刻的表明：越是没经历过战争灾难的残酷，越是容易成为慷慨激昂的“战狼”。当事情真的发生，他们有几个愿意奔赴前线？即使不奔赴前线，又有几个愿意捐出个人财产？

——虚幻的乌托邦里，隐藏着最深刻的文明悲剧。

然而，站在心理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角度，人类集体心理和行为的这种表现，又不应该被过度的“道德审判”和理性苛责。根据精神分析学的研究，人类集体心灵的演化，与物质文明世界相比异常缓慢，尤其是集体心灵深处的潜意识或者隐藏的精神活动。现代人类的心灵深处，依然受到百万年前冰河世纪开始的残酷的生存活动的影响：“焦虑”保证提前应对，“恐惧”激发灵敏度，“暴躁”产生爆发力，“仇恨”让人赴汤蹈火。只有这样产生力量的极端情绪，才能保证智人在冰河世纪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见弗兰克尔，《心灵考古》）。

这些百年形成的集体性格，一直隐藏在人类的意识和潜意识里。虽然不断被“文明驯化”，但由于史前文明的进化时间太过漫长，百万年的经历和创伤已经积累成现代人的心智基础，短期内很难改变。与漫长的史前人类历史相比，有文字以来的五千年，和工业革命以来的三百年，不过是沧海一粟，历史的瞬间。虽然，人类来自史前时代的野蛮行为不断被现代文明所“驯化”，但由于心灵进化需要更长的时间，人性的改变何其难。一些显性的犯罪行为会被道德和法律约束，但积攒在潜意识里的“怪兽”却只是暂时压制，一旦遇到合适的气候，就会可能被释放出来。

这个合适的气候，往往就是灾难发生的特殊时期，容易形成群体行为的时候。原本遵纪守法的个人，在灾难中往往会失去理智，在群体中会变得充满犯罪欲。声势浩大的群体行为里，个人会产生法不责众的想法，引导着做出平时绝对做不出的极端行为。而号召群体激愤的，往往是一些乌托邦的虚幻目标：它过于美好，以至于让人甘愿放下现在的一切去赴汤蹈火。

那么如何走出这个悲剧？难道人类的命运是注定的？我们应该看到人类文明五千年的进步，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不同国家和种族之间的互动，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野蛮形式。在工业革命后，现代科学技术支撑下，经济、贸易、文化等往来交流，取代武力征服和战争殖民，形成了异国、异族之间不可思议的融合。在史前尤其是冰河时期残暴易怒的人类，现在为什么能如此温和？原因可能很多，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文明在人类心底种下的一颗种子——宽容。

宽容，是展现人类文明进步第一品质（房龙，《宽容》）。用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宽容是指人们对不同于自己观点和认知的理解和容忍。事实证明，当人类普遍变得比较宽容的时候，就是人类文明飞速进步的时候。此时社会氛围一片清明，鲜有戾气，人与人之间对不同的观点相互容忍、相互尊重。在宽容的心智结构基础上，才会在国内形成所谓的和谐社会，在世界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体系。

然而，人类的宽容度，往往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我们需要深思，到什么时候，人与人之间变得如此不宽容了呢？是过高的贫富分化，富人为富不仁？是国家间的霸权主义？是种族间的宗教和禁忌差异，以及互相歧视？是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观差距越来越大，根本无法沟通和交流？

我们时常看到，在经济上行期的增量时代，每个人都能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的时候；在思想市场没有禁锢，人人都可以自由表达的时候；在灾难过去不久，巨大的代价形成了鲜明的历史记忆的时候；在越来越多的人受到现代文明的教育，越来越回归人文主义关怀，并逐渐放弃“乌托邦”的时候，人们内心的宽容程度会不断的提高。同时另一方正反馈机制也会被打开——宽容带来的更深更广的交流和合作，会带来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然后人类的宽容度再进一步提高......如此良性循环下去。

而当事情向相反的方向演化，所造成的不断下降的宽容度，也会形成一个紧缩螺旋（恶性循环），直到人类的不宽容必须通过极端的方式释放和解决。

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新冠疫情这场大灾难，实际上全人类都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疫情病毒，以及由于防控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停摆，让原本复杂精致的现代经济社会变得脆弱不堪，个人的经济状况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在这场大灾难里，由于前期早已积累的种种毒素（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国家主义等），中美之间不是联手合作，而是陷入更深的冲突困局中。这不得不说是当代人类命运的悲哀——两个大国在共同命运的危急关头竟然如此不宽容。

仇恨“易结不易解”，社会一旦陷入戾气的雾霾，治理起来并不容易。仇恨一天内可以形成，但宽容的重建则需要“日久见人心”。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从乒乓外交开始用了近十年。但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警醒到这样的病毒的出现，而且现在正在四处传染和蔓延。心理疾病的疫情也需要吹.哨.人，需要文学的治愈、思想的熏陶和信仰的启示。关于宽容，我们需要再一次回到公元33年发生在耶路撒冷的那一幕：耶稣被染上狂热“心灵瘟疫”的人群送上了十字架，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到最后他也没说一句人间不值得，而是向天祈祷说“神啊，请宽恕他们，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所为”。就是这样的终极宽容，给人类的未来带来了曙光。

（封面图源：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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